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战后日本对华公共外交

二战后,日本对华政治、军事外交的开展受到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极大限制,公共外交就成为重塑其在中国的形象、重新赢得中国的理解与信任、促使中国奉行符合日本利益的温和政策的重要途径。通过人员与文化交流、经济与文化援助、外向型的文化教育、对华宣传以及动漫外交等手段,对华公共外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受其独特政治文化及国内右倾化思潮的影响,加之受两国意识形态、价值观、发展战略等方面矛盾的掣肘,日本战后对华公共外交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两次安倍内阁的“价值观外交”

两次安倍内阁的政策与实践显示,日本的"价值观外交"实际上有两个不同的层次。同欧美国家相比,日本的"价值观外交"是一种缺乏"价值"的"价值观外交"。从战后日本外交的整体脉络来看,"价值观外交"仍是实用主义、回避反思的思维模式的延续。除牵制中国外,作为"战略性外交"的包装和手段,"价值观外交"也服务于提升国际形象、修改宪法等诉求。在日本国内重要政治实践与其标榜的"价值观"多有背离的情况下,"价值观外交"具有双重的虚伪性。在此,"历史认识"与"外交"恰恰不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应重点关注日本"价值观外交"背后的"战略性外交",并联合相关国家、日本民众反对亵渎人类基本价值的行为。     

从“交流”到“合作”:日本在东南亚的城市外交

本文旨在考察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开展的城市外交活动。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城市外交出现了"从国际交流到国际合作"的转型,城市外交不再局限于象征意味较强的友城关系,合作形式更加多样化,更注重合作的实效。在东南亚地区,城市外交已经成为日本中央及地方政府实现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重要政策手段。中央政府思想观念的变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制度构建与资源注入,是日本城市外交转型成功的关键因素。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城市外交实践也为中国地方政府开展国际活动提供了重要参考。     

日本对非政府开发援助述评:外交战略的视角

经济外交是日本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强项,政府开发援助(ODA)是日本外交传递价值观和实施外交政策的载体与积极手段,是其外交战略的重要支柱.随着国际环境与国内条件的变化,日本外交目标与战略视野逐步超出亚洲地区而扩至全球,日本ODA的核心理念也发生转变,战略援助成分增加,作为综合安保的手段,与国家利益、外交战略直接挂钩.日本对非援助外交经历了从重亚轻非到经援铺路、政经并举挺进非洲的演变过程,具有保持与国际援助潮流同步、牵制中国对非外交、保障能源资源供给战略安全、谋求实现“入常”政治大国梦等方面的政策意义,是考察日本外交战略的一个重要途径.     

日本外交的选择:概念、议程与方向

外交是以和平方式实施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战败后,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政治家基于对国家特性的重新认知,确立了以全力发展经济、轻军备及对美协调三大原则为主要内容的"吉田主义",为日本描绘出复兴的蓝图。在宪法的"和平主义"精神及外交本质的合力之下,日本外交得以挣脱战前的扩张路线,在摸索中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其主要特征,则系于"宪法九条"、"日美同盟"、"经济中心"与"历史遗产"四位一体。其中,"宪法九条"与"日美同盟"这两大选择的目标、路径与方法并不相同,因此也屡遭质疑与局部修正,但"吉田主义"凭借其内在的强韧性,即使在冷战后依然维持了整体结构上的相对稳定。然而,这一局面在第二次安倍执政时期发生了急剧变化,日本外交的和平主义精神正经历实质性考验。日本明显加快了战略转型的步伐,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突破既有思维、法制及惯例的框架,外交体制也在经历重大调整。这一总体战略形态及外交体制的变化,无论对日本自身,还是对亚洲各国,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涵。展望未来,能否真诚反省历史,致力国际协调,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将是日本外交所面临的"世纪性"课题。一个不甘衰落而积极挑战自己的日本,如何融入日新月异的亚洲?面对新的历史机遇,日本须减少战略误判,戮力合作。没有健全的亚洲外交,日本外交难有未来。     

日本在钓鱼岛争端中的国际舆论动员

2012年9月以来,随着中日钓鱼岛争端的升温及僵持,两国之间爆发了持续的国际舆论斗争。日本根据形势调整对策,开始力促以国际舆论动员为核心的公共外交活动,意图在领土问题上形成对中国的话语主导权及软实力优势。日本对策转换由短期策略、长期博弈、宏观战略的三个需求共同促成。为有效推动国际舆论动员,日本还在构建政治统筹、官僚负责、官民协同的机制基础上,以"西化站位"优势构建传播策略与话语体系。在进行舆论动员时,日本以外交与媒体为两大路径,在具体方法上则呈现利用国际多边场合演说、政治游说及公关行动、西方主流媒体、网络和动漫等新媒体、驻外机构现场公关的多维立体特征。由于缺失正义和公理,日本的国际舆论动员及外宣攻势难以左右大局,但其某些具体做法以及所产生的国际影响,仍需中方关注并加以切实应对。     

国家营销视角下的中国外交战略分析

中国处于国内体制改革和外交战略转型的双重机遇期,在对外交往中需要在经济实力和实际影响力之间进行有效的相互转化,以实现国家利益。国家营销理论对国家战略的规划定位、体系设计与实施手段的分析框架,尤其是其对战略实施阶段的多元营销手段,可以用来分析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国家营销视野下的外交战略分析框架包括三个部分:国家战略定位和道路选择、外交战略体系设计、外交战略实施。中国外交首先要在国际体系层面找准国家定位,在国内层面找准政策定位,在外交路线上做出明确选择。中国逐渐将经济外交列为核心外交政策,辅之以公共外交、文化外交等政策手段,围绕"实力与权力之间的有效转化"这一核心议题,在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层面进行外交布局。中国在价值塑造、市场细分、促销渠道等外交战略实施方面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前原外交”与中日关系

前外相前原诚司在位时期的日本对华外交使得新世纪好不容易处于＂暖春＂状态的中日关系再次跌入低谷＂。前原外交＂的背后有复杂的原因,它与前原诚司的政治经历、政治作风、对华政见及个人野望有关,与日本国内政治需要以及民主党外交经验的缺乏有关,与日本民族主义情绪及日本右翼对此的不断鼓吹有关,与鸠山内阁留下的政治外交的＂负面遗产＂有关,与日本民主党一直所持的对华＂军事担忧＂有关。＂前原外交＂使中日关系紧张和消极的同时,还产生了其他的重要影响。     

评析冷战后日本联合国外交中的ODA外交

本文对冷战后日本联合国外交中的ODA外交。     

区域性公共产品、功能性合作与日本的东亚外交

积极扮演区域性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有效参与东亚的功能性合作,是战后日本东亚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对外政策工具的视角出发,对日本在东亚地区供给区域性公共产品和参与功能性合作的历史背景与战略考量进行简要梳理,从战后国际环境和日本国内经济社会变迁中追根溯源,分析其动机、资源和手段之间的互动辩证关系.在特定的战略制约下,创造性地利用已有资源,从而在既有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和外交存在感,这既是吉田路线以降诸多日本外交战略倡议和政策主张的基本内核和共通之处,也是指导战后日本在东亚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和参与功能性合作的战略初衷.在实践中,日本通过国内“善治”经验的外化、新的安全理念和治理理念从国内到区域层次的映射与推广以及官民并举、多元行为主体协同参与等方式,在地缘政治制约、历史心理牵绊下较为有效地开拓了战略空间,改善了双边认知,增强了地区影响力和话语权.     

全球化环境下的中国文化外交

适应后冷战结时期经济全球化在上层建筑层面的文化领域的影响和反映,中国提出和采取了一系列的对内、对外政策的主张和行动,勾勒出后冷战时期中国文化外交的轮廓和内容。包括对内巩固传统文化,丰富中国文化;对外参与和利用国际多边机制,推动文化保护、交流与合作;并在国际上主张文化多样性,开展文化外交。文化外交正丰富和充实着中国的总体外交,赋予中国外交更多的中国特色。     

外交的本质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

外交是以和平方式实施国家对外政策的工具,其和平本质决定了外交手段与军事手段的根本不同。外交不是权力政治,也不是对外政策,而是按照一定规范和平处理国家间关系、落实对外政策的过程。外交在不同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及其作用提供了不同的历史经验:晚清并非弱国,晚清及近代中国的经验不是"弱国无外交",而是外交的失败导致国家的失败;美国对待外交的经验是强国无(需)外交,有实力即可,这是强权政治的逻辑;不少小国成功的经验是,外交是国家存亡和兴替的关键、立国之本和"小而不弱"的保证;曾经发动世界大战的德国和日本的经验是,选择战争走向毁灭,而放弃战争、选择和平的外交战略,则走向繁荣。对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不同的历史经验昭示:和平的外交战略而不是军事和战争战略,才是国家崛起的明智选择。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崛起的中国需要坚持和平的外交战略。坚持和平的外交战略,不是期待国家为外交准备任何成功的利器或其他实力资源,在国家强大之后展示武力,而是要充分利用好作为国家资源的外交工具。为此,不仅要关注和讨论外交,而且要把握外交的本质,从外交的角度观察和分析问题,按照外交规律办事,注重制度创新,让外交资源尽其所能,让外交人员人尽其才。     

韬晦之“鸷”:安倍晋三人格特质与对外政策偏好

人是外交的核心,但既往研究往往忽视甚至无视个人的作用。作为日本外交的最高决策者,安倍晋三首相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执政风格。本轮大选后,"安倍一强"格局仍在持续。安倍将沿着既定战略目标,全力落实"安倍路线"。在"摆脱战败"的强烈信念驱动下,安倍人格方面的某些特质,能在一定程度上形塑其对外政策偏好。作为改革型领导人,安倍自比"战斗型政治家",在发挥领导力时积极主动,以目标为指向。安倍权力需求较为旺盛,敢于直面政治挫折并注重方式方法。在核心人际关系层面,安倍政权呈现明显的"小集团"色彩,一度注重任用"侧近"人士。他既重"面子",也要"里子"。当"面子"与"里子"相冲突时,后者优先。影响安倍人格形成的因素,既有其老家"长州藩"的精神滋养,也有"岸DNA"与晋太郎的"遗产",其求学、入职、特别是从政的锤炼也不容忽视。在具有"外溢"效应的国家重大政策问题上,安倍既在战略上固守"内核",又在策略上相对务实。安倍注重推行以"俯瞰地球仪的外交"与"积极和平主义"为代表的战略外交与安全保障,当前重要抓手则是"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在对美认知及偏好上,他主张亲美,但心存"怨念";对华则主张政经分离,以利益而非友好来建立新型中日关系;对朝施加压力并注重利用朝鲜因素争取国内舆论的支持。总体来看,安倍具有复古的国家观,他身上既有鹰派政治家所特有的对外强硬的一面,又有现实主义者极度务实的一面。安倍的政治宿愿是摆脱"战后体制",为此致力于推动战略与决策机制的"双转型"。他重经济,但更重外交与安全保障,目的是让日本成为一个全面崛起的大国。安倍治下的日本,值得国际社会长期关注、深入研究,保持一定的警惕。     

论文化外交

文化外交与对外宣传、公共外交和价值观外交不同,它是以一国政府为主体,在思想、教育、文化等领域,基于主体的平等性、方式的对等性和相互性、内容的相对真实性、目标的长远性,对他国开展的持续性的人员交流、文化传播和思想沟通,以渐进实现国家软实力提升和文化推广等目的的活动。人文外交是中国特色的文化外交概念,强调包容与和谐以及以人为本,人文外交尚有待于进一步充实和发展。文化外交可分为思想外交、文明外交和文艺外交三个层次,其中思想外交效力最强,是文化外交的核心。近代世界历史表明西方在全球政治中的霸权地位离不开西方思想的扩张和征服,各种反抗努力的失败更显示了思想外交的强大力量。中国应该吸取历史经验,通过参与和推动思想和价值观的国际讨论、整合制度资源、集中力量服务思想外交、大力开展学术外交等方式加强文化外交,提升中国软实力,实现国家利益。     

简论日本政治大国战略下的非洲外交

早期日本对非外交主要出于经济考虑,并且非洲在日本外交议程中处于边缘位置。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后,非洲在日本能源战略中的地位显著上升。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提出政治大国战略,对非外交便开始在这一框架下进行,不再限于获取资源和市场。ODA（官方开发援助）是日本对非外交的基本手段,并形成了官方主导、民间为辅的机制,而＂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是其主要平台。目前,日本全面重视和参与非洲事务,并且把实用主义和价值理念结合起来,为其政治大国目标服务。受制于自身与国际因素,日本对非外交的实效不应被夸大,但它对中非关系仍构成了一定影响。     

日本能源外交与能源安全评析

日本能源外交决策体制由“行政中枢系统”、“智库咨询系统”和“情报提供系统”三个要件组成.日本借助能源外交政策及其实践,渐次构建完成了由“八大能源向度”组成的全球化能源供应体系,实现了全球化能源配置.日本在能源外交领域决策主体的模糊性、推进主体的“官民并举”、具体策略的综合性、外交立场的独立性、国际合作的广泛性等特点,在规避、弱化、稀释、分散、对冲和舒缓“流量约束”及其“六大风险因素”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不仅未使“能源约束”成为其经济发展的瓶颈,而且在应对能源危机中还使日本表现出了很强的适应性、免疫力和恢复能力.     

十八大以来中国文化外交创新发展

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全球化背景下,文化成为影响国家外交的核心因素。以文化为内容和手段的文化外交以其柔性特质从外交舞台的幕后走向台前,成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充分运用文化外交开创我国外交新局面,用文化软实力塑造中国负责任大国新形象,开启自信、务实文化外交新范式,体现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风范,在国际上掀起一股外交"中国风",开启了中国外交新时代,为中国梦的实现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中国公共外交之理论与实践刍议

公共外交在中国越来越成为一门显"学",但其繁荣的背后却隐藏着误解与幻想。作为一种外交活动的公共外交是现代大众政治发展在对外关系上的表现。公共外交的发展正在从强调"公众"走向强调"公共"的新公共外交阶段。作为公共外交理论硬核的国家形象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实践中的国家形象与国家利益并不具有必然的一致性,中国的公共外交应当坚持国家利益高于国家形象的取向。成功、主动的公共外交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中国的公共外交过于偏重文化途径,但造成当前中国公共外交被动的原因主要还是战略性和价值观层面的。随着中国的社会性成长,新公共外交在中国越来越具有现实性,如何既充分发挥各种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公共外交的热情,又能保持公共外交的公共本性,将是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的重要方向。     

理解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

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在保持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连续性的同时,也展现出新趋势和新特点。在战略和宏观层面,外交服务内政的主要任务和外交总体布局基本维持不变。在具体政策层面,仍然重视对美关系,提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在海洋权益争端和朝鲜核问题上,一方面保持原有政策的连续性,另一方面行动更为积极,政策更加明确。在操作层面,"首脑外交"更加活跃,国家利益在对外关系中的坐标作用更加突出,外交工作的全局统筹、顶层设计、中层协调和一线执行等都得到强调和重视。这些新趋势是改革开放以来成功外交的延续,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家身份以及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的要求,是中国政府和社会环境变迁的客观结果。这一发展趋势将会延续下去。鉴于影响中国外交的因素在增加,未来中国外交将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亟须在不同观念和利益、国内和国外、维稳和维权、国家利益和正义原则之间尽量寻求平衡。     

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日外交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建立和发展中日睦邻友好关系放在对外政策的重要地位。他分析了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阻力与可行性,认为:中国地缘政治的重点在东方--日本;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美国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的敌人;日本属于“中间地带”,是联合反霸的对象。提出了对日外交策略:新中国建立以后,和平是中日关系的主流;严厉谴责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同时主张宽容今天的日本;以宽松的民间外交打破中日外交的僵局;面向未来建立正常的中日关系。在毛泽东对日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日于1972年恢复了友好的邦交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