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之道与法治国家

在西方，“法治”意味着“多数人之治”(民主),“人治”则意味着“少数人之治”。但在我国古代的“法治”观念里并无此义。却认为法为道之用，因而在法治国家里执政者就是“执道者”。所以只有知道、行道者的“君子”才能承担这一神圣任务。而“君子”在社会里却是少数。所以，“法治国家”并不意味着“多数人之治”,而是“君子之治”。这一“法治”怎么评价?想就此谈点浅见，并与西方的“法治”观念作一比较。     

论柏拉图从“贤人之治”思想向法治思想的转变

柏拉图早期所倡导的“贤人之治”,并不等同于“人治”这个我们所习以为常的对所谓专制独裁统治的称谓.他主张的哲学王之治实质上就是理性之治.除了贤人之治本身所具有的优点外,他还通过对法治的批判进一步肯定了贤人之治的作用.后期他逐渐认识到了贤人之治的不足,转而支持法治理论.本文首先论述柏拉图所主张的贤人之治的独特性,进而分析其所具有的正当性,然后论述从贤人之治转向法治的过程,以期为现代法治的践行提供一些有益启示.     

中国古代廉政建设的若干经验(续)

三、举贤任能,选拔与培养勤政为民的清官廉吏素质高、操守好的官吏是廉洁清明政权的基础,对整饬官风,保证封建政治正常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历史上凡是开明的君主及其统治集团中的代表人物总会在不同程度上重视选拔与培养清官廉吏。1.“治国之道、务在举贤”的重才思想早在西周时期,太师姜尚就提出了“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的思想。管子从历史经验中认识到,圣王之治,“非得人者,未之尝闻”;暴王之败,“非失人者,未之尝闻”。“人,不可不务也,此天下之极也”。墨子认为,治国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     

简析亚里士多德的良法之治

亚里士多德的良法之治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正当的立法主体，求善的法律价值，稳定的法律形态，法律维护的广泛。良法之治思想形成的基础：城邦民主制度的发展；个人与共同体价值取向的趋同，希腊神话的正义理念，自然哲学的理性基础。良法之治思想的当代意义在于：重点要确保“良法”生成，同时应注重培养全社会的守法情感。     

从“中国之制”看“中国之治”——应急状态下的国家治理思考

“中国之制”源于“中国之治”的实践之中,二者相互依存,共同演进、互为表里。处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同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竞争较量更为尖锐复杂,只有不断完善“中国之制”,才能战胜各种风险挑战,为完成历史赋予的时代使命提供制度支撑,开创“中国之治”的新阶段、新境界。     

内生型治理的本质意涵与路径面向

内生型治理是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必然要求,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诉求下多元规范协同治理的必然路径,体现了“中国之治”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内生型治理具有历史性、发生学、实事求是、人民性等意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伟大创新,是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融合创新。在系统论、协同学及“技术-社会”视角的指引下,德法结合、“五治”融合、“未来社区”建设等内生型治理思想与实践,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振兴、社区治理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意义。     

韩非子“以法为本”思想的逻辑自洽性和历史合理性——兼论其利弊得失对现代法治的借鉴意义

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子的“以法为本”思想相对于先秦其他士人的相关思想而言,在理论上更加完备,付诸实践则更加易知易行。其“以法为本”思想以普通大众所具有的自利之心为内在根据,以法律制定的现实性与正当性为基础,以法律适用的统一性与平等性为保障,具有逻辑自洽性。其反对崇古,坚持治国应务法而不务德;反对“势治”和“术治”,坚持“以法为本”,将“势”和“术”统一到“法”中;反对君主“释法用私”,强调君主严格守法,具有历史合理性和进步性。韩非子“以法为本”思想具有有利于我国当前法治建设中依法行政、正确理解与践行德法并举、完善立法的理论养分,应加以借鉴和吸收;其不当之处体现在以维护君主专制统治为出发点和归宿,完全否定道德的作用,在实践中导致人治和对民众利益的践踏,不利于法治发展,也无益于国家治理。     

中主抑或圣人——以人格与位格为中心维度的韩非君主理论

权力的构成及运作方式是政法理论的核心命题之一.在以君主统治样态存在的政制关系中,作为权力系统的承载者与运作者的君主,是不同政法维度的关系的连接者.本文以韩非的君主权力及其运作方式为切入点,围绕君主得以集权独断的理论基础,分析韩非以君主独治为目标的制度设计中各种规范的具体应对,从君臣之维、君民之维、君国之维、君法之维及君主的人格与位格之维等不同角度揭示其君主理论的内在对应；法要求君主的公正开明与术要求君主的诡谲莫测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两者对于君主的形象是互相排斥的,两者的统一只能在于圣人一身,即以反制度的术达成制度化的法,而因君主不受法的约束且高居于法之上,在法与术的运用中,君主不能保证法的公开性与明确性不受术的破坏,法的规则之治屈从于君主的权力权威.经由法术势的结合达到的君主独治状态,基于势而形成的中主之治与运用法术所要求的圣人之治的偏差,不但在君法维度,而且在君主的人格与位格维度上出现了难以调和的冲突.此种冲突使其理论未能在实践中达到其预设的“明主之国”的明主之治,“至治之国”与“至安之世”无从实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君国层面上的政权存续问题,韩非在应对封建之天下与大一统之专制这两个面相的国家时所产生的内在冲突,更彰显了其理论的时代意义.     

法治社会的“法”与“治”

“依法治国”,“法治”为其要义。近些年来,学界政界,对法治议论者甚多,其中不乏有胆有识之高论。但何谓法治之“法”,何谓法治之“治”,何“法”可用之于“治”,“法”与“治”关系如何,法治本质与特性如何,似鲜有平心静气、细致深入之论者。就此而言,此处严存生教授之文可谓棋高一筹,令人一新耳目。文中释论人之本性,法之明善及法之属性;治之自治与善治,治之于官而非民,治出于民及其属性等等,均有学理说服与发微启迪之长。推呈学界,或能复引精粹之玉。不仅如此,意味更为深长者,“依法治国”之“法治”,究竟寓意何在?其与“法制”究竟有何不同?前者一定是观念上的进步,抑或传统“治”国之策的另一种表达?     

多维度透视朱元璋“重典治国”

“重典治国”既是朱元璋的立法指导思想，亦是其司法指导思想。“重典治国”的司法实践基本上贯穿于洪武一朝。学界关于朱元璋统治时期的“重典治国”不乏研究，但其重典之故、重典之“重”、重典之人、重典之效依然值得探讨。     

“人性恶”与法治——一个形而上学的视角

本文以形而上学的视角 ,探讨了对人性的不同判断可能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人性恶”的理论前置与近代西方法治文明之间的关系 ,并且指出 ,我国的法治前景能否可瞻可欲 ,关键在于能否以历史为鉴 ,以先进为师 ,充分认识人性之恶 ,在制度安排 ,首先是政治架构的安排上以防恶为首要。     

我国法治的三大难题及其化解

我国经济、立法、违法犯罪都在高速增长，说明我国法治存在重大偏差。三高态势的背后是法治的三大难题：社会心理和社会制度不能平等地对待每个公民，人性误解成为一切问题的根源；因制度原因部分公务员蜕变成官僚，官僚成为最大的反法治群体，官僚跋扈是我国法治肌体的最大毒瘤；某些法律条文粗糙。应从人性平等到人权平等、强化权力制约机制、精修法律三个方面来化解难题。     

道德性:法律的人性之维——兼论法与道德的关系

法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所以对法的研究最终不可能不追寻到人的本性.但能作为法律基础的人的本性只是道德性,道德的最高境界是正义,它是一种理想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制度,在其中人人受到尊重和关爱,人人各尽其能,各得其所.人的行为它必须借助于法律这样的公共权力使一个社会人们的行为保持道德性的一种制度安排.因此,道德性是法律的人性基础,是制定和实施法律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论法律优越原则

行政法理论一般认为依法行政原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然而 ,对作为其重要内容的法律优越原则却存在较大歧见。理解法律优越的准确含义必须符合现代实质法治主义理念的要求 ,故文章提出 ,法律优越中的法律应当包含作为法律之一般精神的人性尊严的尊重、平等保护、明确性与可预测性、禁止过分、信赖保护及公开性等内容     

论人与自然关系的法律化

当代人与自然关系存在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不符合社会正义原则,违背了国家在人与自然关系上必须承担的国家契约义务;第三次法律革命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与自然关系成为法律调整的对象。在此基础上,本文论证了法律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民法与人性的哲学考辨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显赫的法制成就之一乃是民法在中国的确立并走向发达。作为因应市场经济的一部法律,民法最伟大的贡献其实并不仅仅在于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崛起,而在于解放了市民社会中的个体人性——是民法让每一个人站立起来了,是民法让每一个人真正成为独立、平等、自由、自主的人。然而,人性在市场经济平台下运行的结果却往往使得市场经济自身陷于困境并由此导致民法的尴尬。从哲学的维度追溯民法的人性本真并对民法的运动规律进行探索,对于认识民法的本质、民法的贡献、民法的不足以及未来民法精神的弘扬,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     

方孝孺“民本法治”思想初探

方孝孺的＂民本法治＂思想是黄宗羲等晚近思想家提出民主法治理念的基础,他结合儒家＂仁政＂理论,主张＂君职＂、＂立法利民＂,这在中国法律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我国当代民主法治建设重要的传统法律文化资源。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生态文明法治基本原则的凝练与展开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法治建设明确了生态化方向,习近平法治思想是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建设的基本指引,从中总结生态文明法治的基本原则,可以将生态文明建设和法治建设的要求与法律制度联结起来。生态文明法治的基本原则一方面反映生态文明法治理念,另一方面为生态文明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提供明确的指引。综合考虑相关因素,并参考学理上总结的环境法基本原则,进一步明确生态文明法治的环境公平、绿色发展、风险防范和公众参与原则。环境公平建立在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上,是人与自然之间和谐、人与人关系协调的保障;绿色发展和生态安全是生态文明最基本的两项要求,分别从发展的限定和风险的防范两个角度为人的行为提供指引;公众参与是彰显人之主体性的基本方式,可以从形式和实质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什么是良法

广义的良法是指对社会发展起积极或推进作用的法,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具有真、善、美之品格的法。“真”是指法的内容的合规律性;“善”是指法的价值的合目的性;“美”是指法的形式的合科学性。依法治国,应是依良法治国。     

自然法、万民法、世界法——西方法律全球化观念的历史渊源探寻

西方的法律大同观念由来已久 ,它经历了自然法、万民法、世界法、法律全球化几个发展阶段。而在这些不同阶段 ,西方人对法律大同的具体理解是有差异的 ,这些概念记载了其中的异趣 ,也反映了他们在这个问题认识上的曲折过程。研究这些概念 ,探索法律全球化观念的思想渊源 ,这于我们正确理解和把握其涵义 ,显然是不无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