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德合治”治国模式的实现路径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也是德治经济;市场经济需要法治,同时也需要德治。法德合治的实现路径:法德合治的关键是既要立法,又要立德;法德合治的基础是确保民权,劝导公益;法德合治的核心是权出于法,力以德行;法德合治的实质是爱民安民,富民教民;法德合治的实践是法主德辅、法德并举;法德合治的方式是国家推进、民众推进,养德为民、以德勤政。     

农村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路径探析

农村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融合是当前农村治理领域的重要课题,关乎农村有效治理的实现和乡村振兴的大局。农村外来资源流入不断增加、利益结构日趋复杂和农村日益开放等,对"三治融合"提出新挑战和新要求。结合农村利益结构变化新趋势以及国家对农村治理和农村发展的新要求,"三治融合"的实现需要以利益主体为中心推进"三治融合",以政治权力为依托建构"三治融合"权力体系,以村党组织为核心统合农村多元组织,以村民会议为基础激活"三治融合"决策机制,以村民自治为载体推进外德内法治理。     

我国农村社会的法治精神培育

农村法治建设是我国法治建设重要组成部分,是法治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法治精神作为农村法治建设的重要之维,在促进村民法治行为、保障村民自治实施、维系农村和谐社会等方面有独特功效。现实中,受传统人治社会的遗风、农村熟人社会的情风、村民法律认知低下、农村法治权威缺失等因素制约,我国农村社会的法治精神缺失问题较为突出。结合理论与现实,培育农村社会的法治精神,需从强化法治权威的震慑保障、拓展法治素养的基础作用、激活关键少数的法治引领、涵养尊法守法的法治氛围等方面努力。     

我国农村普法政策之嬗变

我国早期的普法政策没有重视农村法治教育,没有将农村列入普法教育的重点对象;"四五"以后的普法规划,虽然有专门针对农村普法的规定,但政策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从而影响了农村法治教育的效果。国家应当更重视农村法治教育,加大对农村法治教育的政策、经费保障力度,争取早日实现农村法治化。     

法律信仰的培育从基础教育开始——以“中小学生法治宣讲团”的运行为中心

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不仅需要职业法律人,也需要普通民众信仰法律,而中小学生法律信仰的培育是全民法治观念提升的一个重要途径。"中小学生法治宣讲团"的运行将有助于落实中小学社会主义法治教育,完成普法教育目标。依托高校的教育资源,组织专业教学团队,广泛吸收职业法律人参与其中,形成稳定的"法治宣讲团"讲师资源库。明确法治宣讲内容,使法律知识具有体系性,保证法律知识的丰厚性,贴合中小学生的生活实际。找寻最佳教学方法,将传统蒙学精髓与现代动漫手段进行巧妙结合,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达到最佳的效果。最终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     

德国"法治国"的实践与启示

"法治国"概念是德国19世纪法学家的创造,为了能在主权归属问题上寻找一条中间道路.他们解决的方式是将国家政体问题与法律秩序问题分离,从而回避对主权归属问题的回答.这与德国19世纪的历史语境密切相关.1848年三月革命是德国"法治国"概念发展的重要拐点.自此革命后,论述"法治国"的法学家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形式法治国"概念,而不是"实质法治国"概念,更重视行政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实证主义法学家的方法论为他们的这种转向提供了灵感.英国"法治"理论的首位系统阐述者戴雪却用《英宪精义》一章的篇幅认为行政法与"法治"不相容,戴雪的主要错误在于没有区分"裁量"与"专断".对德国"法治国"概念起源、流变的分析有助于中国发展起一种合理的法治理论.     

依法治校背景下大学生法治观教育教学论析

全面依法治国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加强大学生法治观教育,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实需要,是加快推进依法治校的现实需要,是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现实需要。依法治校背景下,应着重从拓展大学生法治观的教学渠道、更新大学生法治观的教育内容、丰富大学生法治观的教育形式等方面入手,加强大学生法治观教育。     

“法治”背后的故事

"法治"进入中国,走过了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在其背后,有许多值得人们反思的故事:"刀把子"法制观的反弹,"刀制"与"水治"之争,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辩,法治与"群治"和"党治"的关系,社会权力与国家的权力的平衡等。从对这些故事的叙述中,看到中国法治建设面临的问题和存有的希望。     

我国农村的法治主体建设

农村法治建设是我国依法治国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我国农村法治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农村法治建设相对于城市仍比较滞后,法治主体的法治思维和依法治理能力需要进一步培养和提高。这不仅需要我们继续加大农村普法力度,改进农村普法形式,依法推进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深入贯彻依法行政,杜绝司法腐败,还需要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村、城市资源实现双向流通,引导农民入城,同时支持、鼓励城市人口进驻农村,为农村法治建设提供深层次动力。     

亳州市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现状与对策

法治文化建设目标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文化的需求。近年来,亳州市不断创新普法形式,组织开展了具有亳州特色的"江淮普法行""万名公民旁听庭审"和"徒步普法行"等活动。但与建设法治城市的要求相比,与适应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现实需要相比,法治文化建设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和薄弱环节。本文从亳州市农村法治文化建设的现状入手,分析其背后原因并提出几点尝试性的建议。     

从“中国法治”向“法治中国”迈进——党的十八大以来法治中国建设回眸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就法治问题高密度发表重要讲话、出台举措,以新的法治思维、理念和方略,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不断呈现新局面,标志着我国正全面从"中国法治"向"法治中国"迈进。理念之变,首先体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法治"一词共出现了18次,"依法"一词出现了21次,位居历次党代理念之变:从"中国法治"迈向"法治中国"     

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腐败

法治思维和法治治理是保证党对法治工作领导的重要方面,是现阶段的国情、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依法治国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当前,反腐败的法律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各方面需要加强平衡,反腐败的效能不足,反腐败的力量还需要进一步集中。要尽快制定反腐败法,完善配套法规,注重惩防结合;加强对地方性反腐法规的建设,集中反腐力量,注重与国际反腐败公约进行衔接等路径加强法治思维和法治治理的建设。     

对法治和人治的再认识

从古至今,法治与人治之争的问题由来已久。在古代,统治者利用人治思想统治中国数千年,如今的中国把法治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理念。追求自由、平等的统治秩序必然需要法治,但是"徒法不足以自行"。人治、法治有各自的优缺点,应当辩证地看待法治和人治之间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论中国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建构 --从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关系考察

法治秩序在乡村的建立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但是乡村社区的风俗、情理等民间法的普遍存在是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客观现实,因此,无法撇开民间法来谈论乡村的法治建设.基于此,怎样处理好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是构建乡村社会法治秩序的关键.     

强化领导干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倒逼机制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关于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重要论述,对领导干部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和行为准则等提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要求。强化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具体体现,是提升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基本要求,是发挥领导干部引领示范作用的需要。当前,逆法治型思维及领导方式如"特权意识"和行为、"法律只是手段"、"权大于法"等在一些领导干部身上依然根深蒂固。因此,强化领导干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倒逼机制建设刻不容缓。     

“法德合治”的法治取向

"法德合治"是对中国传统"礼法合治"的扬弃,是对西方"唯法治论"的超越,强调法与德的内在一致性。科学把握"法德合治",一方面,应当认识到"法德合治"是对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的涵括:在立法上坚持实质法治优先,把道德规范作为形式规范的前规范;在法律实施上则须坚持形式法治优先,把道德作为解释法律的重要依据;另一方面,"法德合治"意在表明"德"是理想主义法治和实用主义法治的平衡器,要在理想主义法治与实用主义法治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     

商鞅变法的“战时法治”特征及其启示

商鞅变法出现于战国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具有明显的"战时法治"特征,这一特征体现在三个方面:农战思想;重刑主义;文化专制。通过对法治标准的要素化与法治类型的多样化分析,可以明确从商鞅变法之后到秦朝灭亡之前是一个君主专制的战时法治时期,对秦亡之训也应有一个新的认识:其罪不在法治,罪在当政者不仅没有及时将"战时法治"转变为"平时法治",反将其推向了极致。这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法治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应当随着时代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     

法治视域中“三不”反腐机制论析

法治反腐有利于推动制度反腐向纵深发展。以法治遏制腐败需要积极改革和创新反腐机制,寻求更有效的制度设计与运行方式,建立"不敢腐"的惩治机制是法治反腐的重点,完善"不能腐"的防范机制是法治反腐的关键,加强"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是法治反腐的根本,从而形成结构合理、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不敢腐、不能腐、不易腐"的反腐机制,以期从源头上预防和控制腐败,使反腐败达到标本兼治的效果。     

“官谣”与政府公信力

"官谣"作为官方对外发布的一种虚假信息,具有较强的欺骗性。"官谣"的本质是权力任性滥用。在网络谣言泛滥成灾的当下社会,"官谣"对政府公信力的损害是巨大的,严重侵蚀政府的合法性和政治认同。法治是抑制权力任性和傲慢的一把利剑,建设法治政府,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官谣",才能正本清源,重塑政府取信于民的正向声誉。     

软法视野下乡村微腐败治理研究

"微腐败"治理既是完成反腐倡廉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破解腐败治理难题的关键之举。尤其是乡村"微腐败",因其量大面广、隐蔽性强等特点成为"微腐败"治理的痼疾所在。传统硬法虽承担着法治反腐的重任,但全然依靠硬法并不能实现乡村"微腐败"的全方位治理。公共治理的兴起为软法反腐奠定了逻辑基础。立足功能主义分析框架,软法在弥补单一法规制不足、道德义务规范化表达和发挥乡村治理民主性等方面有着硬法无法比拟的功能和优势。以党内法规、村规民约等为代表的软法资源运用也为乡村"微腐败"治理提供了可行的路径与方案。不过单靠任何一种法的形式都无法完成乡村"微腐败"治理任务,"软硬共治"将是乡村"微腐败"治理的最优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