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警务现代化研究综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将之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警务现代化属于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部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外在表现,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作用。警务现代化具有信息化、人本化、法治化、指标化、科技化等特征。构建警务现代化,应加强顶层设计,踏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现代化的步伐;取学军事现代化,推进警务现代化进程;以信息化为引导,以科技作支撑,构建集约高效型警务。     

苏州警务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

警务现代化是主动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在深刻总结警务发展规律、认真借鉴中西方警务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对警务发展的整体谋划和系统设计。警务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公安工作领域的具体实践。苏州市公安局在江苏乃至全国率先提出了实现警务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制定了警务现代化的指标体系和实施意见,明确了实现警务现代化的关键点和主要内容,为探索公安机关深度转型升级的科学发展之路做出了积极贡献。     

“警格”与“网格”融合下的基层治理创新研究——基于D区网格化警务模式的分析

提升公安机关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要战略工程。实现基层警务工作与网格化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建设形成"警格+网格"联动治理成为了实现公安机关基层治理的新路径,遵循着外部逻辑、内部逻辑、技术逻辑等三个维度的生成逻辑。在网格化警务管理中形成的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主体、治理手段"四位一体"的实践布局揭示出,在新时期实现"警格"与"网格"的深度融合,仍需在多元主体融合深度推进、网格化警务管理运行效度提升、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建设并重等方面持续发力。     

警察传播学——公安学下新兴学科探究

警察传播学的提出既是基于媒介变革与警务发展互动关系的历史考量,也是对"公共安全高度媒介化"时代命题的解读与回应。警察传播学以信息传播与警务活动的交叉地带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传播学等相关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认识、思辨、运用和影响媒介传播。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研究警察传播规律,倡导警务治理媒介化,有助于提升媒介化时代的公众安全度、群众满意度、社会和谐度。     

民意警务的实践理性

为主动应对社会发展变化及其对公安机关社会管理提出的挑战,顺应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趋势,全国各地公安机关相继推行了以民意为主导的警务变革。依据对当前社会民意现状与特点的研究分析,民意警务的探索性实践必须具备足够的理性才能达成改革的预期目标。     

在培育现代公民中构建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现代化既包括社会文化结构的重建,也内含了人的自我重建,社会的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相互交织共同汇成历史变迁的进程。人是推动治理现代化的主体,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需要相应的公民素质。因此,在治理变革的实践中培育现代公民,通过提升公民素质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这是国家现代化的现实路径。     

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的演进逻辑与新时代的创新发展——国家治理的视角

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出发，中国共产党组织路线的演进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家治理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重心变化与目标调适。由此，组织建设水平成为影响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主要通过组织机构、组织队伍和组织制度三个方面发挥作用。未来需要继续从坚持党的领导、优化组织体系、推动队伍建设和开展制度创新等方面推进组织建设，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持续动力。     

跨界治理视阈下的区域警务合作机制

随着经济一体化、城市一体化的发展,区域警务合作成为维护城市治安稳定和实现社会管理创新的热点问题。跨界治理视阈下的区域警务合作更能凸显现代治理理念的核心,更能引领警务合作的趋势。跨界治理视阈下的区域警务合作不仅仅是区域公安机关与合作组织和成员之间制定条约的事务,而是体现了一种警务合作发展的进程。随着警务实践活动的发展,区域警务合作将以持续的、动态的态势不断出现新模式和新方向。     

我国危机警务管理参与主体的多元化问题研究

我国转型时期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背景促发了危机警务的理念变迁：要注重公共安全和危机服务的有效治理,在逐步规范化和程序化的基础上,更倾向于社会的协商与合作。我国转型时期危机警务要构建多重主体参与的复合治理结构,着重完善危机预警、应急指挥联动和危机后的恢复与重建机制。在治理的视阈下,我国危机警务应以党和政府及公安机关为主体,通过国际警务合作、警务信息化建设和社区警务发展等途径实现危机警务的多元复合治理。     

以全面深化警务改革提升警务实战效能

深化警务改革是适应形势和任务发展变化的需要,是保障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需要,也是实现警务体制机制转型升级的需要。深化警务改革要始终围绕推进公安机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坚持警务改革的基本原则和正确方向,通过建立健全与大数据应用相匹配的警务机制,切实推进各项有效举措,全面提升警务工作的现代化水平,从而更好地服务、保障改革发展大局。     

从广义上研究公安文化 从整体上建设公安文化

公安文化建设系统工程化需要广义的公安文化。公安文化是在公安事业中反映公安现象的意识形态。公安文化水平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对公安客体的认识水平。党和政府在领导公安事业中创制了公安文化。人民的治安意识是公安文化的基础。系统工程化是公安文化整体建设、持续发展的根本条件。     

新时期城市公安派出所工作改革的实践与探索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城市的社会状况发生了巨大变革。在动态的社会环境下,城市公安派出所的警务工作,必须进行适应性变革。应当从社会治安管理机制、派出所警务运行机制和信息化支撑建设三个层面进行全面系统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一套以主动治安为理念的城市派出所"社会控制型警务模式"。     

我国未来警务模式的选择

一个国家的社会治安是与该国现阶段社会结构的平稳和稳定程度相适应的。警务模式也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治安状况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西方从1892年建立新警察体系以来,经历了四次警务改革,相继以制服化、专业化、现代化和社会化的警务理念,改变着警察行为。与这四次警务改革相对应,西方警务模式先后出现了"政治警务模式","合法警务模式","专业警务模式","反应式警务模式","服务与权变的警务模式"五个演变时期。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未来的警务模式也不应是单一的,而应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集合性警务模式体系。     

对河南省警务体制改革的观察与思考

我国基层警力配置一直比较薄弱,难以适应当今社会治理的需要。为改变基层警力不足的现状,2010年初河南省公安厅做出了撤销省辖市公安分局,市局直管派出所,警力下沉等重大的警务体制改革的举措。此举在国内引起了不小的震荡。本文分析了此次河南省警务体制改革的利弊得失以及由此所引发的适用相关法律的困惑。     

试论我国警察权的社会回归

从治理理论分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得出警察权是国家公权力与民众博弈的结果,在此基础上探讨警察权与警察职能的关系,强调新形势下警察职能的转变,从而推导出警察权的“四化”走向。将治理理论运用于法学领域, 在国内外尚属创新,不仅是法学理论上的进步,也极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英美警察执法模式对我国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启示

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是公安执法者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是依法行政,依法治警在公安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也是现代警务机制和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世界上各个民主国家都十分重视警察队伍的管理,注重要求警察执法的规范化。通过分析和研究英美警察执法模式情况,以期对我国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有所启示。     

论我国警务改革的优选之路——以动因分析为视角

警务改革有来自警察组织内外两方面的动因。由动因决定和选择的改革之路具有无可替代的优越性。文中从探求引发此轮警务改革的动因入手,反推出我国警务改革应该选择以"无增长改善论"为指导的融合社区警务和反应警务的政治建警模式这一优先发展之路。     

心智觉知训练的应用研究

随着现代警务的发展,情绪控制能力已经成为警察必备的基本心理技能。警察的情绪控制能力关系到警务工作的开展与绩效的提升。加强情绪控制的能力首先从解除警察对情绪调控的疑问入手,分析传统训练方法的不足,引入心智觉知训练方法,将情绪控制能力的关注点集中在培养警察对由外界刺激所引发的情绪波动的感受上,通过非批判的态度来观察情绪体验,提高警察自身对情绪调控的能力。     

国际刑警组织发展趋势研究

国际刑警组织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警务合作平台,是国际警务合作的主渠道。历史上,国际刑警组织的组织规模不断壮大,执行机制及警务技术各有突破。如今,随着国际警务执法需求及执法环境的演变,国际刑警组织的发展趋势突出地表现为在国际警务合作中发挥其资源性功能、区域行动增多、工作手段智能化、关注的犯罪领域进一步细化等方面。     

当前社区警务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当前,我国社区警务工作存在一些问题。其主要原因是:社区警务固守传统观念,缺乏创新;社区警务、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社会治安防控体系三者之间在理解、运作中存在一些矛盾;社区警察职责权限范围和参与社会管理范围较小,不利于社区警务的运行。社区警务的核心价值是:提高社区公众的生活质量,减少犯罪对社区公众生活的影响,警察与社区公众相互协作、配合,共同化解产生犯罪和影响社区生活质量的各种不利因素。应改革和强化社区警务,摆正社区警务在公安工作中的位置,加强社区警务培训,社区警务与社区自治相结合,完善社区警务执法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