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史学研究的成就与取向

西南联大在滇办学期间,联大历史学系教师在通史撰著、断代史研究、宏观史论等方面,取得了许多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写出了《国史大纲》《中国史纲》《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清史探微》《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等经典学术名著。与抗战前北大、清华的史学研究特点相比较,联大史学研究在学术取向上发生了重要的转变：研究选题上,从注重专题考证走向微观实证与宏观通论相结合;研究方法上,从崇尚考据走向考据、综合并用;研究目的上,从求真为主走向求真与致用并重。联大史学研究取向的转变,既是抗日救国的时代大潮影响作用的结果,同时也是自五四以来中国史学自身演进发展的必然取向。     

清末民初学人学术观的演变轨迹探析——从“致用”与“求是”的视角

学以致用本为中国学术的传统,但清末民初学人为学术本身独立发展着想,并受乾嘉学派的影响,提出学术与现实用途相分离的要求,追求“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理想。然而,到二十年代后半期,他们似乎有向学以致用的学术传统回归的倾向。此为近代学术转型的一个面相。     

中国传统史学批评的政治标准

中国传统史学及史学批评建立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伦理型文化基础上。其史学批评有政治标准,有学术标准。政治标准主要有:史学要为封建统治服务;合符封建伦理道德;合符经义;以君主的是非为标准等。在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的关系上,总是以政治标准第一,学术标准第二。对于政治标准与学术标准关系的认识、处理,既要从历史、现实出发,也要从长远、未来着眼。     

孟子学术精神论析

孟子的学说在历史上对中国社会精神层面的影响巨大，其学术精神在中国学人中的影响尤为深远。孟子学术精神主要体现在“知言”和“养浩然之气”两个方面。“知言”即懂得说话，从特定角度上说，是关于辩论的学问，其重要体现是批判；“浩然之气”则是由义的蓄积以至仁德充满的强大精神外发，是千百年来中国学人刻意修炼和追求的境界。此外，孟子学术精神还有几个方面值得重视，诸如“凡同类者，举相似”的分析研究方法、“中道而行”的学术主张、“学则须疑”的问学路径、“以意逆志”的解读心法、知人论世的学术态度、开放的学术门户观念等等，都对后来的学术及其研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魏源学术思想探微

魏源在学术上的发展轨迹是由经学而史学,其成就不在经学而在史学。魏源以史学为经世之术,开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过渡之先河。魏氏治史以当代史为重点,由“考古”转向“究今”,继“浙东史学派”之后,自觉不自觉地向经学的正统地位发起挑战和冲击。作为中国走向现代世界的先驱者,他的思想具有了现代意识的“异端”色彩。     

从文本中心主义到历史语境主义:语境、概念与修辞

历史语境主义是当代西方学术界研究政治思想史的一个新范式。它站在文本中心主义(历史观念史学派与政治哲学史学派)的对立面,认为人类并不存在所谓"永恒不变的思想主题",人类的一切思想都只不过是"对具体历史问题的回应";并以此为逻辑起点,主张为了理解不同思想家的思想,必须要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寻找答案;而要在历史语境中寻找答案,就必须选择分析"概念"而不是分析"观念"的方法。     

抗战时期的延安中国古代史研究

抗战时期,革命圣地延安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的到来。以范文澜、尹达、何干之、吕振羽等为代表的史学界学者"以笔为剑",发表了一大批史学作品。这些作品将史学与政治紧密结合,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通过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增强人民的自尊与自信,维系了全民团结抗战的精神堤防,其研究方法及成果对当时及建国后史学发展都产生着深远影响。     

民主和科学与中国史学的近现代化

在中国史学由传统走向近现代化的过程中，民主和科学既是其动力，又是其矢志不渝追寻的目标。中国史学的近现代化，实质上就是中国史学的民主化和科学化。近代以来史学民主化的表征是，史学关注的对象由少数英雄，帝王将相转向广大的民众；由狭窄的政治史、军事史转向广阔...     

抗战时期的延安中国古代史研究

抗战时期,革命圣地延安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知识分子的到来.以范文澜、尹达、何干之、吕振羽等为代表的史学界学者"以笔为剑",发表了一大批史学作品.这些作品将史学与政治紧密结合,以唯物史现为指导,通过对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增强人民的自尊与自信,维系了全民团结抗战的精神堤防,其研究方法及成果对当时及建国后史学发展都产生着深远影响.     

论宋人选编韩文学术标准的嬗变

韩文接受到宋代呈现鼎盛之势，各种传本不断涌现，大量的集本外，还出现数以百计的选本。这些韩文选本的选编标准因时代而异，由宋初的“全正”“高古”，经宋朝中期的“新变”，发展到宋末的“穷理而致用”，学术理念发展脉络清晰。这种学术脉络与宋代政治文化、学术思潮的变化紧密相关。     

大学学人与大学精神的守望

大学精神是一所大学的灵魂，是大学之所以成为大学的内在根据。大学精神最为鲜活也最为本真地体现在大学学人的身上，即大学师生之间的精神交流以及内在生命的成长。大学学人是大学精神的营造者和守望者，应持守“为学术而学术”的独立精神、“兼容并包”的自由精神、“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以及“以真理为友”的批判精神。     

“春秋情结”——湖湘学人的精神脉搏

延历千年,与湖湘文化心脏一起跳动的精神脉搏,就是湖湘学人挥之不去的独特的＂春秋情结＂。从湖湘学派奠基人胡安国到清末经学大师皮锡瑞,举凡王夫之、魏源、曾国藩、王闿运、王先谦等几乎所有有影响的湖湘学人都曾将注意力聚焦在《春秋》上。这一现象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都极为罕见。他们的思想如此一致地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夷夏之辨,二是革新变法,形成了湖湘学人＂教治并重＂的精神传统。湖湘学人的＂春秋情结＂及其与时俱进的＂春秋学＂研究,形成了湖湘学术延历千年的一大传统,给湖湘社会带来了开放与保守两派并流的局面。     

胡秋原与《中华杂志》

胡秋原及其创办的《中华杂志》,提倡人格、民族、学问三大尊严,力主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主张由学术来探讨中国的前途问题,将促统一、反分裂的政治诉求建立在深厚的学理基础之上.《中华杂志》不仅系统地研究民族主义思想,全面地批判皇民化谬论及全盘西化论,堪称台湾之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主要阵地,而且也是最早从理论上对“台独”做出深刻剖析的学术刊物.     

“白寿彝学派”学人的理论追求

"白寿彝学派"是以当代著名史学家白寿彝(1909—2000)为领军人物的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学人群体,当今主要由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构成。这个学派在学术理念上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重视史学理论。他们在治中国史学史的过程中有着强烈的理论追求。他们坚持唯物史观在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重视挖掘中国丰富的史学遗产中的理论内涵;重视史学史研究中史学方法论的改进、提高,善于转换研究思路和视角;在史学史的研究中充满现实关怀,积极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这些优长使该学派在当今史学史研究中处于主导地位。     

思想史中的“北流”：金元之际北方易学及功用

金末北方易学，一方面延续了北宋道学家的易学研究传统，在对“《易》以载道”的考察中，确立了以北宋易学为旨归的研究路径。这一时期易学知识的交流与传播受地缘影响，以河朔地区为传播重镇，极具学术价值的民间交流成为当时易学传播的最有效方式。另一方面，面对金元之际动荡的环境，易学家选择以《易》占作为理解天命的途径之一，对于《易》象数的运用，并未因宗于北宋义理派易学而偏废。伴随着新统治秩序的建立，北方象数易学家政治与社会实践的成功，不仅提升了汉人在元王朝的影响力，而且与元朝统治的“实用主义”紧密结合，促进了元代易学的繁荣。同时，一部分义理易学家，在与理学的互动中进行易学理学化研究，为南北思想统合及元代朱子易学官学化奠定了基础。     

时代变革与近现代西方史学的反省

如果说,历史学家的工作是为历史作总结,那么史学史家的工作就是为历史学家做总结。前者是对往事的思考,后者则是对历史学自身的反省。史学的自我反省是史家从自在走向自觉和史学从旧形态转向新形态的动力。史学反省肇始于时代与社会的变革,史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总是要适应时代的要求,并受到这一时代经济与政治发展的支配与制约。在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史学反省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端后,西方史学经历了五次重大的反省活动,并不断地把西方史学推向前进。     

近代汉译名著与西方史学理论的传播

20世纪前半期出版的汉译史学理论著述。以其自身具有的深化近代学人对西方史学理论的理解等特点，推动了西方史学理论在国内的传播，成为近代史学理论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种汉译史学理论著述的出版和发行，由于译者群体构成水平变化等原因的影响，经历了从发端到逐渐成熟和完善的阶段。     

史学评论与史学解构

一史学评论与史学理论如果说，史学理论是对史学体系的建构，那么，史学评论就是对史学体系的解构。一破一立，显示了史学结构自身的辩证互动和内在张力。这正是史学有生命力的表现。一方面，史学理论的目的是要历史学“多”点什么，史学评论的目的是要历史学“少”点什么...     

中国法律史学科在近代中国的形成

19世纪以来,欧风美雨影响下,中国传统学术理论、学术架构悄然发生改变,逐渐与近代西方学科体系接轨。20世纪初期的清末变法修律对新式教育的推动,则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过程。与此同时,中国法律史学科在近代中国也应运而生,通过对中国法律史学课程设置考察证明,中国法律史学逐渐发展成为了一门独立学科。     

政治与道德的近现代认知

把道德范畴从政治的主要内涵中剥离出来,使政治成为一门以人的理性和经验为指导的学问,这是从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维利开始的.政治学研究曾经历资产阶级革命、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洗礼,形成了多种范式.但在政治的道德属性问题上似乎划了一个螺旋式的圆,最终在19世纪末的美国形成了国际学术共同体和相对完备的学科体系,完成了近代政治学向现代科学的转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政治思想在这种转变中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