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看守所律师会见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律师提前介入到侦查工作当中,在看守所会见犯罪嫌疑人时,常出现以下问题:凭证不合法,携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亲属或其他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涉案人员参与会见,泄密,进行妨害司法的犯罪活动等。对此类问题,应采取以下措施:监管部门要严格执法,堵塞漏洞;加强律师队伍的教育管理;加强行业监督和社会监督。     

流产法:美国式的限制

人们在有选择地运用美国最高法院流产判决的部分时可作何种扩充?这种扩充又如何有意识地不悖于世界范围内对流产问题的处理?较其它国家来说,美国更甚的是已在宪法中赋予了个人优先自由,而对道德规范则采取严格的官方不介入态度。和战后的西欧宪法及高级法院的判     

警察干预家庭暴力模式的构建——国外、境外的经验与我们的选择

警察是干预家庭暴力的重要职能主体之一,但目前我国还缺乏明确的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模式和规范。目前国外、境外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主要模式有三种,即积极介入、限制介入和法定介入。确定我国警察干预家庭暴力的模式面临着法定职责与法定措施不对应、警察权介入家庭暴力的限度定位不明确、缺乏充足的社会支持以及警察自身对干预家庭暴力的态度不够积极等四个方面的困境。综合我国有关家庭暴力的立法和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我国警察干预家庭暴力应采取法定介入和社区警务相结合的模式,并应制定详细的规范操作流程。     

中国版“门口的野蛮人”——上海新梅股权争夺战中部分反收购措施的合法性分析

从2013年底至今,上市公司上海新梅一直陷于股权争端之中,由此引发了许多富有争议的话题。这其中就包括了其董事会在面对外部投资者时采用长期连续停牌和迫使公权力介入等反收购方式的合法性争议。长期连续停牌无论如何不应当作为反收购的一种方式;证监会介入限制收购方表决权,从法律上看符合规定,却可能给目标公司提供了不公平的优势地位,应当慎重采用。     

除名退伙中不正当行为的认定

法官对除名退伙纠纷中不正当行为的认定,应当以《合伙企业法》对该行为明确否定为客观依据。法律对商事主体行为的否定均采取法律明确禁止的范式,这是平衡企业自治与司法介入的客观要求。法官应借鉴该范式以掌握司法介入企业自治的尺度,避免自由裁量权的恣意扩张。     

“假球”问题及相关参与人员刑法定性

＂假球＂是指在职业足球比赛中为获取不正当的利益,通过采取特定的手段对比赛进行操纵以达到预定的比赛结果。打＂假球＂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当前行业规范、部门法律却不足以有效地控制或消除,刑法有必要介入,这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且具有法律依据。相关参与人员的行为,可能构成商业贿赂犯罪、诈骗罪等。     

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政策初探

从二战结束到中国内战全面爆发这一时期 ,苏联为了兑现它在《雅尔塔协议》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所取得的在华利益 ,以及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取得全国胜利 ,采取了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的政策。主要表现在 :消极地对待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不支持中共进行武装斗争 ;配合美蒋取消中国共产党对日受降权 ,向国民政府移交东北大城市的行政权 ;力促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不介入马歇尔调停 ;协助国民政府和平解决新疆问题。     

公安机关介入经济纠纷论

不得介入经济纠纷是当前公安机关的"铁律",但公安机关不介入经济纠纷的规定在"辱母案"中被质疑。客观而言,公安机关介入经济纠纷有利有弊,也有一定的法律依据。但公安机关介入经济纠纷应当把握好时机和介入的程度;夯实介入的法律基础,改革公安派出所工作机制,使派出所有解决经济纠纷的法定职权;制订介入规范,建立完善监督机制。只有如此,公安机关对经济纠纷的介入才能做到"存利去弊"。     

地区等级体系与崛起国的介入战略——以中国介入后苏联空间为例

无政府状态并不妨碍等级制的存在,世界部分地区存在着程度各异的地区等级体系,崛起国在面对既存的地区等级体系时应采取怎样的介入战略以实现国家利益,是一个兼具理论和现实意义的问题。地区等级体系具有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和权威身份,并由相应的地区机制加以维持。崛起国制定介入战略时,需要分析崛起国与主导国、崛起国与从属国、主导国与从属国这三组双边互动关系。对地区等级体系和三组双边关系的分析,构成了研究崛起国介入战略的分析框架。自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内构建起由其主导的地区等级体系。实力不断崛起的中国,通过与俄罗斯发展双边关系,借助上海合作组织的机制平台,在地区等级体系发展变化的同时,与各国深化合作,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不仅实现国家利益,也不断加深介入程度。中国运用外交智慧,走出了一条"包容性介入"的道路,推动了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分析中国介入后苏联空间的战略过程,总结经验教训,既可以完善理论分析框架,也可以为中国外交的继续拓展提供借鉴。     

企业经营中的合同风险及防范

我国企业在合同管理上存在着诸多缺陷。在企业经营中明显存在签约主体不合格、合同约定不明确、合同担保违反法律规定、不重视合同的权益保障或合同保障超过诉讼时效等问题。石油企业也不例外。加强合同管理 ,从源头上维护企业的交易安全 ;充分利用法律手段 ,应对合同纠纷的发生 ;遭遇合同欺诈时采取补救措施等都是加强石油企业防范合同风险能力的重要举措。     

物证污染防控之我见

物证因现场人为因素的介入,物证污染的发生不可能完全避免。采取适当的物证污染防控措施,力求做到鉴定人员素质专业化、管理标准化、操作规则明确化、责任明朗化,能有效降低物证污染发生的概率。     

试论公安机关对群体性事件的预防与处置

预防与处置群体性事件是新时期公安工作面临的一道难题。引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有:征地拆迁难以规范;干群矛盾难以调和;宣传工作不深入不到位;脱离群众,信息闭塞;主要矛盾抓不住,化解工作欠招数。预防与处置群体性事件可采取提前介入法、堡垒分化法和瓦解孤立法,并要注意:定位准确,切忌盲动;化解为上,切忌武力;坚持"三慎",切忌扩大;语言文明,切忌粗俗。     

醉酒处置新论

派出所民警在处置醉酒类案件时,存在着以下一些难点: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不强,造成民警执法困难;民警缺乏证据意识,不注重现场取证;具体适用约束措施时存在方法不全等问题;对醉酒者控制方法单一,难以适应实际情况等。对此,在构想对醉酒者进行处置模式时,首先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其次,要加强现场取证和记录,为保护民警、打击违法行为做准备;第三,要通知醉酒者的家属或亲友,这应当是对醉酒者约束的前置程序;最后,在采取约束时,要进行约束方法的创新,明确约束的期限和地点,注意警械的使用。     

警察权介入家庭暴力限度问题探讨

警察权是一种公权力,在介入家庭暴力问题上不同国家有不同做法,近年来,我国学界对此也进行了一定的理论探讨。一方面家庭暴力侵犯了人权,是对权力的滥用,具有公共领域特性,警察权应当介入;另一方面家庭暴力不同于一般暴力,其本身具有的私人自治特性又使得警察权不应当介入。要解决此矛盾,应作警察权有限介入的立法考虑,即警察权的介入要充分尊重受害人的意愿。     

试论董事民事责任的主要形式

董事违反注意义务的民事责任主要是赔偿公司损失，而违反忠实义务时，除赔偿损失的责任形式外，公司在特定情形下还可依法行使介入权。董事违反忠实义务的某些场合，甚至还会产生公司介入权与公司损害赔偿权的竟合，对这种责任形式的竟合，本文主张采取择一模式予以解决。     

论亲友介入人质谈判的价值与方法

亲友介入人质谈判具有情感抚慰、情境切换、角色替代、诚意传递四个方面的独立价值,同时也可能产生威胁亲友人身安全,刺激劫持者,亲友无意间泄露案件信息和处置秘密,擅自采取夺取作案工具、制服劫持者的行动,“临阵倒戈”等诸多问题.为发挥优势,杜绝风险,在运用这一措施时,除需做好介入亲友的人员选择与心理建构工作之外,还须从介入时间、氛围营造、空间控制、情绪控制、信息控制、行为控制六个方面对亲友的规劝活动进行全程控制.     

论萨特的“介入文学”

萨特所谓"介入文学"的重要美学观点其实质可以概括为:介入就是揭露,揭露就是要改变.在萨特看来,写作就是要求自由,只要开始写作就已经介入了;阅读则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一项豪迈的协议,作家向读者的自由发出召唤以便使他的作品存在,读者的自由也反过来召唤作家的自由.萨特不仅将其狭义的"介入文学"的概念扩展为广义的"介入艺术"的概念,而且提出了"实践文学"和"整体文学"的概念,前者表现出萨特越来越强调实际行动的重要性,而后者则是指未来理想社会中将会产生的一种理想的文学.萨特整个美学观所依据的基础和高扬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人的最高本质或最高价值--自由.     

在法治视野下审视大学自治与司法介入的关系——大学与学生管理纠纷的视角

司法介入大学与学生管理纠纷主要是为了实现对宪法基本权利的救济,尤其是当大学的管理影响到学生受教育权等宪法权利时。司法在介入时应有一个合理限度,做到既维护合法权利又不干涉大学自治,在大学管理权和学生合法权利之间实现一种妥适的平衡,使司法成为维护和保障权利的合法手段和有效途径。     

从“合肥机场动用警力对待旅客案”谈警察强制措施的正当行使

面对一起旅客乘机纠纷,机场动用了警力对待旅客,案中警察权的发动是否合法,是否具有正当性与合理性? 警察应该怎么处置类似情形? 厘清警察采取的强制措施在法律上的属性,旅客的行为该如何定性等问题,确立一定的原则,对警察出警时面对复杂多样的社会情况准确判明该不该介入,该不该采取强制措施会有所帮助。     

职务犯罪案件侦查阶段律师会见问题实证研究

2013年1月1日实施的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就有权以辩护人身份介入并会见当事人。从实践情况看,侦查人员普遍担忧律师会见权的落实会使部分甚至全部言词证据变得不稳定,从而导致职务犯罪办案难度的增大。对此,应转变思想,充分认识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的意义,通过采取积极措施,强化初查工作和证据固定等方式,切实维护律师的会见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