幼有所育:新时代我国儿童政策体制的转型

随着我国生育政策连续调整并取得积极成效,在"幼有所育"民生目标的指导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学前教育、儿童福利和家庭教育等四个儿童政策子领域发展显著.借鉴"政策体制"理论,对以上四个子领域的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儿童政策体系在进入新时代以来发生了三个方面的重要转型:政策范式上,儿童养育责任已由"家事"转向"国事";权力安排上,政府成为儿童政策的重要行动者,社会和家庭也逐渐发展壮大,责任被重新界定;组织架构上,儿童政策各子领域的行政主管部门的调整,进一步强化了新的政策范式和权力安排.在实施"三孩政策"、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完善国家—社会—家庭在儿童养育中的责任分担,集中力量促进重点领域发展,将是今后我国儿童政策努力的方向.     

父母期望、学校类型与流动儿童学习成绩

利用"2014年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本文采用分层线性模型分析了影响流动儿童学习成绩的家庭与学校因素。结果显示,家庭层面因素中,富裕的家庭环境和热切的教育期望能够有效地促进流动儿童学习成绩的向上提升。添加学校因素后,家庭经济资本对子女学习成绩的影响不再显著。这充分说明公立学校为流动儿童的学习成绩进步提供了良好的资源支持,弥补了家庭背景的劣势。但教育期望依然显著,显示了父母教育期望对子女学习成绩的强大影响。     

婚姻满意度、婚姻冲突与主观幸福感——上海市不同生育状况“80后”家庭的比较研究

基于复旦大学2012-2013年上海市"80后"大规模抽样入户调查数据,探讨不同子女数量"80后"家庭婚姻满意度与婚姻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无孩群体主观幸福感只受到婚姻满意度的正向影响,一孩群体主观幸福感同时受到婚姻满意度与婚姻冲突的显著影响,二孩群体主观幸福感则只受到婚姻冲突的负向影响,即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婚姻满意度、婚姻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呈现出明显的从婚姻满意度向婚姻冲突转移的趋势。子女数量与幸福感并不是线性关系,一孩群体主观幸福感最强,二孩群体最低,无孩群体居中。由于二孩群体婚姻冲突的程度显著高于无孩与一孩群体,同时二孩群体主观幸福感只受到婚姻冲突的影响,导致婚姻冲突显著降低了二孩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     

预防青少年犯罪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人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就毫无选择地要接受家庭的教育 ,具体说就是父母的教育 ,而这些教育是其人生成长及形成个性品质、心理素质、行为习惯、志趣爱好和道德素养的重要因素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 ,父母是子女的启蒙老师 ,父母能帮助子女创造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和学习条件 ,在人一生中任何人对自己家庭教育是无法摆脱和选择的。父母教育对幼年的子女影响最大 ,子女愈小受父母教育的影响愈深 ,父母的不同教育对子女都起着重要作用。父母的言行举止、生活习惯、兴趣爱好、为人处事时时处处都在影响着子女 ,事实上一个家庭的生活习惯就是这个家…     

婚姻礼仪中民间信仰的家庭代际传递——基于对福建X镇数据的分析

利用在福建农村地区收集的调查数据,借助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信仰知识、信仰信念和仪式参与三个维度考察了农村婚姻礼仪中民间信仰的家庭代际传递过程。结果显示:婚姻礼仪中的民间信仰存在代际传递效应,父母的婚姻礼仪民间信仰对子女的婚姻礼仪民间信仰正向影响显著;相较于婚姻礼仪中的民间信仰知识和信仰信念,仪式参与的代际传递效应更为显著,前两者更多受亲子关系、子女的择偶态度和职业的影响,子女的受教育程度对婚仪民间信仰的代际传递不存在显著影响;婚姻礼仪中民间信仰的家庭代际传递存在性别差异,父母信仰知识对女儿信仰信念影响的显著性高于儿子,父亲信仰知识对子女信仰知识影响的显著性高于母亲。     

北京城市独生子女父母老年居住意愿研究

老年人的居住意愿对代际关系、照料方式都会产生影响。影响独生子女父母居住意愿的因素主要有父母的年龄、健康状况,子女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及两代家庭的住房数量。研究结果表明,子女与父母的文化程度悬殊,会促使父母选择不愿意与子女一起生活。在健康状况允许的情况下,独生子女父母往往选择与子女分开居住。但随着年龄的逐渐增长,父母对得到子女照顾的需求和亲情慰藉的渴望会逐渐增强。     

家庭身体化文化资本对学习适应的影响探析——基于对洛阳市新市民子女的调查

新市民子女的身份转变具有重要学术意义,探究家庭身体化文化资本对其学习适应的影响。调查发现: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孩子学习态度、父母对孩子的沟通鼓励对孩子课堂表现、父母的陪同阅读对孩子学业成绩均有显著性影响,验证了身体文化资本对学习适应影响的重要性。家庭文化资本的再生产理论在新市民子女家庭得到验证,家庭身体化资本匮乏影响其学习适应。政策建议提高新市民家庭父母的身体化文化资本,并拓展新市民子女的学校教育资源。     

农民工子女随迁现状与推进路径

农民工的家庭化流动是推进中国人口城镇化的重要步骤。为了解和分析农民工未成年子女跟随父母家庭化流动的现状与影响因素,本研究应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进行描述和因果分析。统计发现,目前农民工总样本中有未成年子女随迁情况的农民工家庭占流动家庭的六成以上,义务教育学龄阶段的农民工子女随迁率稍低于总体随迁率。统计模型表明,农民工子女随迁行为受经济与社会多重变量的影响,因此,政府和社会在城镇化过程中,应当从收入水平、工作强度与生活方式、区域资源协调、社会保障参与等方面促进农民工子女随迁。     

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姻生育选择及对未来人口和家庭结构的影响——兼与庄渝霞商榷生育政策调整的可行性

随着第一代独生子女进入婚育年龄,产生大量的双独家庭、单独家庭,不同家庭类型的变化将引起政策生育率自然回升,如果考虑到有部分家庭放弃生育二孩,则意愿生育率会低于政策生育率。本文从独生子女婚育选择的角度出发,使用相关调查数据分析,发现由双独家庭所产生"4-2-1"家庭的数目受政策微调生育的影响较小,政策微调可以大幅度降低一孩家庭的比例,二孩家庭比例的增加无疑会降低家庭风险,且不会大规模地增加出生人口数量,因此,中国应当对生育政策进行微调,增强人口结构的合理性。     

同胞数量和结构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

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相关数据，分析同胞数量和结构对现阶段中国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教育投入在不同个体以及家庭存在明显不同。同胞数量对各项家庭教育投入均具有显著负面影响，且在不同个体及不同家庭存在明显差异。在二孩家庭中，同胞结构对各项家庭教育投入具有显著影响，与有长姐的儿童相比，有年龄接近哥哥的儿童得到的金钱投入明显更少；但有年龄接近弟弟的儿童，得到的时间投入明显更多，“长姐效应”没有得到验证。对多子女家庭、尤其是二孩家庭的教育投入状况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当代中国家庭内部的教育资源分配特征及教育投入的代内公平问题。     

家庭照料视角下家庭生育决策影响因素研究

根据北京市人口研究所2013年东城区居民生育意愿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家庭照料对家庭生育决策的影响因家庭所处生命周期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老年人能否为子女下一代提供足够的照料资源，是子女生育决策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目前北京市育龄人群大部分处在照料孩子的单压力下，当生育第二个孩子时，老年人照料和儿童照料双重照料重叠交叉的可能性更大，儿童照料资源的供给将越来越成为制约生育决策的关键因素。家庭如何寻找新的替代性儿童照料资源或者国家和社会能够为儿童照料提供何种帮助是决定未来家庭生育决策选择的关键，因此要构建家庭友好型政策以积极应对。     

家庭教育对青工成长的影响

对青工的成长家庭教育无疑将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我们对苏州针织总厂五十名青工作了调查。一、家庭情况的调查 1.五十名青工的家庭中父母是领导干部的有六人;一般干部的有十人;知识分子的有六人;普通工人的有二十三人;农民有二人;其他群众三人。 2.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有四种。其一,希望子女进厂后做一个有技术的工人(钳工、保全工、电工等)占25％;其二,希望子女进厂后,能继续学习,有机会进大学深造,政治上     

当前生育政策微调的不可行性研究

本文认为,在不少省份"双独"或"单独"子女可以生育二孩的政策规定是否贯彻执行,应当慎重对待。执行微调确实存在一定的挑战性和风险性。只有取代微调的养老手段及配套措施的实施,才有望达到一孩并不比二孩差的赡养效果。     

流动家庭的团聚:以北京为例

中国的人口流动正在经历着从家庭成员分离向家庭成员团聚的转变.本文利用"北京市常住流动人口家庭户调查"数据,做流动人口家庭的团聚及分离的流入地视角的定量研究.我们把家庭类型变量与受访者个人变量相联系,考察影响流动人口家庭分合的因素,发现流动家庭的农业/非农业户口性质与家庭团聚与分离的关联不大,家庭成员的个人因素,如良好教育、较高收入、流入时间长等,都有利于家庭团聚.两类家庭受访者信息的比较研究还显示,团聚家庭在定居意愿、使子女有更好教育等问题上,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心态.     

论家庭结构对个体子女性别偏好的影响

基于四川省调查数据研究家庭结构对个体子女性别偏好的影响,结果表明:个体对子女的性别偏好已不再局限于"男孩偏好",需增加"双性偏好"视角的观察;除年龄、受教育年限等个体因素以外,子女构成和家庭结构因素对个体子女性别偏好也表现出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有关微观心理变量及其效应有助于更深入把握家庭结构对个体子女性别偏好的影响机制。     

父母外出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影响

在总结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父母外出影响子女学习成绩的六种机制,并结合"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探讨了这六种机制的性别差异。通过对"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3-2014学年)基线调查数据的深入分析,发现只有母亲单独外出才对农村留守儿童的学习成绩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农村家庭,母亲扮演着比父亲更加重要的育儿角色。父母同时外出的儿童也受到母亲外出的负面影响,但祖父母的及时参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母亲养育角色的缺失。综上所述,强化父亲的育儿责任并促进两性在家庭教育中的平衡对提升农村家庭的育儿质量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父母外出务工后祖父母对孙子女的照顾功能也需要给予肯定。     

托育服务补助制度：理论逻辑与可行性分析

儿童照顾服务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和社会投资属性,儿童照顾的责任和成本应当由家庭和国家共同承担。在家庭照顾资源减少、托育服务供给有限、养育成本高企的背景下,国家应当建立托育服务补助制度,以降低家庭照顾儿童的成本,并增加有效需求以促进社会化托育服务发展。通过建立适合于全国和各地的估算模型,基于对未来0～2岁婴幼儿人口的预测和适度补助标准,估算2024—2035年托育服务补助制度的财政资金规模发现,这项制度的财务成本可以承受。为此,建议政府积极创造条件尽快实行这项制度,同时健全人口动态监测系统,采用多种补助形式,实行托育服务补助申请制,加强补助资金监管和引导。     

家庭伦理学视域中的孔子之“孝”

孔子"孝"的原初意义属于家庭伦理学范畴,是用以调节父母与子女之闻关系的伦理规范,它包括爱亲、养亲、敬亲和谏亲等内涵.随着社会的发展,"孝"的某些内容显示出了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它对于解决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促进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仍然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关于父母对子女婚恋心理影响的哲学思辨

父母在子女婚恋过程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会不同程度地对子女的婚姻产生影响。父母的婚姻模式、对子女的教养方式以及干预均会对子女的婚恋心理产生影响;由于自身人格不独立,父母往往对子女婚恋过分干预而不顾虑对方的独立性。因此,在解决子女婚恋问题时,父母和子女应充分运用哲学思辨的思考方式,尊重子女人格的独立性,将其观点结合现实情况加以思考,在此基础上给出合理的建议;而子女则应将父母的观点加以思考并进行融合改造,最终达到共同的目的——拥有幸福美满的生活。     

晚育有利于子代的发展吗?——基于CEPS数据的多维度考察

在工业化进程中,婚育年龄普遍延迟,这一趋势在我国也日益凸显。考察父母生育年龄对子代发展的持久性影响已成为一项全球性课题,且大多数研究认为,父母晚育的子代发展更具优势,但基于我国情境的相关评估却有待填补。运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系统检验了两者的关联后发现,在大多数指标上,父母生育年龄与子代青春期的发展状况呈现明确的"倒U型"曲线关系:父母在26-29岁孕育的子女在青春期多个方面(尤其是教育成就)的发展最佳,而父母过早或过晚生育的子女,在发展环境和发展成就上更可能处于不利水平。子代的构成、父母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家庭环境等因素可部分解释上述不利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