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官员问责制度化问题研究

在我国许多人都有这样的认识,只要做了官就成终身制了,而且是只会上而不会下,但是,“官员问责制”的出台给这些为官者可以说是敲了一记警钟,如果在其住不谋其政,稍有疏忽或者权不为民所用都会立即下马,所以这也可以看作是我国人事制度改革中的一个创举。本文从官员问责制度的发展历程入手,从它现阶段遇到的困境、解决的途径以及构建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机制等几个方面论述了官员问责制度化的相关问题。     

论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理念更新与制度完善

我国行政问责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问责主体单一、问责方式缺乏科学性、问责程序缺乏规范性以及问责官员复出机制不健全等问题。要全面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在问责主体上需要规范同体问责，强化异体问责；在问责方式上要注重问责的实际效果，科学确定问责事由；在问责程序上需要进一步规范问责过程，保障程序公正；在问责官员复出机制方面应实行严格的实体标准和程序标准，防止“带病复出”。     

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探析

从法理和情理上讲,被问责官员复出本身并没有问题,但若被问责官员在被问责后不久即复出就是问题.本文认为,针对被问责官员草率复出的问题,应完善我国的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加强被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法治化、规范化建设.这不仅有利于消解公众对行政问责的信用危机,对被问责官员的合法权益进行保护,同时也有利于克服被问责官员复出的草率性和随意性,提高政府行为的公信力和执行力.     

行政问责制度的问题及其完善对策初探

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肇始于2003年抗击“非典”的斗争中;此后,全国各地掀起了行政问责的“风暴”。行政问责制度是一种对行政失职行为进行责任追究的制度。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度存在行政责任不明,党委官员游离;同体问责为主,异体问责薄弱;问责法律缺失,人治色彩浓厚;问责实施混乱,官员复出随意;问责监督不力,政府公信不够等方面的问题。因此,我国应当明确行政责任,加强对党监督;强化异体问责,辅以同体问责;加强问责立法,实现问责法治;规范问责实施,严格复出程序;健全问责监督,提高政府公信。通过实施以上对策,以期建立一个全面的、适合我国国情的行政问责制度体系。     

我国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

本意是使我国吏治进入＂能上能下＂有效运行的官员复出机制,目前却面临着非公开化、非责任化、非透明化、社会认同度低的困境。因此,有效解决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完善问责的基础,明晰官员的职责和构建相应问责程序;转变问责的模式,变＂权力问责＂为＂制度问责＂;建立官员复出的回应机制,使体制外的＂权利问责＂与体制内的＂权力问责＂、＂制度问责＂形成完整体系;建立多元化的问责主体,提高官员复出的社会认同度是关键。     

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政坛刮起了“问责风暴”。官员问责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我国才刚刚起步，尚未形成系统化的规范和机制，因而还不能称作“官员问责制”。目前我国官员问责实践中存在法规体系不健全、问责主体和对象及范围不明确、问责程序不规范、缺乏监督机制等问题，官员问责亟需制度安排：官员问责的制度安排包括基本制度规范的设计、组织实施体制与机制的配套和观念意识的培育等内容。     

被问责官员“复出”现象论——以行政责任类型化为起点

问责制度的实行使"责任政府"这一理念得到落实。但从问责制度实行开始,官员"复出"现象频繁出现,问责的效果大为减损。作为"复出"现象的前置程序,问责制度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造成了不合理"复出"的泛滥。文章梳理了从2003年开始实行问责至今的数据,意图利用逻辑命题分解"责任",并将之类型化,进而实现问责结果与"复出"事项的贯通接合,达到规制官员不合理"复出"的目的。     

被问责官员复出法律机制刍议

被问责官员复出法律机制指的是在行政问责中承担责任的官员重新担任领导职务的相关制度组成的规范系统。目前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缺乏法律依据,而是以政策为导向,没有形成统一的法律机制。本文指出健全被问责官员复出法律机制有助于行政问责制落到实处,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监督权,推进我国法治建设,同时也反映了政治理念和制度的理性。基于此,要从被问责官员复出的条件、期限、程序、相关制度等方面构建我国被问责官员复出法律机制。     

行政问责淅行渐深

进入十月，“问责风暴”持续发力，又有数名地方官员相继落马。观察人士认为，这是自2003年以来的新一轮官员“问责风暴”，说明我国的问责制正在演变为一种严厉的常态程序；法律专家也将之解读为问责制向“制度化，法律化”发展的一个积极信号。     

官员问责 五大悬疑待解

近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严格行政问责＂。 随着问责事件的不断增多,不少人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什么情况下启动问责？问责该由谁来启动？被问责的官员应该承担哪些责任？能否复出？如何复出？就这些问题,笔者采访了一些专家学者。     

我国官员问责制度建设探析

自2003年SARS以来,我国政府以"问责"的方式处理多位失职高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震动。官员问责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现行制度与行政道德之间的空白,引发了人们对政府责任以及官员任职理念的思考。问责制在我国的推行表明了政府从严治政、依法行政的决心。本文着重对问责制的政治理论基础以及我国官员问责制的建构历程及其内涵进行了阐述,分析了当前中国推行的官员问责制中需要完善的地方,并对其制度化建设提出了建议。     

问责审批者才能治好“带病复出”乱象

到底是谁顶着中央“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的禁令让两官员带病复出了，又是谁隐藏了对两位官员的任职信息——不问责和严惩这样的官员，遏制带病复出的禁令将毫无权威性和严肃性。     

被问责领导干部复出要审慎

近年来，我国行政问责制日趋常态化，在一片叫好声中，被问责领导干部的去向问题开始进入人们视野。被称为“最牛县委书记”张志国和安徽阜阳众领导干部的纷纷复出更使舆论为之哗然。应该认识到，对领导干部进行问责体现了干部任免机制上的完善和科学性。     

行政问责制度——在实践中走向成熟

回顾“非典”之后5年多来一系列问责小件，政府官员的行政问责日益走向成熟，在推进服务型政府和法治政府的进程中，行政问责制将但起历史的重任。     

行政问责程序的作用及其设计

行政问责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行政问责程序,行政问责程序的建立健全对构建行政问责长效机制具有重大意义.目前我国问责制发展的障碍在于不完善的行政问责程序.问责程序包括启动、实施、救济等阶段及其具体环节.     

论我国官员问责的制约因素与解构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官员问责已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和愈益明显的成效.然而,从社会系统论角度来看,当代中国官员问责进程尚遭遇三种因素的制约:一是官员问责认知上的制约,二是现行问责制度设计因素的制约,三是问责外部社会环境的制约.因此,深入剖析当代中国官员问责的制约因素,探究消除这些制约因素的有效途径,对于依法治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官员问责制,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价值目标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官员免职成带薪休假？

从2009年开始，舆论对官员问责制度的关注焦点从“下台”转为“上台”。许多落马官员悄然复出，甚至官级得到提升。     

潘洪其：构建惩处有力的官员问责体系刻不容缓

潘洪其在《北京青年报》撰文指出，近来，一些被问责官员复出引起公众的质疑与不安，最根本的原因在于，现行有关法律和党纪政纪法规对官员问责的规定不够完善，在执行中缺乏有力的制约，从而使得一些被问责官员的复出缺乏基本的规范，也缺乏足够的合理性。为维护官员问责制度的严肃性，重塑问责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应当全面整合有关规定，形成统一完善、惩处有力的问责制度体系。     

西方国家政府官员问责制的实践及其启示

本文把西方国家政府官员问责制的实践概括为：建立国家政治责任追究机制。用法定的问责程序保证问责的公开公正．将道德规范以立法形式寓于责任追究机制中，政府官员问责制的问责客体和问责事由比较固定。对我国的启示是：建设新型“问责文化”，完善其文化支撑；推进问责制的法制建设。完善其法制支撑；增强人大刚性问责力度。完善其权力支撑：推进行政机关的管理创新。完善其管理支撑：加强监督和公民参与，完善其参与支撑。以期对我国建立和完善政府官员问责制度提供借鉴．     

从新一轮"问责风暴"看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度

在2008年一年间,全国范围内有一大批官员因为相关责任事故引咎辞职或被免职。这一次被问责的官员涉及的层级之高、波及范围之广、处理速度之快在中国的官员问责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同时也暴露出我国官员问责体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针对2008年发生的一系列官员问责事件,结合国外问责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的经验,本文对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度进行分析,探求我国官员问责如何由风暴型向程序化、制度化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