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宗法文化与近代中国立宪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强调宗法伦理,属于宗法文化。因此在宗法文化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社会秩序只能是宗法秩序。这与西方的宪政文化与宪法秩序具有质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性,导致西方宪法在近代传入我国后被重构,从而致使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走向失败。由于近现代中国的社会秩序仍然是宗法秩序,而非宪法秩序,因此近代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必将缺乏自由精神,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既然传统的宗法文化阻滞了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并导致其走向失败,这就启示我们在今后的宪政建设中,必须摒弃宗法文化,实现传统文化的转型,并培育宪法得以生成的文化基础,即宪政文化。     

近代宪法学说发展的四个阶段

近代宪法学说有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既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同时也是国人不断反省传统的与既存的制度与文化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国人为了早日改变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实现迅速崛立于世界富强国家民族之林的梦想,努力地拿西方先进的东西特别是西方宪法和宪政来改造中国。此处尝试把近代宪法学说的发展过程划分成四个阶段,以便更清晰地理出近代宪政运动先行者的求索历程,努力从宪法学说理论及其实践的结合上展现出中国近代宪法学说和宪政运动的演进路线,探析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以期为当前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宪法学说理论和宪政建设的健康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中西文化冲突与清末宪政模式之选择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宪政文化是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前者凸显君权主义,后者以保障人权为诉求.西方宪政文化的输人及其对清末立宪的影响,是在"中体西用"的思维定式下被纳入中国传统政治体系后才发生作用的,因此,其价值含量和基本功能无不受到贬损和扭曲.在中西不同文化相互冲突、交融和互动的形势下形成的清末宪政模式,对中国近代宪政实践产生了复杂的影响,留下了深刻教训.     

当代俄罗斯转型宪法的本土化及其困境——参照美国的比较分析

当代俄罗斯宪法是社会转型期仿效西方的宪政模式进行构建的,在传统与现实、制度与实践的交互作用下,俄罗斯的宪政之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宪法本土化过程.作为后发外生型宪政代表的俄罗斯宪法及宪政与作为先发内生型宪政典范的美国宪法及宪政,在宪法及宪政产生的深层背景、与相应法律文化体系的关联、宪法文本内在的差异、宪政实践中的危机与困境等方面存在诸多的可比较性.这种比较所及的不单纯是法律制度层面的问题,在更深层次上是一个包客了民族、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综合性的大文化问题,这对于后发外生型国家克服本国宪法及宪政的发展与完善过程中遭遇到的困境与危机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宪政:中国的困境与出路——梁漱溟宪政思想研究

本文述介梁漱溟先生关于宪法与宪政的基本看法 ,特别是他从不同人文类型的观照中对于中国模仿、移植西方宪政的困境的分析 ,有关中国走向宪政之路的思虑 ,同时并述及各种政治力量对此所作的反应 ,指出在中国近代百年宪政思潮中 ,梁漱溟宪政思想的特立卓越处。     

论宪政模式选择中的本土文化传统因素

随着我国民主宪政制度的发展和宪政观念的不断深入人心,宪政模式的选择问题也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而在这个问题上,本土文化传统因素的影响至关重要。西方国家与近代中国宪政的发展历史证明,本土固有的文化传统及其特异性,直接决定了宪政发生与发展的道路,以及宪政模式的基本特征。因此中国要选择符合自己国情的宪政模式,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宪政制度,首先必须对本土文化传统因素及其影响问题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宪政主义:文化与制度的转型

民主、宪政与共和是现代国家政法制度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中国在过去一百年中,共出现十部宪法,可见中国一直在探索着宪政的道路。本文试在总结前辈学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察西方宪政国家的制度以及自由主义传统,深入分析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政治文化传统,寻找一条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宪政主义道路。本文主要从文化与制度两个方面入手,分析文化制度的历史渊源并联系现代实际,强调支撑制度存在的文化意识的重要性,并阐述其中的含义。     

代议制与公共财政——近代西方代议制宪政模式的形成及其作用机理分析

宪政包含着责任政府原则,其核心价值之一,就在于确保国家权力的公共性,以便保证国家权力用于公共服务。透视近代西方国家宪政的发展历程,就会注意到近代西方国家的宪政模式是代议制,而代议制宪政模式的作用机理又是与国家财政的公共化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代议制既是近代西方国家的宪政模式,又是近代西方国家财政公共化建构的制度之基。因为,只有确保国家财政的公共化才能确保国家权力的公共性。这也正是近代西方宪政模式与其古典和中世纪时期宪政模式的不同之处:后者主要是通过司法来规制国王所代表的行政权力,表现为司法型宪政模式;而前者主要是通过议会对国家财政的公共化组建和监管,来实施对行政权力的政治规范和约束,表现为代议制型宪政模式。     

宪政与现代化

近代中国人对宪政的渴望,显然来自这一事实：近代中国社会在经历几千年未有的大变的过程中,并没有使出产于西方的宪政在近代中国扎下根来,宪政之名时常为学人和政治家所响唱,但宪政之实则未降临。于是,人们不得不深入探究宪政在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际遇,从文化上、政治上乃至话语文本的选择上深刻检讨推展宪政的种种得失,并为宪政寻找生长点和发育场,进而在学理和社会政治的双重层面上确立宪政的安身立命之所。围绕这些问题,王人博教授的倾心倾情之作《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主要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十分有益的思…     

中日宪政道路上的宪法工具主义之比较

自古以来,中国和日本都是中华法系的代表性国家,两国有着相似的文化传统和法律传统。然而,当近代西方法治文明的洪流席卷而来时,由于自身文化中法治传统的缺失,实施宪政,这一西方国家水到渠成之事,到了中国和日本就成了不得已而为之之举。因此,近代两国一系列的宪政措施实质上都是“宪法工具主义”影响下的产物。通过中日两国的宪政历程之比较．或许可以从中得出一些启示。     

政治决断掩盖了“权力决断”——民元以来立宪的文化分析

立宪主义强调宪法是政治运行的权原,政治运行须获得宪法的授权。政治决断论的制宪权理论认可人民(民族)的制宪权主体地位,并预设人民可凭藉其政治意志对自身存在类型和形式作出决断,从而制定宪法。然立宪主义国家主权所属与所在的分离现状有使制宪过程出现人民意志被控权集团意志僭越之虞,这在欠缺西方宪政文化传统的近代中国表现尤为明显。民元以来的立宪进程呈现出表面上的政治决断、实际上的"权力决断"的根本特征,控权集团通过操纵民意在制宪时灌输权力意志的诉求。这不仅说明了政治决断在原理上的可操作性,更反映出一元集权文化在民元以来立宪过程中的承续与传递。     

从救亡到启蒙:近代中国宪政运动之回顾与反思

在“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大背景下 ,近代中国宪政运动始于救亡 ,却止于启蒙。近代中国宪政运动之“所指”与宪政之“能指”错位 ,尤其是近代中国的政治与社会格局并不支持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基础的宪法与宪政 ,因此 ,近代中国之宪政运动虽始于救亡 ,但却注定无法完成这一过于沉重的历史使命 ,其现实及历史意义仅止于有限的启蒙。     

传统与现代:西方宪政运动生成的历史机理

近现代宪政运动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但它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政治法律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西方古代宪政文化要素在近现代的高度整合的结晶,是西方宪政文明发展的近现代形态。因此,要全面把握近现代宪政的内在本质、生成机制,必须深入探讨近现代西方宪政运动生成和发展的深刻的历史文化机理,从而为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宪政国家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文化启迪。     

西方宪政发展的自由主义背景

近代西方宪政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自由主义发展的结果。自由主义为西方宪政制度的确立奠定了理论与价值基础。而自由主义文化背景的不同 ,又产生了不同类型的宪政理念和宪政制度。自由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 ,又进一步促进了近代西方国家宪政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自由主义的相互影响与融合 ,对本国宪政理念和宪政制度的完善 ,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想 ,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现代自由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两种自由观 ,对宪政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并出现了“消极宪政”与“积极宪政”两种宪政模式。在现代社会 ,两种宪政模式的互动与平衡的实现 ,还需要在未来自由主义的发展和宪政的实践中继续探索。     

“差序格局”、反定型化与未完全理论化合意 中国宪政模式的一种叙述纲要

在重新发现中国宪法的理论自觉下,本文以中国宪政模式为题,以"差序格局"、反定型化和未完全理论化合意为关键词,层层递进发现了中国宪政的一种结构性面向。"差序格局"是中国宪政模式的物质基础,是中国宪法实践和理论思考的立足点。反定型化是"八二宪法"时代的改革策略。中国改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包含并且包容着参差多态的地方模式,这种地方试验主义的宪法允许由下而上、因地制宜的制度创新和政策试验。在此基础上,中国宪政作为一种政治整合机制,必须自觉地保持共识的未完全理论化,这不仅是建设一个各得其所的自由社会的要求,还是由"差序格局"政治空间及其内部差异性与反定型化作为特定时期的宪法策略所共同决定的。     

宪法不应该规定公民的基本义务吗？——与张千帆教授商榷

根据社会契约论和西方国家宪法文本,不能得出宪法不应该规定公民基本义务的结论。宪法主要规定权利而普通法律主要规定义务的观点既有悖于法理,也不符合中外立法实践。新中国的宪政思想深受马克思主义及我国传统观念双重影响,其共同之处在于集体价值和个人对社会义务的体认。中国宪法规范模式不能完全套用西方的宪政理念和制宪经验,言必称欧美的宪法研究之风当休矣!     

关于西方宪法史研究的几点思考

关于西方宪法史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于西方宪法历史的阐释。它涉及如何理解宪法的涵义,如何理解历史上宪法事件或者具有宪法意义的事件,如何理解宪法性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等等。这些先决性命题,决定了西方宪法的历史图景及其线索。古代希腊以降的早期宪法思想与宪制实践,为西方宪法的成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近东一带的政治法制实践,对于西方宪法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这些早期的宪政因子对于西方宪法制度和宪法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知识渊源。     

西方宪政文化浅议

<正> “宪法”一词出现于中国,由来已久。《尚书》有“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国语·晋书》则有“赏善罚奸,国之宪法”之说。这里所提及的“宪”、“宪法”并无现代意蕴,与“刑”、“法”同义,不过是祖先语汇丰富的又一例证而已。就制度而言,立宪政体确立于近代。近代革命将权利、自由、平等的理念熔铸于宪法之中,宪政取代专制政体成为近现代国家共同的追求和现实,宪政与民主政治同义。伴随着西方近代文明巨浪对     

当代中国宪政建设的路径分析

实现宪政是现代国家政治的根本标志和常规形态,宪政之于中国可以说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推进我国宪政建设必须认真对待宪法,处理好遵守宪法与党的领导的关系,积极培育宪政文化,切实加强对公民权利的保护,高度重视宪法的监督实施。     

孙中山对西方近代宪政文化之扬弃

两种宪政文化 宪政文化,是以宪法为基础的民主的政治状态。就实质言之,宪政文化指的是一种民主的政治状态,区别于独裁、专制的政治状态;从法律特征言之,宪政文化指的是建立于宪法的基础上的政治状态,指明了宪法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将宪法作为民主政治的集中体现的共识正是反映了这一点)。 宪政文化包含了二个方面的属性:价值属性和操作属性。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政治的目标是宪政文化的价值属性即根本属性,政治的过程由大多数人参与其中则是宪政文化的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