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税制是财政体制改革的最佳选择目标

分税制是财政体制改革的最佳选择目标张生俊（一）分税制这一概念见诸于我国是在１９８２年，其内涵是指按税种划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收入来源的办法。当时是作为代替企业行政隶属关系，划分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形式提出来的，其目的在于改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收入划分的办...     

预算和决算

预算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根据财政计划,经法定程序预定经费收支数额,作为未来一定时期财政设施标准的计算表。我国的预算分为国家预算、中央预算、地方预算、单位预算等。国家预算是指国家的年度财政收支计划,它由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构成。国家预算是指国家的年度财政收支计划,它由中央预算和地方预算构成。中央预算是中央一级所有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财政收支计划。地方预算是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政收支计划。单位预算是指行政事业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的财政收支计划。国家预算和地方预算须经全国或本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经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预算,各地方、各部门必须严格执行,不得自行变更。根据本级人民政府的建议,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决定本行政区域预算的部分变更。     

论宋代监司出巡制度

宋代的地方监察制度与前代相比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表现为:宋代改唐代的道为路,建立了路级监察体系监督各地。这一时期的监司制度上承唐代的十道巡按制度,下启元代的行省制度,在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地方监察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从监司履行监察职责的主要方式——出巡这个角度出发,探究宋代地方监察制度的精髓,可以为我国现今的中央巡视工作提供借鉴。     

中央与香港关系法治化之思考

在宪法话语下,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我国第一部实现中央与其组成部分——香港关系法治化的法律文件。它规定了中央与香港各自专有职权、共有职权及双方职权冲突解决机制,使二者关系走上法治化轨道。中央与香港关系法治化的实现,是由香港特殊的历史地位、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制定方式及香港法治传统等因素决定的。当然,在二者关系法治化进程中还有一些地方需要进一步完善,如,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与中央关系、权力冲突协调机制及有关组织机构的性质地位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确立的中央与香港关系法治化模式,对整个国家范围内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有重要启发意义。     

宋代榜文与政治信息传播——基于政治传播学视角的分析

宋代榜文作为皇帝、朝廷及地方官府发布指示、晓谕民众及官员的一种下行公文,其内容是与政治权力、公共生活及民众利益相关的知识、信号和信息,具有政治信息的属性。榜文政治信息的传播是政治传播的典型形式。宋代皇帝、朝廷及各级官府作为榜文政治信息的控制者,为实现传播效果提供制度、机构的保障及实施过程的有效控制,借助于榜文实现中央、地方官府与吏民之间的政治信息传播,并在民众、官员对榜文政治信息反馈与互动的基础上进行沟通、交流,进而履行其行政管理职能,最终实现封建政府对社会的管控。     

我国财政收支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我国现行的财政收支法律制度存在着行政机关主导立法,立法机关角色缺位;省级以下地方政府间收支划分无法可依;财权过度集中于中央政府,事权更多的被推诿给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所应拥有的相应的财权匮乏等诸多问题。完善我国财政收支法律制度的根本路径是制定主要内容应至少包括财政级次划分制度、财政支出划分制度、财政收入划分制度三部分的《财政收支划分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

第一章总则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以下简称审计法）的规定，制定本条例。第二条审计法所称审计。是指审计机关依法独立检查被审计单位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以及其他与财政收支、财务收支有关的资料和资产，监督财政收支、财务收支真实、合法和效益的行为。     

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关系的新趋势

正确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确立财政事权的理论前提,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构成要素,也是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逻辑起点和前置条件。完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内在要求,实施更大规模减税降费是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的关键之举,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改革是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的重要保障。新时代需要财政理论创新,以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促进财政收支平衡,缓解地方收支矛盾,化解地方财政风险。     

中国半导体照明产业的政策差异

正由于我国产业政策的制定主体包括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中央政府政策制定的全局性和地方政府政策制定的针对性,使得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产业政策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政策差异,反映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推动产业发展过程中,政策运用的目标、思路和手段的不同。近年来我国半导体照明(Light Emitting Diode,LED)产业取得了快速发展,已经形成了珠三角、闽三角、     

江西省人民委员会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

根据国务院"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精神和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范围的划分,在中央统一领导下,进一步发挥全省各部门和各市县组织收入和管理支出的积极性,以推动全省各项建设事业的发展,省人民委员会对改进财政管理体制作如下规定:     

审美判断的“政治的”解读

康德把判断看成一种理智的天赋，审美判断作为一种鉴赏力具有普遍可传达性。为了沟通思考与行动，阿伦特却对审美判断作了“政治的”解读。她认为判断是一种“扩展的精神”。凭着“想象力”我们设身处地从他人立场来思考。“共通感”保证了我们的判断能够普遍有效并且隐含了政治存在的条件。     

从传统法的"礼"看"母以子为贵"

一个多世纪以来,传统法("礼")在中国被当成法治的绊脚石遭受唾弃.本文试图说明"母以子为贵"是中国传统社会"礼"的表现形式."礼"要求每个人遵守符合其身份地位的行为规范,从而维系稳定的社会秩序.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持着传统农业社会的结构,农村人口的"男孩偏好"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无论我们是否承认,传统法的"礼"在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依然普遍存在.然而,在传统法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问题上,我们又有必要分清良莠,并根据时代的要求和价值取向重新解释中华传统法文化的精神.     

财政立宪主义与“土地财政”治理

我国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引发了不少问题。财政立宪主义视野下,该现象是由央地财权划分不够合理,以及地方政府权力与当地居民权利不够平衡造成的。如果能够做到以宪法绝对统摄各类财税法律法规,则"土地财政"问题就可得到治理。     

从"他乡"到"她乡":吉尔曼女性主义写作策略的转变

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是美国女性主义文学的鼻祖。对吉尔曼的小说进行整体考察,可以发现:她的创作经历了从解构“他乡”(男权社会)到建构“她乡”(女性乌托邦)的转变,或者说,从以揭露和解构为主的现实主义,走向了以规划和建构为目标的乌托邦主义写作。这使她成为树立女性乌托邦典范的枢纽人物,其对于现代女性乌托邦文学的影响可谓深远。同时,这一转变也充分显示了吉尔曼女性主义思想的前瞻性,她预见性地实践了后现代女性主义所倡导的女性主义文学之目标,即:击破、摧毁、预见与规划。     

"针对妇女的暴力"的法律概念化

文章从新修改的《妇女权益保障法》中涉及针对妇女暴力的几个法律行为入手,认为修法中虽用列举方式将针对妇女暴力写入法律,但却未对其进行法律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导致有关概念的不确定,立法时已经留下未来司法的障碍。同时指出,将这些概念纳入专门法,是妇女立法推动的路径之一,但更重要的方面是推动针对妇女暴力概念进入主流立法,如此才能保障妇女权益的司法化。     

科学发展观视域下“80后”大学生教育的路径选择

“80后”群体受到社会广泛关注。“80后”大学生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人生态度等方面表现出鲜明群体特征。“抗震救灾”等公共事件凸显“80后”大学生“值得信赖，敢担重任”。科学发展观对“80后”大学生教育有重要引领作用。“80后”大学生教育的路径选择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学生的发展为目的，以学生的成才为根本。     

民国南京政府时期妾的权利及其保护——以江苏高等法院民事案例为中心

妾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1931年国民政府颁布的新民法不承认妾的地位,并把纳妾视为一种通奸行为,妻子可以据此要求离婚。这种变化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妾与夫脱离关系更加容易。妾在脱离关系后,一般可以要求男方给予一定的养赡费用。同时,寡妾也可以拥有一定的受养赡权利。但是,妾的这些权利往往受到夫、妻或者他人的挑战。     

融入区域经济合作 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中国一东盟“一轴两翼”经济格局下县域经济发展的思考

上林县位于桂中南，具有融入中国一东盟“一轴两翼”经济格局的有利条件，文章分析了该县融入“一轴两翼”经济圈在工业、农业、城镇化发展水平、旅游业等方面的发展路径选择，特别提出改善软环境，搭建发展平台是重要条件。     

“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反腐败刑事司法合作

"一带一路"战略是中国提出的重大战略,其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经济合作是"一带一路"的战略核心,然而经济合作的重点在基础设施建设、金融合作、货物贸易、能源开发等领域。面对这些领域的经济利益,部分沿线国家法治落后,权力得不到有效制约,导致这些领域很容易产生贪污腐败。由此沿线各国应重点加强联合侦查、证据交换、犯罪引渡、赃款追缴等领域的反腐败刑事司法合作,这对打击腐败行为,确保"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尤为关键。     

合同诈骗与金融诈骗犯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认定等问题的探讨

在合同诈骗和金融诈骗犯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其犯罪构成主观要件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于认定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就合同诈骗与金融诈骗犯罪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认定标准及其适用中存在的几个难点问题加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