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创新与金融法律监管的关系

金融创新是金融深化的突破口,对金融业乃至整个经济运行机制、运行方式和运行效率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也给金融法律监管带来了挑战。金融法律监管作为一种管制手段,对金融创新既有促进作用,也有抑制作用。作为一对矛盾统一体,金融创新与金融法律监管在互动过程中,共同促进金融业发展。本文分析了我国金融创新与金融法律监管的关系,指出了我国金融法律监管中的一些不足,并提出了完善的建议。     

论金融创新风险及其法律监管理念——以当前世界金融海啸为背景

金融创新是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动力,金融创新风险则是伴随金融创新过程的产物。对于金融创新风险的监管,其切入点和归宿都在于金融法律监管,而金融法律监管理念的更新是建立科学、完善法律监管机制的基础。从金融创新历史和金融法律监管理念演变出发,通过对其变更脉络的梳理,结合当前国内外金融市场实际情况,可以得出,在金融创新风险的法律监管理念上,我们应当始终秉持以金融安全优先,充分创新与有效监管相结合的理念。     

活跃金融法学研究的学术氛围

我国在未来进行金融创新或推出金融衍生产品过程中,法律,特别是部门规章性质的法律文件,在其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前提是监管机构和被监管金融企业的关系需作进一步的梳理和调整。     

金融危机下有关金融监管的思索

在金融自由化的情势下,传统的金融监管体制已不能全面解决风险监管中的问题,这显然不符合有效金融监管的要求。金融法律监管的国际化是完善一国金融监管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在现阶段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更需要我们思索如何加强金融的法律监管。     

论金融创新与金融法律监管理念

金融创新在推动金融市场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的带来风险。金融监管活动向金融法律监管过渡符合金融监管工作的内部规律,也是"依法治国"方略下的正确选择。而以法律监管作为金融创新规制的主要手段是这一趋势的体现。在金融创新的法律监管理念上,我们应当秉持以金融安全优先,充分创新与有效监管结合的理念。     

金融衍生工具的法律规制研究

本文研究了在我国发展金融衍生工具市场、交易、监管中面临的若干法律问题,并对我国在金融衍生工具市场、交易、监管的法律规制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提出了若干建议。     

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法制的完善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大型金融机构逐步实现了向金融控股公司组织形式的转变。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出于防范金融风险的考虑，逐步建立起金融业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组织体系及法规体系。在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大趋势下，我国金融业分业经营面临来自国外和自身发展的巨大压力，于是出现了许多类似国外金融控股公司的准金融控股公司。在分业经营的制度框架下，金融控股公司是我国向金融混业经营过渡的最佳选择．而我国目前对此类公司的法律规制明显滞后。应当从法律上界定金融控股公司，对全融监管权力进行合理的法律配置，构建一个科学有效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体系．     

数字金融的功能监管及其精准化实施

数字金融迅速崛起在推动金融行业创新、发展和变革的同时，人机协同、技术迭代与架构异化给金融监管带来了颠覆性挑战。现行机构监管模式难以有效因应数字金融业态复杂化嵌套属性及交易架构异化问题，需要实现向功能监管的转型，并辅之以穿透式监管、嵌入式监管和行为监管。数字金融创新与安全的动态衡平需要功能监管的精准化实施，应当在坚持类型化思维基础上厘定数字金融监管的法律尺度，同时以法律数智化重构数字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为功能监管的精准化实施奠定法律基础。而依托监管科技的“技”“法”协同机制，是数字金融功能监管精准化实施的有力保障。     

我国金融市场从“机构监管”到“功能监管”的法律路径——以金融理财产品监管规则的改进为中心

我国金融理财产品市场上出现的种种法律纷争在事实上说明了以机构监管为基础的监管法律体系已经不能适应现实金融市场的发展需要,因此需要引入功能监管理念来重构我国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为此,在金融法律制度变革方面需要扩大对证券法律概念的界定,厘清公募与私募的法律界限以及重新理解信托的法律属性。     

美国2009年《个人消费者金融保护署法案》及其对我国金融监管法制的启示

为应对金融危机,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预防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发生,奥巴马政府酝酿对美国金融监管体系进行彻底改革,其改革方案的核心就是设立个人消费者金融保护署。对于金融监管法律存在诸多缺陷、金融消费者权利保障不到位以及没有构建应对系统性风险的我国金融法律制度来说,美国2009年《个人消费者金融保护署法案》在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及存在系统性风险金融产品及服务监管方面是一个可以借鉴的“他山之石”。     

金融创新的法律保护初探

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使得金融创新不断出现,而金融创新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诸如金融创新的法律保护,金融创新的法律监管,以及建立金融创新的法律衡平机制等等.本文从金融创新的特点探讨金融创新的法律保护问题.     

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模式的改革——美国金融改革法案带来的启示

金融控股公司被视为金融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过渡的一种金融组织形式。目前,国外大型金融集团多采用金融控股公司这种形式。由于我国的金融监管制度是针对分业经营设计的,因此,虽然我国大型金融控股公司不在少数,但目前尚无一部法律对其做出系统性规范,无法有效监测、防范和控制金融控股公司带来的巨大的系统性风险。在美国金融改革法案出台的背景下,本文从监管模式和机构角度对我国现有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制度进行审视并提出完善建议。     

我国金融担保公司监管的现状探析与原因审视

目前我国对金融担保公司的监管方式主要采取的是行政监管，这种模式已经无法适应金融担保公司在我国的发展状况。本文从对我国金融担保公司监管现状进行探析，并对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审视，最后对我国金融担保公司监管的法律制度的构建与完善进行了探讨。     

互联网金融平台纳入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监管的法律思考

互联网金融已经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互联网金融平台的立法与监管变得愈加重要.在不断强化对互联网金融微观合规监管、竞争监管和消费者保护的同时,需要逐步加强对互联网金融的宏观审慎监管,这需要在法律上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即互联网金融平台是否纳入以及如何纳入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监管.这一问题关系到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系统性金...     

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问题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全球化浪潮兴起,全球金融体系呈现出了从过去严格的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转变的趋势,金融控股公司成为实现这一转变的重要组织形态。本文分析了在目前分业监管的体制下,我国金融控股公司在监管中存在的监管法律缺失、监管体制和模式落后等问题,并就如何完善监管提出了建议。     

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模式和立法选择

金融控股公司作为开展金融业综合经营的主要形式,其良性发展对我国金融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在对金融控股公司定义界定的基础上,考察我国目前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的法律制度。在国际金融业综合经营和监管发展新趋势下,借鉴美国伞形监管模式,论证适合我国金融业实际国情的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模式和立法选择。     

金融产品责任探析

现代金融中介已经从单纯的金融服务到推出金融产品以及不断的金融产品创新。金融中介推出的金融产品买卖是否会产生区别于传统私法中介的契约责任?金融产品的出现能否带来全新的产品责任观念?从金融中介私法责任的角度考察,金融产品责任的设置不仅有利于金融中介认真履行义务,而且对于提高监管效果、节约监管成本和促进自由竞争也有裨益。但是,设置金融产品责任仍然需要妥善处理相关法律问题,当务之急是对产品责任法上的经验加以吸收和借鉴。     

金融衍生工具的法律风险及其监管的国际比较

作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的核心成果,金融衍生交易比其他商业交易活动面临更大的法律风险。金融衍生工具的法律风险包括品种风险、对手风险、交易风险和处置风险。各国的经济文化背景、立法背景的不同,导致各国金融衍生工具法律风险的表现各异,监管方法也有所区别。与美国主要对品种风险的进行监管的思路不同,英国侧重在对手风险的监管。国际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风险则主要通过国际机构的国际主协议来加以控制。     

构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监管立法框架的设想

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各类金融控股公司在法律的间隙中生存发展,这种情况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处于脱法的状态,蕴含着极大的风险。我国要从法理角度加强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结合现阶段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存在的问题,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立法模式,构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框架,完善金融立法上的空白,推动我国金融业依法经营监管和法治建设向纵深发展。     

普惠金融服务主体之监管法律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普惠金融,是指能够全面有效地为社会各阶层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体系。2005年联合国宣传小额信贷年时提出普惠金融的概念,后来逐步得到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认可和推行。本文通过研究普惠金融的定义及监管法律制度的现状,分析手机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缺陷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