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古今观

魏晋南北朝无疑是中国古代社会复杂无序,政权频繁更迭的时期;伴随着思想、经济、政治领域急剧变化,人们对社会的发展变迁有了更深入、更广泛的思考。本文主要探讨魏晋南北朝各个领域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历史观。     

从土地所有制的角度解读中国古代官僚制的经济基础——一项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认为,产权具有残缺性和可分割性的特征.运用产权理论对中国古代土地制度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古代帝国社会中国家（君主）掌握的是土地产权结构中的所有权,社会成员拥有的是土地产权结构中的占有权和使用权,由此形成的一种具有高度残缺性特征的土地产权制度形态,阻碍了清晰的土地私有观念和土地私有制度的形成.因此,中国古代官僚制最基本的经济基础是全国范围内高度集中的土地所有权,而政治权力与土地所有权在国家层面上的高度统一使得君主成为一国之内最大的地主,官僚制体系主要是作为君主王权的代理者而存在,而能否控制官僚群体对社会的提取限度则成为维系帝国王朝政权存续的基本前提.     

律师服务社会管理创新的职能定位与路径选择

当前,中国的社会控制机制正在经历由意识形态控制向法律控制的转变,这一过程,也正是中国法治生长和发育的过程。法治不仅是一种治理国家的方式,更是一种社会管理的方式。律师与法律密切相关,既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与社会管理创新息息相关,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具有独特的职能作用。     

全球化与政府创新

全球化使得后发国家的行政管理会产生广泛而深刻、持续而复杂的影响.全球化迫切要求政府行政创新.全球化过程中,后发国家政府面临市场力量与政府作用、超越主权与国家主权、有限政府与无限政府的悖论与矛盾.全球化对政府职能提出了创新要求,属于后发国家之列的中国,应确立全球化政府理念,创新政府公共行政,提升政府能力,才能提高政府治理水平,正确定位政府职能,顺应全球化浪潮对行政环境的置换.全球化进程中,如何创新政府行政,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中国传统和谐思想概要

中国传统和谐思想极为丰富,主要包括民本执政理念、富民经济战略、公平分配定律、社会救助体系、民主决策模式、中庸治国方法、和平邦交策略等。这些思想都是中国古代社会治理实践的理论精华,对于加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仍具有积极意义。     

荀子隆礼重法思想的逻辑起点与价值目标

荀子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开启儒法合流、礼法并用先河的著名思想家.他身处社会急剧变革、思想激烈碰撞的时代,这个时代促使他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思想交锋中去深入思考当时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其隆礼重法思想是基于儒家立场对先秦诸子百家,特别是法家思想进行反思、评判后的理论结晶.这一思想奠定了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礼法并用的国家治理模式的思想基础.深入研究荀子隆礼重法思想的逻辑起点和价值目标,对于当前进一步全面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原则,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社会和谐治理与发展民间组织

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矛盾急剧发生,面对复杂的社会问题,单由政府的管理远不能满足日益发展的社会需要。作为社会治理不可缺少的力量,民间组织无论是理论上的支持,还是实践上的需要,都要求以其独有的特点和方式来弥补政府和市场的失灵。从发展趋势而言,民间组织将是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     

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研究

习近平社会治理法治思想的产生发展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千载难逢的经济社会发展机遇与面临的各种风险挑战为这一鲜活理论的产生提供了客观基础、实践依据.这套逻辑严密、科学完备的理论体系全面系统地诠释和回答了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若干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包括社会治理的战略布局、根本性质、治理格局、主体地位、动力保障、基本原则、管理体制、治理机制、网络社会治理法治等.其不仅具有实践性、时代性、科学性的特征,而且凸显了高屋建瓴的战略思维、求真务实的实践思维、勇于创新的改革思维、哲理厚重的辩证思维的理论品质.这一思想体系是“马恩经典作家”关于社会管理与法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理论与实践的重大成果,是互联网时代人类治理文明的“中国智慧”结晶.她对于互联网背景下提高社会治理系统化、科学化、智能化、法治化水平,对于加快建设“法治中国…平安中国”,对于推动全球人类治理体系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长期的理论指导.     

法治中国视阈下的儒家思想与中华法系再认识——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2015年年会综述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古代礼法合治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有重要启示作用。法治中国建设离不开对古代经验,特别是儒家思想及其治理模式的有益借鉴,离不开对古代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智慧所进行的积极总结。在此背景下,2015年4月24至25日,由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主办、西南政法大学中国法文化研究传播中心承办的"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2015年年会"暨"法治中国视阈下的儒家思想     

对中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培训制度的浅析——由我国古代教育培训制度带来的思考

本文指出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人力资源开发思想,虽然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其中的"理"仍是相通的。挖掘这些思想对完善我国公共部门人力资源培训制度大有裨益。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体之维

国家治理主体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具有多元性、拟制性、平等性等特征。与集中统一的管理不一样,国家治理强调多元主体的共治格局。政党、国家、政府、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公民等都是参与国家治理的主体。从法学的角度看,这些主体都是法律拟制的产物,按照社会契约论都应以平等身份参与治理。以权力、权利主体作为依据,可把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主体分为官、民两类。以此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来构建法律关系,可以发现权力冲突、权力与权利的冲突、权利冲突构成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是国家治理的主体之维所要重点探讨的理论问题。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定义探析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词,在中国共产党各级机关和中国各级政府文件中经常出现,已经成为时下中国社会热词之一。同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一项重要社会政策和努力建设的社会管理工程。然而,长期以来,对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词的内涵,人们却存在着相互差别很大的理解。这种状况不仅影响了学术界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制度进行研究探讨时的交流,更为严重的是,必然影响到对有关政策文件精神的领会和贯彻,从而影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系统工程的建设效果。在总结、评述目前各种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词定义的基础上,给出了自己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词的定义,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指在社会公众参与下,各级党和政府部门为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协调行动,运用各种合法有效措施防治严重治安违法行为和刑事犯罪活动的一项社会管理系统工程。     

司法知识及其形态变迁的社会逻辑——从“难办案件”的处理切入

与传统中国社会难办案件的处理更多依赖于法官个人的伦理实践不同,当下中国司法场域里的难办案件处理术,则更多表现为一种知识的公共实践。这种知识的公共实践不仅会强化国家对于基层社会的治理与控制,而且也有利于公民社会与公共生活的整体建构。因此,当下中国的司法改革,就不仅要留意社会转型对司法知识及其形态变迁所起的作用,更要注意司法知识对于社会的型塑,以便能够在司法发展的过程中形成司法知识与社会结构和文化情境系统全面而良性互动的机制,最终推动中国司法与社会全面而优质地发展。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法治理论的发展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国家治理意义重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最新成果。其汲取了古今中外各类法治理论的有益元素,对法治理论做了七项创新发展,即建设法治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三个核心要义"、坚持"共同推进、一体建设"、完善党内法规体系与实现依规治党、着力实现制度现代化、统筹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还对法治理论做了十五项拓展深化,即关于依法治国方针、坚持党的领导、法治为民、法治经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权力监督、德法并重、改革和法治关系、加强社会治理、政法机关职能、法治环境建设的拓展深化。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系列成果,传承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吸收了世界法治理论精华,且勇于探索当代中国法治实践。     

公司社会责任思想在职工民主管理中的理论意义及实践

职工民主管理是我国公司法上的重要制度,其思想渊源有诸多理论,公司社会责任思想便是其中之一。就其理论意义而言,公司社会责任思想否定了个体经济利益和公司股东利益唯一论,有利于为职工争取在公司中的利益地位;重视经济社会中的道德意义和伦理价值,为确立职工民主管理的基本原则提供了指引。但其局限性在于对职工管理关注的专注程度不够,很难针对职工的特点抽象出一般原理进而指导职工管理公司的实践;以公司及其管理者为出发点的单向性,不足以证明职工参与影响公司决策的正当性;没有讨论公司中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关系,因而在确定职工民主管理在公司管理中的地位时面临着理论上的困境。     

从“经济建设型政府”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新时期中国政府治理模式初探

由于全球化和资讯时代的冲击,政府—市场—社会的三元社会结构范式逐渐取代了政府—市场的二元社会结构范式,从而改变了政府治理的规模和传统边界。针对这种大变革时期的发展趋势,中国政府必须重新认识和改革传统体制的政府治理模式,充分发挥三元社会结构共同治理模式的互补优势,在中国渐进改革的演进发展中构建出一种新型的、有中国实践特色的政府治理模式,即实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从限权到控权──宪法功能发展研究

近代宪法的主要功能是严格限制政府权力,限权政府理论推动了古代法律向近代法律制度的转变,从而推动了近代法律秩序的形成。现代宪法的功能主要表现为对政府权力以及其它可能破坏宪法秩序的社会团体权力进行控制,控制包括限制在内,只不过限制是控制的一种手段与方式之一,而不是现代宪法的主要功能。     

社会暴力的边界控制

转型时期的社会失范行为往往引发激烈的治理反弹。事实上,社会冲突的背后是社会权力的生长。在制度化不足的转型期,社会冲突有可能演化为社会暴力甚至犯罪,从而引发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紧张状态。异化的维稳暴露了社会暴力行政控制的非理性。社会的生长本身并不简单依附国家力量,正相反,社会的力量本身成长于国家之外,并形成对国家的权力结构性约束。因此简单以政府来控制社会秩序的制度设计存在内在缺陷。而在政府转型中,应该积极向社会放权,并在法律可控的的条件下维持社会冲突妁边界控制。     

内生型治理的本质意涵与路径面向

内生型治理是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必然要求,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诉求下多元规范协同治理的必然路径,体现了“中国之治”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内生型治理具有历史性、发生学、实事求是、人民性等意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伟大创新,是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融合创新。在系统论、协同学及“技术-社会”视角的指引下,德法结合、“五治”融合、“未来社区”建设等内生型治理思想与实践,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乡村振兴、社区治理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意义。     

和谐社会：政府从治理到菩治的价值转向

治理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为政治发展理论注入了新的血液。政府作为治理主体之一,不断寻求治理方式的变革与优化。而政府从治理转向善治预示着秩序社会向和谐社会的价值增量变迁,政府善治与和谐社会的价值共性决定了两者的契合点在于转变传统政府思维与运作模式,构建政府与公民社会协调发展的互动制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