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组织振兴的历史逻辑与现实思考 ——基于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的博弈关系

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具有历史性和当代性,二者存在博弈关系,农村治理过程中的非正式性和社会的矛盾性是诱发二者博弈的原因所在。当代乡村社会由于仍然存在阶层分化,且集体文化缺失,致使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在相互博弈的同时,又都面临着组织治理能力降低的现实问题。要实现乡村组织振兴,解决乡村发展的瓶颈,就必须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大力弘扬和创新适应时代发展的集体主义模式,坚持弘扬集体主义文化和价值观,坚持农民主体共同富裕、同步发展,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权威性和组织力,在新的历史阶段,通过政党下乡实现国家治理与基层自治的统一。     

传统基层社会治理文化的现代转型

基层社会治理是整个国家和社会有效运行的坚实基础。中国在五千年文明发展进程中创造了丰富的基层社会治理文化,这些社会治理文化以思想本身的结构形式出现,奠定了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文化的基础。传统基层社会治理文化主要有乡亭里制、乡绅治理、乡规民约、社会治理、以礼求和等。当前我们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正面临着很多新的情况,需要汲取传统基层社会治理的思想与智慧,需要秉持以礼求和的理念,重塑乡规民约的权威,重构新型社会共同体,以此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与水平,实现传统基层社会治理文化的现代转型。     

清代云南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组织变迁及动因北大核心

社会组织是完善社会治理制度、提高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载体与有效形式，尤其是基层社会组织的完善能促进社会治理质效的提升。在国家政权对云南民族地区治理历史进程中，清代是一个重要阶段，这一时期云南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组织形式不断变革发展，为强化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和组织保障。以史资政，鉴古知今，探究云南民族地区基层社会组织变迁脉络及动因，可为当今民族地区基层治理提供参考。     

城镇化布局下的村际治理:论域潜变与构架前瞻

村际治理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面向,中央城镇化布局的嵌入无疑推进了村际治理的进程。长久以来,我国基层村际治理的边界表现为国家与社会二元框架下的治理程式。"乡规绅治"是小农家庭模式的自治传统,人民公社国家工业化目标通过"政社合一"的模式实现行政渗透,村民个人治理能力在"乡政村治"的过程中得以提升,最终回应政府主导下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行政善治。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村际治理聚焦于四维架构的拓展,即社会管理由单向度向社会整合迈进,通过民主治理达成公共精神与政府责任的型塑。在社区建设中实现治理转型与共同体重构,在服务下乡过程中构建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服务圈。     

“枫桥经验”60年：历史演进、核心意蕴与当代价值

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基础也在基层。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源于基层实践的“枫桥经验”,经历了农村“四类分子”社会主义教育改造、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社会基层治理三个发展阶段。历经60年岁月的洗礼,“枫桥经验”不断创新治理理念和治理方法,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实现了从社会管制到社会管理再到社会治理的伟大飞跃,形成了一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基层治理方案,成为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典范和旗帜。“枫桥经验”在基层治理的创新与成功实践在当代彰显了重要价值意蕴：提升人民群众的参与感与获得感;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走向善治;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社会犯罪治理的历史图景与法理——以浙江龙泉为例

县域治理在国家治理中居于基础地位,而基层社会的犯罪治理直接关系着国家的长久治安。以浙江龙泉为例,纵观新中国成立后基层社会犯罪治理的发展历程,其治理模式大致经历了"全能主义治理""综合治理""合作式治理模式转型"等三种类型的更替。犯罪治理的变革主要表现为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内容与治理模式的变化。70余年来,基层社会犯罪治理一些特有的机制得以延续,成为了当前犯罪治理的基本特征与经验,主要包括国家主导与地方探索、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综合运用、常规治理与运动式治理并存三个方面。未来,应当创新社会治理,推动犯罪治理的良性运行。     

新农村建设中的精英治理困境分析——以恩施市南里渡村为例

村治模式的选择与运行已经日渐成为影响着国家基层的民主化的重要因素,关乎中国农村发展的状况与方向以及现代化的实现。当代中国村级治理的特定模式是村民自治,然而由于受经济条件、社会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在村治实际中存在着大量的却是以村民自治为形式的实质上的精英治理。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农村,精英治理有助于农村各种资源的管理、分配,也有益于民主、法治观念向农村社会的衍伸,以及村民最大利益最大限度的实现,但同时,精英治理也有自身难以忽视的困境,不利整个农村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恩施市的南里渡村的精英治理值得作为案例分析。     

城乡基层治理:使之走出困境的政府责任

城乡基层治理是整个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基础,当前我国城乡治理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困难。在完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各种途径中,即重构国家与社会关系、选择合适基层治理模式、建立城乡统筹的基层治理新格局、构建服务型政府、使国家治理资源与民间社会治理资源对接等,政府肩负着重要责任。     

从国家建构到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基层党组织的功能转换与优化

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理解这一问题离不开对执政党与基层社会关系的考察。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以现代国家建构为目标,凭借强大的政治组织能力,造就了国家与基层社会关系的特有形态。十九大以来,执政党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基层党建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党的基层组织构成了新时代国家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织载体。然而,党的基层组织在引领和服务基层社会中依然存在组织涣散、功能缺位和治理失效等问题。在应对新挑战过程中,基层党组织应加强政治建设,不断转换功能,通过价值引领与社会服务凝聚人心,从而使执政党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面向未来社区的合作治理:逻辑、限度与进路

未来社区作为一种新型社区发展模式,其治理不再是政府单向指挥的"独角戏",而是以多元合作为根本结构和现代信息技术为技术手段的新治理变革。这一新变革有着自身的演进发展逻辑,是国家成长和社会自治发育的必然结果,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有机统一。它开启了一条经由"生活世界的民主"走向国家民主与社区善治的路径,契合了未来社会发展的社区治理模式新选择,同时它也代表了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发展的新方向。然而,未来社区的治理显然是超前性的,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与今日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如何化解合作治理过程中的行动限度,就成为未来社区治理体系构建成功与否的关键。"党建引领、社会协同、公民参与、智慧治理"的治理架构,为未来社区合作治理的实现提供了空间可能。     

中国基层治理的变革

随着“发展基层民主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逐步落实 ,中国城乡基层治理发生了深刻变革。这种变革 ,不仅表现在直接选举使治理结构的权力配置与运行更具民主性 ,而且还表现在村务公开、政务公开使治理方式实现了群众参与的最大化。更重要的是这些发生在基层的变革 ,由于是人民群众最广泛的民主实践 ,已经变成公众舆论的焦点和价值判断的原则 ,并且形成巨大的冲击波 ,冲击着体制性的障碍 ,推动了政府改革。治理结构取决于公共权力的配置格局。中国城乡基层公共权力的配置格局不尽相同 ,所以 ,城市与乡村的治理结构也各…     

国家治理进程中的警务现代化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民主政治社会的发展,国家在治理模式、治理主体和治理重心等方面都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在此背景下,警务现代化作为国家治理进程中变革的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在警务内涵、警务形式和警务职能重心等方面亦进行了相应的变化与发展,实现了与治理进程的契合。随着国家治理进程的推进,警务现代化需要在警务理念、警务主体与警务方式上做出进一步的变革与完善。     

天皇制与近代日本政治传统中的文化认同问题

日本作为目前亚洲少数几个拥有较为完备的现代法治体系的民族国家,在其现代化过程中曾经有过许多值得当代中国借鉴的经验与教训。涉及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所需的政治合法性及权威问题,最重要的莫过于"明治维新"所缔造的近代天皇制。这一糅合了君主立宪制和专制集权制度两种要素的政治变革既使得近代日本迅速实现民族国家的全方位构建和社会的激烈转型,也为日本政治的发展埋下了隐患,导致它在"二战"中将战争的灾难带到亚洲各国。然而,由于战后盟军推行民主化改革,接受"和平宪法"的日本迅速抓住机遇,在保留天皇体制的同时却能在经济上实现崛起,一跃而成为经济大国。因此,对日本既有政治文化传统的发掘,对于把握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理论上的探索和借鉴意义。     

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变迁研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范式

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经历了单位体制、街道体制以及社区体制三个阶段,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角度来看,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的变迁受到国家宏观政治制度背景、社会本位理念转变、政治行为主体、外部示范效应以及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博弈等因素的影响。同时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的变迁还存在着路径依赖,并在收益和制度黏性的作用下不断强化。但是在制度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历史否决点",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的变革要抓住"历史否决点"时期,及时调整和改革现有制度,实现制度创新。     

村两委会的极力博弈：村极政治结构的变迁与重构

一、村民自治背景下村级政治结构的变迁在传统中国社会,乡村治理一直存在国家行政权与社会自治权两个方面力量的交互作用。中国传统乡村的治理结构呈现出高度的网络化特征,即乡村公共权力的合法性镶嵌于"权力文化网络"之中。近代以来,随着国家权力的扩张,中国乡村治理的这种独特的网络化结构遭到破坏,乡村治理不得不依赖自上而下强制性的国家行政权。1949年以后,最初曾在村一级设立了政权组织,即村人民代表     

古代“乡绅之治”开启基层治理密码

"乡绅"作为古代皇权向中国基层社会权力延伸的主体,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传统中国基层社会之纵横捭阖,演绎出"乡绅之治"的鲜明特色与时代烙印,也成功开启传统中国基层社会治理路径的核心密码,以古鉴今,经世致用。     

晚清军事变革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

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农业宗法社会被迫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在这场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晚清军事变革起了决定性的牵引作用。主要表现在: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办揭开了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序幕;近代军事教育的兴起促进了西方近代思想的传播;军人地位的提高使“兵”阶层与传统四民社会实现了有机契合;军队私家化趋势削弱了清中央政权的社会整合能力;军人的政治逸轨促成了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终结。     

近代乡村治理的法权结构变革与法制转型研究

认真审视和深刻探寻近代乡村治理模式的演变轨迹、法权结构的变迁规律和法制制度的转型路径,不仅能客观真实地揭示近代乡村治理转型的时代价值与基本特征,也能通过挖掘历史资源和理顺历史脉络来为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治理的模式转型与结构优化提供启示和经验。近代不同时期乡村治理法权结构变革的模式与法制转型的路径尽管具有不同的方式与特点,但却具有相同的逻辑与规律。国家治权、乡村权威与乡民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影响近代乡村治理法权结构变革的主要因素,三者关系的协调可以为解决和处理当代农村基层治理问题提供认识论视角与方法论参考,要实现农村基层治理的现代目标,应当深度把握这三大因素,以构建现代农村基层治理的规范体制。     

中国基层治理中农村积极分子的角色演变

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其中"治理有效"是总要求之一。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多数,农村治理的效度关系着国家治理的成败。历史表明,近代以来中国基层治理过程中有一类不可忽视的群体——农村积极分子,他们的命运与国家政治生态保持了高度一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村积极分子的"觉醒",新中国成立初期积极分子政治下的"新生",集体化时代全能政府下的"没落"到改革开放初期猝不及防的"迷失",再到新世纪以来,在国家深化改革开放中的"回归",正是在农村积极分子角色演变图景中,彰显了中国乡村社会与国家(政党)基层治理行为之间的深刻互动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变化与发展,中国的社会组织方式和秩序建构模式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和变革,并由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管理逐渐走向现代意义的社会治理。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新主要表现在,一是社会治理理念创新: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立足公平正义、坚持以人为本、追求活力与秩序的统一和重视源头治理;二是社会治理主体扩大:党政主导、多元参与和发展社会组织;三是社会治理方式改革:运用法治方式、运用信息技术;四是社会治理重心调整:重视网络社会治理、重视城市社会治理、重视基层社会治理和重视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