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富人治村的“私人治理”性质

近年来富人治村已经成为乡村治理中的典型模式。研究发现,当前国家资源下乡增加了富人当选村干部的积极性,而富人的诸多优势使得富人治村成为一种普遍村治实践。通过对富人治村的动机及权力运作的考察发现,富人治村的主要动机是追求个人经济利益,富人治村的权力运作模式形成了"权力的利益网络"。富人治村的治理资源、治理主体以及治理机制具有私人性,实质上是与公共治理相违背的"私人治理"。     

社会资本视角下浙江省“富人治村”现象研究——基于义乌市城西街道七一村的分析

浙江是我国“富人治村”现象兴起最早、推广最快的省份之一。“富人治村”现象中,富人所拥有的由普遍的信任、互惠规范以及社会参与网络构成的乡村社会资本对其运行机制有重要影响。富人治村的多年实践,逐渐形成了一种重利益、重规范,强调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追求公共福利提升,理性务实经营村庄的治村机制。     

“富人治村”的政治学考量

近几年,随着＂富人＂参选村官的愈演愈烈,持续升温,＂富人＂治村成为了我国基层农村民主政治发展的潮流。＂富人＂村官的形成蕴含着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背景下基层民主建设在农村的发展要求,是乡村治理模式由＂权威型＂向＂经济能人型＂转变的必然。笔者文章中主要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富人治村＂所显现的权力异化原因探究,并提出了有效地解决途径。     

"富人治村"现象与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思考

"富人治村"现象的出现给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带来了许多新问题,要通过建立公平公正的村官选举机制,加强对先富群体村官的教育培训和管理监督,完善村民自治的有关法规制度,进一步加强与改进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大数据下的公共服务递送：技术禀赋及其不确定性的克服

公共服务是关乎居民公共生活质量的关键领域,大数据为精准递送提供了技术保障,因而成为技术治理拥趸的政策倡导议题。随着公共服务智能化的推进,大数据的应用空间将进一步扩大,而"用户本位"理念、关键技术的针对性应用、云计算、虚拟建模等,则塑造着公共服务精准递送的新模式。在技术治理的角度,大数据同样也会带来服务递送的不确定性。克服技术僭越公共性的有效选项有:树立技术服务于公共价值的定位、采取有序而渐进的行动策略、挖潜技术"倒逼"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的动力机制、对技术应用加以规制等。     

“票评村官”：基层民主政治创新实验——以湖北通山洪港村为个案

通过分析民主选举后村民如何有效监督村干部的问题,结合当前农村村务公开与民主管理的实践,对湖北省洪港镇洪港村"票评村官"的制度设计及其绩效进行分析论述。该制度在村民与村干部之间搭建了良性互动的制度性平台和有效载体,充实了基层民主内容,在完善农村公共服务、构建新型乡村治理机制等方面作了富有积极意义的探索。     

基于整体性治理的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研究——以“服务三角”模型为分析框架

公共治理的碎片化和分散化是导致城乡及区域之间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以及劳动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根本原因。借鉴整体性治理理论,构建以"服务三角"为宏观旨趣的新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操作策略是:按照农民需求强弱分类提供公共服务,实行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和社会协同的服务政策,建立"市、县、乡(镇)、村"一体化服务网络,营造"跨界合作"的公共服务组织文化。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绩效测量:基于分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制度绩效即社会制度的实施效果。本文使用2006~2015年29省的面板数据,测度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绩效,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其中城乡基本社会保障均等化制度绩效最好,城乡基本公共教育和基本医疗卫生均等化制度绩效缓慢上升,而城乡基本公共设施均等化制度绩效却逐年下滑。要提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绩效,必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理念、制度体系、推进机制与支撑保障进行"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改革。     

“大市政”协同治理机制与旅游公共服务质量改进——以厦门市思明区为例

"大市政"协同治理机制是以某一区域行政体制为基础,以特定公共需求为目标,以市政园林、旅游等部门为核心,以规划、交通等部门为支撑,协同供给公共设施、公共场所、公共服务等,合作治理城市环境、城市卫生、城市乱象等,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和谐共享发展的政策工具。本文以厦门市思明区为例,分析如何通过"大市政"协同治理机制构建,促进旅游公共服务质量的改进。作者认为,在深化改革、新常态发展、新型城镇化等情景下,现行市政管理体制亟需重构。在既有条件约束下,可以构建"大旅游协同发展、大数据协同共享、多部门协同服务、跨部门协同监管"的"大市政"协同治理机制,协同促进旅游公共服务质量发展、转型发展;在未来则应优化为城市协同治理机制,为城市的质量发展、绿色发展、共享发展服务。     

贵州塘约村法治：实践、逻辑与启示

贵州塘约村庄治理现代化、法治化探索实践取得巨大成功，这些实践成功的背后有着朴素、科学的法治逻辑。塘约村治理现代化、法治化实践对探索村庄治理现代化、法治化留下很多启示：自觉遵从党的领导，发挥党的基层组织在推进村庄治理法治化进程中的作用；坚持在“法律主治”的前提下，发挥“公约主治”对村庄治理法治化的主体作用；以经济治理法治化为中心，社会治理、村民民主自治综合推进；以村民个体权利为本位，带动村庄治理法治化进行；以村干部治理法治化主导村庄治理法治化。     

健全大学生“村官”制度 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以天水市麦积区为例

天水市麦积区从2008年开始招聘大学生"村官"到村任职,这是解决农村缺少"领头雁"的重要举措。但大学生"村官"现状不容乐观,存在诸多问题,要加快完善各项制度,充分发挥大学生"村官"的优势,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步伐。     

两极脱嵌、高度竞争与村庄治理困境——基于福建省S村农民阶层分化的田野调查

通过以福建省S村为例,探讨农民阶层分化对村庄治理造成的影响与挑战发现,S村的阶层结构虽可细分为五个层级,但由于富裕阶层和贫弱阶层均脱嵌于村庄社会,阶层差距不大的强势阶层、中等阶层与中下阶层之间遂形成了高度竞争的阶层关系,导致人际关系疏离,村庄公共品自我供给能力丧失,同时村庄社会去道德化并出现混混治村,村庄治理陷入内卷化的困境。为此,应当重建村庄公共性,培育有力的村庄治理主体以及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农村,改良社会风气。     

村庄经理制:村干部队伍建设的新思考

村干部是乡村治理的主要依靠力量。然而,新时期以来,村干部队伍建设的情况与现实需求的冲突日益明显,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村干部贪污腐化以及"贿选"问题。而乡村治理的深入发展要求我们努力化解中国村干部队伍"非民非官"的尴尬地位、更好地发挥其治理效能。对此可以借鉴美国"城市经理制"的基本精神和内容,推动"村干部"向"村庄经理"和"雇员"转变。从乡村治理逻辑转变的角度来看,这是对当下以"富人治村"模式代表的策略治理逻辑的承续与发展。     

深度创建实验区 助推供给侧改革

正自2011年民政部开展"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创建活动以来,湖南省把创建"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创新社会治理、服务社区居民的重要载体,周密安排,统筹推进,在开展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推进社区精细管理服务、引导社区居民协商共治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探索和创新,在全省发挥了很好的引领示范作用。新常态下,湖南各地以此为起点,深度创建实验区,助推供给侧改革,不断推进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努力形     

整村推进背景下村庄分化的政策过程

脱贫攻坚旨在缩小村庄差距,为乡村振兴夯实基础。贫困村政策总体上实现了扶弱的国家意志,但政策执行偏差引致的村庄分化问题亦不容忽视。以中原X镇为例,解构村庄分化的政策过程:在贫困村识别阶段,40%的贫困村识别偏差率奠定了村庄分化的基础;在整村推进阶段,国家给予贫困村以倾斜性的扶贫政策、更高科层和更高能量的帮扶队伍、专属性和区别性的扶贫项目,在整体上增强了贫困村综合实力的同时,亦引起了"错评"贫困村与"漏评"村的分化。政策结果显示,在贫困村识别偏差基础上的整村推进,导致上述两类村庄在村庄秩序、基建水平、集体经济水平以及贫困发生率方面差距加大。     

新公共治理理论及对中国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的影响

斯蒂芬·奥斯本在《新公共治理?》一书中提出了"新公共治理"一说。那么,新公共治理究竟"新"在何处?本文从这一问题出发,对新公共治理范式从理论基础、资源分配机制、价值基础、系统结构、政府角色等方面与传统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进行了比较。在此基础上,重点探究了在新公共治理理论下公共服务绩效评估在分析单位、评价维度和公共价值方面发生的变化,并对我国公共服务绩效评估变迁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新公共治理范式下公共服务绩效评估的分析单位由个体转为系统,关系绩效成为新的评价维度,政府绩效的合法性和公共价值成为新的关注焦点。我国政府改革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格局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系统绩效、关系绩效和公共价值还远未成为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的关注焦点。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农地存续治理——一个政府职能的分析框架

我国农地存续是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所应提供的最基本的一项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也体现了政府消除土地资本化负外部性的职能要求。无论是城镇化带来的农地存续的现实压力,抑或是农地存续治理的当前困境,都反映出长期以来各级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制度供给、政策供给、财政供给、资源供给和治理力度上的短板与缺位。乡村振兴作为战略性顶层设计的确立,进一步强化了农地存续的基本公共产品性质,农地存续治理应回归政府公共性职能的基本面,健全"政治锦标赛"而非"经济锦标赛"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并基于供给侧改革"补短板"的要求,完善制度、财政与资源供给,推进农地存续治理的思路与方法创新。     

村民自治与大学生村官成长机制研究

村民自治背景下的大学生村官培养模式包括中央组织部门主导和地方组织部门主导两种，前者已上升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决策，而后者则停留在地方政府的零星探索状态。两种模式具有许多共同点，如村民自治干部危机背景，培养对象投身乡村治理积极性不高，培养取向重知识轻思想政治素质等；也具有明显的不同，如培养的主管部门不同，受重视程度不同，影响变量不同，培养效果不同，与村民自治兼容程度不同等。二者在实践中积累了很多有益的做法，但也存在许多问题。总体来看，大学生村官与村民自治制度存在严重脱节，亟待在三个方面实现制度化：建立统一的大学生村官培养工作体系，加强大学生与村庄治理的融合，促进大学生村官与村民自治的制度衔接。     

“富人治村”，新气象还是新困扰？

据浙江省民政厅统计，目前该省2／3以上的村由企业家、工商户、养殖户等先富起来的人担任村委会主任或村党支部书记。其中，不乏资产过千万元乃至上亿元者，被称作“老板村官”。经济实力雄厚的“村官”上任后，为村里出钱出力，带动村民致富。但也有人认为：富人治村。是为自己搭台。     

农民理事会：村庄治理的制度创新

农民理事会既是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产物,也是农民理性选择的结果。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农民理事会作为农村民间组织在我国农村地区发展迅速,已经成为村庄治理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它拓展了农村公共治理的空间、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同时也拓宽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