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安全合作网络治理的风险与困境

在我国公民社会不成熟、市场经济体制发展不完善的情况下,公共安全的合作网络治理面临着意识形态的质疑以及诸多操作层面的困境,多重的风险与困境直接影响着公共安全合作网络治理的绩效。     

公共安全合作网络治理的结构与形式

随着我国公共安全事故日益复杂和多样化,党政职能部门作为公共安全领域垄断者的单中心模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在市场、政府与社会三维框架下公共安全服务呈现出多中心治理格局。实践中公共安全服务的行动者是多元的，不仅包括党政组织、保安服务公司、治安联防队，还包括志愿巡逻者及社区公民等。那么，多元行动者如何更好地融合到合作组织网络中？公共安全服务中具体存在哪些合作网络形式？这是需要我们解决的理论与现实问题。     

新时代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绩效 改进策略研究

公共安全风险生成过程和存在形态的特殊性决定了风险治理过程的复杂性和多维性,这在客观上要求不同主体强化治理的范式和思维,从绩效视角审视公共安全风险及其治理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涉及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绩效来源的确认、公共安全风险治理过程中诸多要素和资源的整合以及风险治理绩效结果的达成。政府必须不断更新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体制和机制,将风险治理的关口前移,逐步形成以风险的科学预控和快速高效的应急响应为基础的现代公共安全风险治理制度安排,在公共安全风险整体性治理基础上把握和审视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机制和过程,以风险自身的技术研究方式和政府公共安全风险治理的社会范式为两翼,借助二者之间的耦合与互动,有效回应风险治理绩效改进过程中的问题和困境,服务于新时代国家公共安全风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公共安全的中国之治。     

城乡结合部社区构建新型政社关系的路径探析

由于在就业机会、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流动人口管理等方面的服务缺位,城乡结合部社区的发展转型面临困境。建立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互动关系是破解城乡结合部社区发展困境的一种有益尝试。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互动关系表现为通过社区管理主体、客体及管理方法的创新来变革基层治理方式,实现社区管理创新,同时也表现为满足社区内异质群体的不同利益诉求,改善城乡结合部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滞后状况,提升社会管理和服务绩效。     

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供给的政策分析及治理模式重构

基于第四次全国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以及实地调研资料的分析发现,当前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仍然存在供需失衡、利用率不足的问题。为此,政府出台了诸多政策措施,各地也进行了各种模式创新,但效果并不明显。这背后的原因在于当前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底层治理结构与其供给特征存在冲突。要解决这一问题,从根本上还是要重构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底层治理结构,改革当前过度行政化的治理模式,构建社会化的治理模式。这一社会化治理模式的特征有:一是社会化的服务供给结构;二是在政府与居民、政府与市场之间搭建社区组织平台;三是形成政府、社会、市场有机合作的治理模式;四是要有家庭成员的积极参与。     

新兴风险下的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治理研究

作为新近出现的风险,新兴风险有着已知性与未知性交织、陌生性与不确定性共存、关联性与耦合性并联、发展演变转化模糊等特点。我国目前的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治理依托于社区治理,面对新兴风险,主要有治理边界延伸与新兴风险的陌生性不相适应、治理资源分散与新兴风险较强的关联性不相适应、治理结构相对稳定与新兴风险的动态变化性不相适应、治理模式相对确定与新兴风险的不确定性不相适应等困境。加强制度供给,促进条块契合;整合优化资源,促进功能弥合;丰富治理工具,促进要素融合;强化网络构建,促进点线面结合,以更好地应对新兴风险,从而夯实城市社区公共安全治理的基础。     

社会化维权与“多中心协同”治理网络的创新 ——以义乌市总工会为例

近年来，农民工“极端、非理性、恶性”自力维权事件频发，突显了我国公力维权体制的乏力。义乌市总工会以“社会化”维权为平台，构筑了“多中心协同”治理网络，有效地破解了当前公力维权体制面临的治理困境。义乌市总工会主导的“社会化”维权治理网络，是在农民工“自我维权”组织的兴起，外部政治生态环境压力作用下形成的，是在“崇尚合作”的义乌政治生态文化基因支配下形成的，是在社会资本的联结作用下形成的。     

社会化维权与地方政治生态——以义乌市总工会维权模式为例

近年来，农民工“极端、非理性、恶性”自力维权事件频发，突显了我国公力维权体制的乏力。义乌市总工会以“社会化”维权为平台，构筑了“多中心协同”治理网络，有效地破解了当前公力维权体制面临的治理困境。义乌市总工会主导的“社会化”维权治理网络，是在农民工“自我维权”组织的兴起，外部政治生态环境压力作用下形成的；是在“崇尚合作”的义乌政治生态文化基因支配下形成的；是在社会资本的联结作用下形成的。     

大数据:风险社会公共安全治理的新思维与新技术

当前我国正处于风险高发的社会。风险社会中我国公共安全问题呈现集中爆发性、复杂广泛性和危害严重性的特点,公共安全治理面临重应急处置轻风险治理、安全意识淡漠、治理主体单一以及治理技术落后和能力低的困境。当前兴起的大数据革命为我国风险社会公共安全治理带来了新思维和新技术。大数据思维将风险治理作为公共安全治理的逻辑起点,遵循正向思维全流程治理模式,重视科技话语,重塑治理机制,实现公共安全治理的多元协同和科学化。大数据技术为公共安全治理提供强大的数据信息基础支撑、工具能力支撑和技术平台支撑。     

构建网络反腐“新常态”:意义、困境与路径

当前,正在形成的网络反腐"新常态",以其长效性、主动性以及全覆盖的内涵凸显出积极效应,得到民众和国家的高度认可和共同推动。它在提升公民参与政治的效能感、监督和规范公共权力运作以及培养公民民主意识等方面表现出特有的价值绩效。但网络反腐"新常态"的构建也面临着制度缺位、平台滞后、反腐主体素质参差不齐等困境。这些困境可通过加强网络反腐的制度建设、平台建设、提升网络反腐主体素质等路径来破解。充分发挥网络反腐在腐败治理中的积极效应,有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相关问题研究

在新时代,以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具有坚实的理论依据,体现了鲜明的唯物史观,也是应对社会主体多元化、社会利益多样化、社会结构异质化、社会风险聚集化的客观要求。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凝聚价值共识难度大、体制机制不健全、本领恐慌等一系列现实困境,需要从政治引领、价值引领、制度引领、组织引领、服务引领、资源引领、技术引领等方面入手,切实提升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成效。     

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和政策激励

加强公众参与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选择应从公民素质、公共意识、制度规则等方面着手。现实情况下,我国公众参与社会治理中存在着诸如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制度供给不足、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法律保障不够健全、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识不强和能力不足、社会组织发育不够成熟等诸多困境。因此,公众参与社会治理需要在制度安排、组织架构、法律契约等方面加强政策激励。     

公民参与困境与化解策略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和公共事务的管理,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公民社会发展壮大的必然要求,也是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治理理论的内在意蕴.然而,公民参与在实践中面临着诸多困境,表现在公民主观上的政治冷漠与"理性的无知",公民参与过程中的角色悖论、效率悖论、质量悖论、参与悖论.诸多困境的存在阻碍了公民参与进程和民主治理的推进.健全公民参与动力激励机制,借助公民参与的有效决策模型,依据公共政策性质和合法性要求,选择适度且均衡的参与途径与策略,辅以具体的完善公民参与的措施,是消解公民参与实践困境的有效路径.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的困境与出路

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是反映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有效性的一种新兴重要工具,便于为政府决策提供有价值信息参考。当前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仍面临着诸多困境,正确处理好政府供给与公民需求、财权分配与事权安排、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这三大关系,是政府需着力突破的瓶颈。服务型政府建设以公民满意为目标导向,构建多层次、全方位、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成为今后地方政府工作的攻坚重点。     

共担风险视角下的PPP协同治理

作为公共品供给模式的创新,PPP(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革新了公共项目运作模式,引发了公共服务领域及项目自身的协同治理效应。从PPP项目全生命周期来看,PPP治理是一系列风险治理的过程,其中对共担风险的妥善治理尤为重要。PPP共担风险来自风险共担体外或合作共同体整体,具有外生性、集成性及不可控性,这些特性直接导致了PPP风险治理面临困境。为此,要树立并践行协同治理理念、完善PPP相关法律法规、提升政企集成效能、协同风险治理的多元主体、构建参与—退出的弹性治理机制,从而实现PPP共担风险的善治。     

网络参与:公共性价值、互动困局与有效调适

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基于利益表达的网络参与已成为政府实现自身决策科学化的同时有效回应公民社会的新途径。在网络参与被寄予了实现"非程序的民主"的角色期待时,网络参与公共决策的发展却也面临着决策者利益悖论、参与主体的有限性和参与系统的信息资源不对称等困境。这种困境可以通过网络公民组织的矫治、决策权力再配置的合作解、良性互动的调适机制三种途径进行有效调适。     

“国家治理”式公共服务生产与提供图景——兼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理路

大量社会组织的涌现,对单一的政府治理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兴霖教授的《国家与社会之间》一书,以社会组织为抓手,揭示了公民、社会组织、市场、政府分别在公共服务生产、提供中的角色与功能,系统性地提出了一种整合四者于一体的、从国家到社会中的每个公民之间都可参与的、多主体协同的公共物品与服务生产与提供体系,这本质上是一种从理论上构建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它提出了公民、社会组织、市场、政府四者中,既可单独生产或者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也可以两两之间、多者之间合作生产、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为了实现这种"国家治理"式提供,可以采用绩效导向式协同中心来作为工具。     

西部地区基本公共安全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

基本公共安全服务均等化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内容。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基本公共安全服务均等化水平有所提高,但非均等化的问题仍较为突出。从公共治理和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出发,逐步解决西部地区基本公共安全服务供给不均衡的问题,不仅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也是保证社会稳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战略。本文将基本公共安全服务列为当前基本公共服务的内容之一,对当前西部地区基本公共安全服务非均衡的问题进行分析,着重从基本公共安全服务供给能力和供给机制建设的角度提出了推进我国西部地区基本公共安全服务均等化的对策建议。     

区域治理视野下的架构再造——以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为对象的分析

北京奥林匹克公园的行政区治理模式面临着现实中的种种困难和挑战,已经不适应园区快速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园区多种风险叠合,多种公共问题杂合、难以提供即时持续的管理服务等,因此,必须加以调整.从所面临公共问题的跨区域性、治理理念的适应性、政府组织架构的对应性等方面考虑,奥林匹克公园由“行政区治理”模式调整为“区域治理”模式具有可行性.根据区域治理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奥林匹克公园应当从公共组织结构再造、公共组织职能重塑、搭建合作治理平台等方面调整和完善管理服务体制机制.     

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分析

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是指那些影响公民结社行为和民间组织活动的各种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规则的集合体.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制度环境中既存在着有利于其发展的制度性因素,也存在着不利的制度性因素或者说制度性障碍.这些制度性障碍包括:民间组织登记管理上的双重许可制度,民间组织监管上的双重负责体制,年度检查制度,请示报告制度等一系列制度性规定.这些制度性障碍使得民间组织发展面临着注册困境、定位困境、资金困境、知识困境、人才困境、信任困境等多重困境.出现这些制度性障碍的原因在于,公民社会制度环境的设计者和供给者出于维护政权和政治稳定的考虑而在公民社会组织监管上表现出强烈的限制和控制取向.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将公民社会与国家对立起来的理论思维和对民间组织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防范心态.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改变这种思维定式,努力建立公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和谐与合作的新型关系,而这就需要优化我国公民社会发展的制度环境建设培育服务与监督规制并举的能促型民间组织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