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管理的基本经验

中国古代社会的管理思想、做法和经验,是由中国古代社会的一系列基本特征决定的.宗教神学控制论、道德约束观、礼乐治国论、无为而治以及法家的社会控制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主要的社会管理思想.统一的社会信念和中央政权的强大、注重社会秩序与社会控制、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相结合共同治理社会、综合为治,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治理经验.历史上,中央政府统治力的下降、吏治腐败、对重大灾荒事件应对不力、因社会矛盾和冲突而引发的农民起义等,多是导致政权衰落的主因.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管理,虽然主要应当专注于国内治理与内政建设,但抱持全球化的视野,对国际局势变化给予关注,同样是十分重要的.     

中国古代惩腐治贪的一些经验及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惩腐治贪的一些经验及借鉴意义何长顺，李超贪污腐败是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一种社会问题，它从文明社会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困扰着人类社会。古代中国，惩腐治贪是历代王朝治理国家、社会的一项重要政策。从遥远的夏朝直到百年前的清代，为使国家统治能够有效地进行，...     

试评中国古代科举制度

中国历史上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宝贵教训,对中华民族的今天和未来都具有重要的价值。但科举制也对我国古代乃至现代都产生了不良影响,本文从科举制的历史演变、作用、局限性三方面来分析中国古代科举制。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特点及其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经验与智慧。总结探讨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历史经验,可为我国当前监察制度与民主法制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中国古代廉政建设的若干经验

在中国古代的治国安邦方略中,重视吏治、提倡廉政和整肃腐败的思想与实践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古代一些比较清醒的统治者和官员,身体力行与腐败现象进行斗争,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重视研究和总结这些历史经验,对我们今天的廉政建设仍有积极意义。本刊分期刊发褚家永同志的文章《中国古代廉政建设的若干经验》,供读者参阅。     

中国古代严刑峻罚的历史分析与评价

在中国古代的刑事法领域,严刑峻罚现象十分严重且一以贯之。在政治制度上,由于君权神授制度、宗法制度、国家本位的御民制度,使得严刑峻罚成为必然选择;严刑峻罚在政治思想上也有着各种理论根据;在历史文化上,中国历史文化在相当程度上对严刑峻罚起了一种推助波澜的作用;在社会心理根源上,民间社会对严刑峻罚也逐渐习以为常,慢慢积淀为社会心理,积习难改。     

从法律激励看对中国法律文化传统的继承

由于特殊的历史际遇,近百年来,中国的法律文化传统几被彻底抛弃了。当代中国法律体系、法制机构、法学话语体系与西方国家几乎雷同;中国自古以来的法律话语体系几乎完全消失了。全盘否定古代中国的社会治理理论,全盘否定古代中国的法制经验是错误的。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一个重要而又长期未受应有关注的特点便是重视法律激励,而古代西方各国的法律中却鲜有奖赏激励的法条规定。近代欧美国家的发展曾得益于用法律来激励科学技术的发展。运用法律手段激励知识创新,能够大大激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全面地回应当代社会治理的要求,不仅要求政治家们自觉地运用法律激励手段治理国家,还有待法史学界、法理学界总结法治发展的经验,加强激励法学研究,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宏大工程。     

论中国古代礼刑互动关系

礼与刑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两种主要社会规范。本文从礼刑互动交融关系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古代的礼刑结合过程及其原因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礼刑结合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深远影响。这一发展过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礼刑结合的实质是反映封建等级特权政治关系和封建宗法血缘家族关系的等级性社会秩序的法律化和制度化     

论中国古代民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在中国法制史领域中,对于中国古代民法的研究是非常薄弱的。既没有从事有关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专门性的论著也极为少见,可以说处于亟待耕耘的状态。为了全面地总结中国法制历史的经验,提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的历史借鉴,开展对于中国古代民事法律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拟就中国古代民法研究中的若干问题阐述涓滴之见。     

中国古代监察法的历史价值——中华法系的一个视角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古代政治权力乃至最高权力的运行,发挥了积极的规范和消极的防范作用。而作为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监察法体系,不仅具体反映了中国古代本土法文化的鲜明色彩,而且在世界监察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是凸显中华法系特殊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古代监察法在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积累的丰富的经验,对于当前的监察法制建设很有借鉴意义。但是,中国古代的监察法由于缺乏与民主制度上的关联,所以无法培育出西方近代社会用法律约束权力的法治观念。     

我国大陆各省检察制度确立的具体时间

作为历史和政策性社会产品的中国检察制度,究竟源于何时何地？可概分为＂五说＂：即（就）是说认为,我国历史上的御史制度即（就）是中国古代的检察制度;前身御史说认为,御史制度不是我国古代检察制度,而是中国检察制度的前身;引进说认为,中国检察制度是由西方引进的,起源应以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中国古代变法实践对当代法治建设的启迪意义

中国当前的法治建设可以说是一项伟大的社会改革工程.这项社会变革工程虽然没有直接的蓝本可以借鉴.但中国有着千年历史,我们可以从古代的变法实践中为当前的的法治建设汲取经验教训.本文立足于三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封建社会中期(北宋)、晚清时期,以李悝变法、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以及晚清变法为古代变法实践的典型,总结它们的得失经验,以求有助于当代法治建设.     

论宗族制度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宗族制度是中国古代以家长制为核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特殊社会体制.梁启超先生曾谓:"中国古代的政治是家族本位的政治."①这种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几数千年的宗族制度,本身寄身于传统的农业经济体系之中、依托于农耕生产方式而存在,同时又构成了传统社会正统价值体系、政治制度的基础.中国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几方面要素,包括儒家学说、伦理观念等思想因素,以及外在的专制体制、社会等级制度,无不与宗族观念、宗族制度密切相关.     

二十世纪中国商法学之大势

<正> 中国古代社会,不存在近现代意义上私法性质的商法,也不存在以其为研究对象的商法学。中国商法孕育于十九世纪下半叶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巨大历史性跃迁的进程之中。二十世纪初期大规模的法律改革运动,使商法成为了中国社会经济现代化之法制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为契机,中国商法学应运而生。在近百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商法学,     

试析我国固有民法的特点和价值

我国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特殊性决定了我国古代民法的性质和规模,独特的经济制度、政治结构加上立法传统、礼制和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形成了我国古代民法特有的面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中华民族长期社会实践的成果之一,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具有不得不然的历史合理性,也具有积极的正面效应和古为今用的实践价值。     

史学意识与中国古代历史剧的发生

中国早期神话的历史化铸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史官化特性。在史官化条件下，史学极其发达。随之而来的史学渗透在作家价值取向、诗学传统和通俗艺之中，为中国古代历史剧的发生准备了充足的主观与客观的双重条件。     

中国古代判词与当代刑事判决书对比研究

中国古代判词作为古代司法官员听讼断狱所制作的司法文书,反映着中国历史上的礼法文化传统。当下中国的刑事判决书改革,不仅需要借鉴国外的先进庭审制度和制判模式,而且需要从我国的本土断案决狱文化中汲取营养,把我国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发扬光大,从而更好地推动司法改革的发展。本文首先对中国古代判词进行分类,继而从古代判词的文学性特征、道德化倾向、天理、人情和法意的兼顾、文本结构和用词的感情色彩等角度探讨了古代判词与现代刑事判决书的差异,并揭示了其对当今刑事判决书改革的启示。古代判词的这些特征不仅有利于实现古代社会的司法目的,对于中国当下的司法改革,尤其是刑事判决书改革也具有现实的参考价值。     

洞察历史规律 汲取前行力量——关于版权历史文化研究的几点思考

<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中国版权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世界上唯一拥有几千年不间断历史记录的国家,我国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记录了中华民族在创造历史中积累的各种版权知识、经验和智慧。对版权的历史应当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不断从中汲取有益的人文精神养分。     

中国古代“才子佳人小说”论略——从西欧中古时期的“骑士传奇”谈起

骑士传奇是西欧中古时期历史文化的产物,由分封制所造成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现实是其产生、发展的基础。所描绘的种种爱情故事,虽然显得荒诞离奇,然而总是与骑士制度有着种种联系,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人性的肯定。散文体骑士传奇是西欧近世小说的先导,至少从叙事形式和技巧方面为欧洲近世小说提供了范式。才子佳人小说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条件下的产物,中国中古以后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体制,特别是唐代以来实行的决定中国知识阶层命运和思想状况的科举选官制度,是才子佳人小说创作产生和长期延续的基础。即使是那些耽于幻想的才子佳人小说中所描写的虚幻恋爱婚姻故事,也多少反映了中国古代知识阶层追求个性解放的愿望。清代前期中、长篇才子佳人小说兴盛的小说史意义,则在于巩固了《金瓶梅》发轫的以长篇小说描写现实生活的新传统和确立了长篇小说由文人独立创作的新格局。西方和东方这两种文学现象是基于两种社会体制所导致的历史文化的差异,从而证明了制度文化对文学的巨大影响,也提醒我们不能脱离历史文化背景研究古代的小说。     

评《中国法制史》第一卷

最近,由张晋藩、张希坡、曾宪义编著的《中国法制史》第一卷,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一卷,记叙了从氏族制度解体和国家形成的夏朝始,到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覆没止,绵延近四千年的中国古代法制历史的主要发展变化过程。着力阐明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不同类型法律制度的产生、变化、消亡的规律,兼述和剖析了与法律制度密切相关的政治制度、法律思想、立法司法概况以及决定和制约法制的社会经济关系和不同时期的阶级关系、阶级斗争情况。全书史料丰富、观点鲜明、体例得当,是一部公开出版的具有中国特点的法制通史。中国法制的历史,源远流长,沿革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