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向府际关系视域下的中国国家治理研究:进路与比较

中国沿袭两千年之久的中央集权制政治制度深刻地形塑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格局。随着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权力过程的转型,基于纵向府际关系视域下的中国国家治理研究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研究假说,主要有以行政发包制、"中央治官,地方治民"与帝国的治理逻辑为代表的"统治风险与有效治理"视角;以财政联邦主义、地方分权式威权主义与项目制为代表的"财政分权与地方增长"视角;以锦标赛体制、行为联邦制、压力型体制为代表的"纵向博弈与横向竞争"视角。他们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对中国纵向权力过程进行了解读。在对上述理论假说进行系统性比较的基础上,通过将"中央-地方"视角与"国家-民众"视角加以系统性整合,可以进一步构建"三元互动结构"的理论模型。如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与完善中国国家治理的相关理论建构,有待后续研究加以进一步的探讨。     

碎片化的城市社会与地方治理创新——以A市城管综合执法为例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的社会结构愈发复杂,社会利益趋于多元,基层社会越来越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与此同时,随着诸多经济、行政和社会事务下移至地方政府,城市成为了施展国家权力的主要场域。基于此,中国的国家-社会关系逐渐趋于"地方化"。在这一背景下,本文试图探讨地方政府如何通过一系列非政治化、工具化、常规化的治理创新手段来回应和调适转型中的国家-社会关系。本文以A市城管综合执法为例,分析和总结了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三层逻辑:一是,基于规则和法治,构建法理型权威;二是,基于行政绩效和回应性,提高市民满意度;三是,基于道德符号和公共服务,树立地方治理的道德权威。作者认为,面对碎片化的城市社会,地方政府的治理范式和国家-社会关系都在发生转变,即逐渐从原本计划经济时期的"组织"和"动员"向当前转型时期下强调"回应"和"善治"转变。     

乡村治理与国家安全的相关问题研究——新经济社会学理论视角的结构分析

三农与"三治"作为国家综合性安全的基础而具有准公共品性质。1若以交叉学科"新经济社会学"观点讨论乡村治理对国家安全的基础性作用则可知:作为三农载体的乡村社区本身是"一个自然或历史形成的有限范围内的成员在群体中具有高度嵌入性的社会-地理(Socio-geographical)实体"。据此认为:发展与治理密不可分;农村政策思想要以国家安全为目标,运用整体性视角,统筹协调中央与地方、三农与三治的关系,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相结合,构建有利于国家安全的综合结构体系;通过活跃社会关系、提高社区成员嵌入性,可以缓解和转化基层社会累积矛盾、提高农村经济持久活力,进而化解中央与地方之间因目标差异造成的"零和博弈",改变国家信用投入在基层被"精英俘获"、导致破坏反而危害稳定的困境。     

国内地方治理研究的热点议题和未来展望

地方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CiteSpace软件对CSSCI期刊论文进行计量分析,发现我国地方治理研究的主题有地方公民参与、地方治理现代化、地方政府与社会关系、地方治理变革实践四类。未来地方治理的研究应该聚焦于地方部门治理的精准化、地方间协作治理的常态化和中国地方治理经验的国际化。     

基于注意力竞争理论的地方政府"政策响应差异"分析 ——以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改革为例

在新医改的背景下,为什么有的地方政府积极推动改革"响应"中央政策,有的地方政府却漠不关心"敷衍"应付?我们通过实地调研,将五个案例城市推动医保支付方式的四种政策响应归纳为"政策响应差异",并基于地方政府注意力竞争视角构建了整体性分析框架对其进行解释。研究发现:决策环境形成了特定政策领域公共议题的注意力分布结构,经由政府内部的决策通道递送、过滤、释放给政策决策主体,从而形塑了特定政策领域的政府行动。同时,各变量要素间的不同组合及权重变化导致了地方政府政策行为的动态变迁趋势。上述发现有助于理解中央一统政策与地方有效治理之间的政策过程,增进对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研究的学术积累。     

村民自治视野下的乡村关系——一个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解释视角

村民自治是透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视角,研究分析国家力量和各种社会力量在村民自治中的博弈,区分基层政府与村委会在村民自治中所应扮演的角色,可以为当下的国家政权建设与村庄治理提供理论上的支持.本文以权力分析为线索,深刻探讨了村民自治下的乡村关系,指出制度设计上与现实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如何构建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投资驱动、土地依赖与地方治理——基于中国地级市的实证研究(2003—2010)

寻找影响地方治理水平的因素从而提高地方治理绩效向来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从财政社会学理论出发,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的"土地依赖症"加剧了政府与社会紧张关系,从而恶化了地方治理;而地方政府对土地收入的依赖则是源于官员政绩考核与上世纪经济分权改革的制度设计。运用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相关数据,本文检验了上述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支持本文的理论假设:在晋升激励与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下,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房地产投资则是影响地方政府依赖土地收入的重要因素,而地方政府的"土地依赖症"则恶化了地方治理,金融危机之后的大规模投资则进一步"锁定"上述逻辑链条。此外,上述影响机制在地区之间表现出显著的差异。上述发现对于中国的发展与转型有着重要启示。     

中国地方政府机会主义:基于关系结构情景的类型划分

在中国政治场景里,地方政府机会主义呈现出千面万相的样态,寻求一种合适的视角和更具有统合力的概念再归整地方政府机会主义具有厚实的学术价值;依据中国地方政府面对的三重关系情景,即纵向政府间关系视角下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互动情景、横向政府间关系视角下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互动情景以及政府—社会关系视角下地方政府与社会民众互动情景,可以将地方政府千面万相的机会主义划分为政策执行机会主义、政府竞争机会主义、政府维稳机会主义三大类型。     

从“县政改革”到“县域治理”:县域政治研究述评

近15年来,关于县域政治的讨论主要有三大研究视角:一是从政治能动者的视角沿着整体主义、个体主义、战略性群体视角三条研究进路讨论县域地方官员与制度的互动关系;二是从结构的视角出发,讨论当前县政改革的价值取向、县级政权的结构性困境以及改革的具体方案;三是从过程的视角出发,一是沿着现代国家构建的进路,以小见大,把县作为国家的微型版,进而揭示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内在逻辑,二是沿着县域治理过程的进路讨论县级政府与市场、社会互动的统合治理模式。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县域治理理论是中国国家治理理论体系的一个最具原创性的理论生发点,为此要规范术语表达,重视基础性理论研究;加强田野调查,立足中国经验;最后推动县域政治在全球、全国范围的比较性研究。     

悖论性、议题张力与中国城市公共空间治理创新谱系

公共空间是城市空间结构中最具可视性、可触及性以及复杂性的组成部分,是城市中"相连的接缝地带",城市公共空间治理好坏直接决定了城市的品质。城市公共空间治理本质上乃是对其悖论属性和议题张力的治理。城市公共空间的悖论属性和"元问题"之间的张力决定了必须综合运用"以国家为中心""以市场为中心"以及"以使用者为中心"三种治理模式和相应的治理工具。总体上讲,公共空间治理模式和机制创新乃是重视从空间与治理关系视角积极探索的产物。具体而言,二者存在三种关系,即"作为行为塑造因素的空间""作为中介或作用点的空间"以及"作为治理对象的空间"三个方面。     

对中央-地方力量格局的再探讨——基于权力手段与权力类型的分析

中央-地方关系历来是研究中国政治的焦点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研究都从“分权”的视角出发，认为分权导致了中央权力弱化，并将再集权作为加强中央控制力的必然选择。但是，不论是在分权或是再集权下，地方主义导致中央政策无法顺利执行的现象都是长期存在的，这就需要对中央权力弱化的原因做进一步挖掘。本文运用罗伯特·达尔的权力理论，指出“集权-分权”视角的缺陷在于将“权力基础”错误地当作买际权力，而要深入研究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就应当关注中央的“权力手段”。同时，本文还结合迈克尔·曼关于强制性权力和建制性权力的界定，以及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权力对于国家能力的影响．认为“中央-地方关系”研究应当关注中央的“权力手段”以及这些“权力手段”会带来什么类型的权力。     

地方政府生态环保政策执行偏差的原因探究与矫治策略——基于央地关系的视角

地方政府是中央生态环保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但一些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过程中,却存在着观望性、象征性、选择性和变通性等执行偏差问题,致使中央生态环保政策得不到全面贯彻落实、政策效能无法全面显现。从中央与地方生态环保政策执行的"委托—代理"关系来看,中央生态政绩考核在地方的部分失灵、地方治理资源约束条件下的财政压力、央地生态环保信息的不对称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执行的激励不足等,是造成地方政府生态环保政策执行偏差的成因。亟须通过完善中央生态政绩考核评价体系与机制、协调央地政府间利益关系、健全中央生态环保信息收集系统和强化中央生态环保政策执行激励等,矫治地方政府执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的偏差行为,推动地方政府有效执行中央生态环保政策。     

中央政策与地方政策的逻辑关系分析

<正>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国家,这就决定了我国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上具有自己的特点,从而也决定了我国的中央政策与地方政策的关系也具有自己的特点.并且,政策是人们利益的具体体现.中央政策反映的是国家利益、全局性的利益;地方政策反映的是地方性局部利益.不同的利益关系使中央政策与地方政策的关系表现出一种复杂性.我们用Tla圆表示地方政策,其中Tla线为地方基本利益线;用T2b圆表示中央政策,其中T2b线为中央基本利益线.(如图(1))     

《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选题要点

<正>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内容与结构2.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要求与新挑战3.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及其生成逻辑4.政府应急管理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5.重大疫情与国家治理效能提升研究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7.健全部门协调配合机制8.创新行政管理和服务方式9.推进数字政府建设10.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权责关系11.优化各级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     

海外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研究的几个视角

中国地方政府行为是国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在此问题上,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市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中,国外学者研究了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巩固政权和建设社会的行为,研究视角经历了从市场转型论和国家政权建设论,到发展主义国家和地方法团主义视角,再到企业家精神的官僚模式和掠夺式的地方政府模式的演变。其研究认为地方政府是自主和自适的行为体,它们主导着地方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与乡村社会的治理,激励结构的改变导致了它们行为方式的改变。     

跨域治理中的政策执行困境——以我国流域水资源保护为例

在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的领域,对跨层级和跨部门的政策执行现象关注不足。多数文献从“自上而下”的角度出发,过于强调事权的划分,而忽略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复杂策略互动与权力分享,从而得出“进一步加大中央控制”的政策建议,使政府治理陷入“收权放权”的怪圈。本文以水资源保护为例,首先讨论我国流域水资源保护的制度基础与政策执行困境;其次从纵向跨层级的视角分析地方政府政策执行偏差;再次从横向跨部门的视角分析权力冲突和信息阻隔对政策执行产生的负面影响。本文认为。集权式的治理机制无法应对跨层级、跨部门的复杂政策议题,有效的政策执行还需要进行更深层的政治结构调整,形成良性沟通协作的机制。     

政党与社会双向赋权:研究社区治理的一个分析框架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社会治理经历了"单位制"—"街居制"—"社区制"的变迁,各个地方在党委、政府、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不少颇具特色的探索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国家、政党、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变化。但是,由于探索时间较短,如何科学合理地处理政党与社会两者之间的关系仍是社会建设的一个难题,更是社区建设的难点与热点。"赋权"理论以其主体间性的特点,为研究新时期社会治理主体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有益视角。其内在逻辑是构建一种党委、政府、社区组织、社区民众协调互动的耦合机制,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     

公共服务领域内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构建——基于博弈论研究的视角

国家与社会的现实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治理水平。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构建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内容。在我国社会快速转型和变迁的背景下,构建中国式的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显得更加迫切。文章运用博弈的视角,梳理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理论发展脉络,提出了变和博弈理念下我国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是中国式政府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必然。最后,文章总结,在公共服务领域内,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模式必须通过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信任机制、合作机制,同时,通过一系列制度化的发展才能够得以实现,最终发挥政府与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领域内的重要作用。     

地方创新、治理变迁与国家治理——基于地方政府创新案例的分析

近年来,＂政策试验说＂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解释中国改革机制的理论。这一理论在国家整体性制度变迁层面上解释了地方创新之于国家治理的意义,却忽视了那些既没有上升为国家政策也没有消失的地方创新,没有探讨地方创新在推动地方治理变迁层面上之于国家治理的意义。在中国改革实践中,那些没有获得全国推广却在局部地区发挥作用的地方创新更具普遍性。地方创新除了可能由点到面推广至全国之外,是否对地方治理变迁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是否构成推动国家治理的另一种机制？新泰市平安协会和云浮市自然村乡贤理事会的实践,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     

政府质量与政治信任:绩效合法性与制度合法性的假说

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启了以制度建设为核心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路,正经由完善治理制度以提升治理质量。随着治理理论的演进,政府质量理论超越片面强调政府绩效的"结果导向"治理模式,提出以治理制度的设计逻辑及其制度化运行为核心的"过程导向"治理模式,为政治信任提供着关键来源。基于理论探讨和经验研究,应从国家治理角度区分执政绩效与政府质量对政治信任的不同影响机制。政府质量对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的形成发挥着独立且重要的促进作用,并与执政绩效共同构成政治信任的决定性因素。中央和地方政府信任存在不同的动力源泉,政府质量和执政绩效对二者发挥着差异化影响。治理制度的代表性和公正性是信任中央政府的关键成因,而代表性和回应性是地方政府信任形成的主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