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荀子的礼本法末思想

荀子所倡导的"礼本法末"思想开儒法合流之先河,影响极为深远。本文拟通过对荀子"礼本法末"思想的浅显阐述,为我们树立现代国家治理理念提供有价值的思考。     

荀子的性恶论及其法治倾向

性恶论是荀子政治思想的出发点。由于性恶而使得“礼”的产生成为可能,“礼”的约束成为必要。在对“礼”的阐释上,苟子强调了它作为法的特性和功能而淡化了它作为道德的特性和功能,从而使得荀子的“礼治”带有了明显的“法治”倾向。     

荀子和西塞罗法律思想比较研究

研究中华法系与罗马法系的不同,不能不研究各自的思想基础,从而不能不首先从荀子和西塞罗的法律思想出发,因为正是他们分别为两大法系的正统法律思想打下了第一块基石。荀子(约前313——前238),名况,战国时的思想家。为满足当时各国封建君主寻求有利于新生产关系的治国之术的要求,荀子尽其毕生精力改造儒家之“礼”,修正法家之“法”,最终创立了以儒法合流为基础的一整套封建法律思想体系,但未为秦用。至汉时     

荀子的法律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荀子作为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思想的精华在于提出了礼法结合的设想.荀子认为要重建社会秩序,"礼"是必不可少的。在强调"礼"的重要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了"法"的重要意义,法律也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之一。荀子在吸收百家之长的基础上,提出了"隆礼重法"、礼法并举的主张。荀子的这一主张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对我国当代法治建设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荀子礼法思想探微

荀子是中国古代一位卓越的思想家,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历来被学界所重视。荀子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并没有拘泥于儒家传统学说,而是综合了儒家和法家学说,提出了礼制和法制结合的理论。＂隆礼重法＂,礼法并举,他的思想对后世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影响深远。深入研究荀子思想中礼与法的辩证关系,对今天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有重要意义。     

荀子政治法律思想批判

荀子思想在有关性恶、法制方面颇有创意,其礼法融合、圣王之治诸内容成为中华法系之内核。然而论及法为工具、礼为根本的基础上演化出的“化性起伪”、“君上之势”、“圣王之治”等有关的政治法律思想时,其思路却相当幼稚,使中国的制度文化深陷专制之泥潭。     

荀子与西方哲人的对话

作为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荀子对孔孟的思想进行了大胆地改造与发展,并与孟子展开了人性善恶之争。然而,这一改变并没有妨碍荀子对儒家精神传统的继承——对礼序的构建,并且与西方对现代性危机的批判形成了某种共鸣。本文将荀子与柏拉图、康德和卢梭三位西方哲人的思想做一比对,力图在中西方文化的交辉中探寻荀子思想对当代世界的指导意义。     

自崇礼到重法（下）——以先秦士阶层“得君行道”观念为视角

东周以降,礼崩乐坏,君、师分离,士阶层出现,“得君行道”观念随之产生。孔、孟认定道尊于势,不能得君,则以明道自任,道即为赋予礼以内在道德上的根据,彰显其仁心,其治道之重心在礼。战国中晚期,“势”观念勃兴,尊君思想张扬,荀子在“道”与“势”之间游移,因要尊君,遂将礼外在规范化,在治道上礼法并重。战国末期,成为思想界主流的法家,将尊君推到空前高度,因得君之切而牺牲了行道之实;因尊君而尚法,其法治沦为君主“治”臣下和人民的工具。先秦时期,士阶层从强调“行道”逐渐转向“得君”,与治道从“重礼”向“尚法”之演变大体一致。     

荀子“礼法并举”的社会思想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本文主要通过对荀子"礼法并举"等重要社会思想以及"礼"与"法"的互补性的叙述,道出了"礼法并举"的重要性,从而进一步阐明了"礼法并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希望处于重大社会转型与变革时期的荀子的社会思想能对我国现阶段的社会转型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所启发。     

荀子隆礼重法思想的逻辑起点与价值目标

荀子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开启儒法合流、礼法并用先河的著名思想家.他身处社会急剧变革、思想激烈碰撞的时代,这个时代促使他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思想交锋中去深入思考当时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其隆礼重法思想是基于儒家立场对先秦诸子百家,特别是法家思想进行反思、评判后的理论结晶.这一思想奠定了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礼法并用的国家治理模式的思想基础.深入研究荀子隆礼重法思想的逻辑起点和价值目标,对于当前进一步全面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原则,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对荀子“以类举”之我见

荀子法律思想中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荀子·王制》等,下引此书只注篇名)自唐至今,由于没能给“类”以正确的解释,因此对荀子“以类举”的观点的认识也显得不深。本人在读《荀子》时,自以为小有心得,今拿出来,请有关专家、学     

浅谈韩非的性恶论及重刑思想

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是在荀子思想的基础上来建立和发展自己的思想。韩非以其独特的方式来理解和发展法家思想，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以“性恶论”为前提，提出自己的治国修身之道。韩非的这种治国修身之道虽然是以儒家的思想为基础的，但其思想已经偏离了传统的“礼治”思想，表现出了“法治”的思想，其法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使用重刑。     

先秦儒家法律思想探源

儒家法律思想的发展，可分为先秦儒家法律思想和秦汉以后的正统儒家法律思想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孔孟为代表，后一阶段以荀况为代表。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是“德主刑辅”。而“礼”和“人治”与“德”又是不可分割的，是“德”的补充和展开。     

浅析先秦儒家“信”的思想

儒家思想将仁、义、礼、智、信视为人的天性,孔子、孟子、荀子等都重视对“信”的思想的阐释。概括言之,信就是保证自己承诺的真实性,具体有守信之信、等级之信、人伦之信、宽仁政之信、交易之信等。就本质上讲,儒家思想的“信”是为仁义服务的,依附于伦理思想,是历史经验与现实社会相融合的结晶,反映在法律上就是不嗜杀人、同罪异罚非刑也、宽猛相济、无诉思想、反对不教而诛和父子相隐、君臣相隐等。但是,儒学者在阐释“信”的思想时突出了精神信念对人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含有唯心的成分。     

论春秋时期的狱政思想

春秋时期，狱政思想呈现出纷纭交织的态势，在狱政思想方面影响较大的人物主要有管仲、子产、老子和孔子等人。对狱政管理具有明显影响的狱政思想主要有郑国的子产提出的儒家和法家继承发展的“宽猛相济”思想，孔子倡导的礼仁结合思想，孔子主张的“德主刑辅’，和“为政在人”思想，其中，尤以子产的“宽猛”思想和孔子的“礼治”、“德治”、“人治”思想影响最大，这些思想对春秋时的狱政管理具有明显的指导作用。     

对峙·对话·合流·和谐——中国法律思想史轨迹回顾及现代启示

中国传统的法律思想 ,以“礼法合流”、“以礼统法”为特征 ,经历了“礼法对峙”———“礼法合流”———“以礼统法”之漫长的文化流变。本文试图从展示中国法律思想特色之形成、发展、成熟的过程入手 ,揭示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及其思想传统 ,从而为现代法治及其思想体系的建立提供历史的借鉴。     

论管仲的法律思想

管仲法律思想的核心是“修旧法 ,择其善者而业用之”(《国语·齐语》)。这里的“旧法” ,指旧礼法制度 ,既包括礼 ,也包括法。“业” ,即改造创新的意思。这是管仲在齐国进行内政改革的指导思想。管仲的法律思想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　　一、“四维不张 ,国乃灭亡”西周时期 ,经过周公制礼 ,使礼上升为国法 ,成为奴隶社会两种法律规范形式之一 ,起着法的作用。姜尚建齐治齐 ,坚持“以礼治国”的思想传统。管仲任齐相之后 ,继承了这一传统 ,非常重视礼在治国中的作用。他在《管子·牧民》篇中说 :“国有四维 :一维绝则倾 ,二维绝则危 ,三维绝则…     

再论法律儒家化

“法律儒家化”是瞿同祖先生作出经典论述的重要命题，学界对这一命题较少异议。本文在肯定法律儒家化的前提下，基于不同的法律观和历史观，对该命题提出了诸多不同理解。本文认为瞿先生的法律观虽然受到西方的影响，但仍较为偏狭，主要体现在将“礼”排除在法律概念之外，以及忽略了对体现君臣关系法律的考察。体现君臣关系的法律事实上受到法家一以贯之的重要影响。此外，瞿先生夸大了“礼”的差别性，导致他对儒家和中国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的把握出现偏差。本文认为，历史上的儒家思想处于不断的迁流演变之中，其内部也充满了冲突和丰富性，因此，不同历史时期的法律儒家化呈现出不同特征。法律儒家化是秦汉以至明清法律发展演变的一条重要线索，其前提并非如瞿先生所论的“纯本法家”，唐代法律也并未真正“一准乎礼”，唐代以后法律的精神也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     

送礼不单纯

小时候在老家，送礼一般叫“挂礼”，每逢谁家有喜事，就会广发请帖，当时礼又不重，一斤白面粉，外加几块钱，也可以送出去，因为等你也办席时，别人就会参照之前记录在案“挂礼”，按不低于原价值的予以“还礼”。礼就是—种民间“往来”方式，鲜有办席是以“赚钱”或以获取额外回报为目的。     

礼统内外——李觏对儒学现实主义精神的发展

透析整个儒学发展史,儒学的生命力除了与其意识形态地位有关外,更大程度上在于其中充满现实冲突与融合的现实主义精神。李觏则是在秉承先秦儒家的思想基础上,阐发了“礼统内外”、“礼顺人欲”、“学礼成圣”的思想,继续从理论上系统地深化了儒学的现实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