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系统与决策风险评估机制研究

风险社会对知识的高度依赖特性使得专家系统对现代生活已无孔不入。一方面,对专家系统的信任是风险时代本体性安全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专家系统的运行又造成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决策风险,遭遇信任悖论。专家系统摆脱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摆脱政治权力对专家系统的控制和制约,构建融国家、市场、社会这三大现代社会治理机制于一体的复合型治理机制。在中国语境下,专家系统也呈现出"技术—政治"复合状态,导致专家系统对决策风险评估机制的运行存在着参与不足、独立性不强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拓展研究,以使专家系统更好地推动决策风险评估机制的运行。     

中国微博政治的潜在风险及政府应对

微博诞生后,借助其强大的传播、组织及动员力量向政治领域渗透,在中国及全球掀起了微博政治热潮。在我国,微博起到了网络问政、舆论监督的正面作用,但也隐藏着许多社会危险,包括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内部风险主要表现在微博井喷与政府应对不力的矛盾风险、微博谣言和来自于微博的情绪宣泄等;外部风险主要表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利用互联网跨国界进行文化渗透与意识形态颠覆。因此,我国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微博的政治功能并从改变观念、技术支持、完善机制、掌握技巧等方面着手并从容应对。     

转型期社会风险与当代中国社会政策选择

防范和治理社会风险,确保社会安全运行,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动和利益关系的多元化,社会风险问题日益凸显出来,严重影响着和谐社会的建设。对转型期社会风险特征及主要风险因素的分析,探讨当代中国应对和化解社会风险的社会政策,对于实践科学发展现、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可控的约束:人民政协民主监督的空间及其展望

民主监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之一,自建国以来经历了"互相监督—民主监督—政治监督"的变迁过程。回溯历史、梳理政策以及解读相关文件表明,中国共产党以党建国的历史事实,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政府、社会三者的关系结构,以及人民政协自身的性质和功能,构成了政协民主监督职能调整的主要影响因素,同时也反映出了这一职能的三个构成要素,即政治、结构和组织。同时,这些因素还塑造了政协民主监督职能的合作性、非权力性和广泛性等特征,决定了其发展方向和实践空间,即关注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公共政策制定。     

弹性政府:风险社会治理中的政府模式

不同的社会条件下,政府模式因社会需求的变化应表现出不同的形态。风险社会所赋予政府的新型责任要求政府改变自身予以回应,这种改变除了范围上的扩张、角色调整之外,在政府模式上也应有相应的变革。弹性政府在组织设置上更具灵活性,在行动中更具自主性并更加注重效率,因此应成为风险社会治理中政府模式的当然选择。当然,弹性政府并非完美无缺,运行中依然存在某些弊病,这需要道德的引导和激励、法律制度的规范与约束予以克服。     

官员网络风险规避守则

网络新媒体时代改变了公众诉求表达和政治参与的方式与机制,使得政府的执政环境发生变化,同时也给官员们带来了一种新媒体环境风险随着媒介化社会趋势的确立以及风险社会的到来,政治沟通的基础性功能日益显著。面对这种新的环境,一些政府官员不能与时俱进,使自身陷入网络风险的漩涡中,不仅给个人发展,而且对政府形象都造成负面影响。有鉴于此,网络流行着所谓《中国官场的新十大警示》:"接受采访不讲胡话,开会发言不抽名烟,商务应酬不戴名表,公务活动不开名车,基层视察不打雨伞,发表大作不抄名文,与人约会不发微博,寻花问柳不写日记,灾难发生不露笑容,突发事件不     

风险社会与中国

中国融入全球化和加速经济建设的过程,是一个参与世界风险社会与自身风险社会之形塑的过程。中国的风险社会既是世界风险社会的一部分,又具有独特的生成与运行逻辑,包括工业社会与风险社会的合拍、经济发展模式、功利主义意识形态、政府能力和利益追求等因素在风险生成中占据关键位置,而非理性主义的内在悖论在其构成中处于核心地位。面对中国这一独特的风险社会,需要选择独特的研究主题和研究视角以及研究进路。风险社会与中国的讨论,在方法论上仍是一个外来理论和概念如何本土化的课题。     

浙江迈入大企业时代

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大省浙江启动了打造大企业战略，无疑是找到了医治浙江经济抗风险力差的一剂良药。但如何打造大企业对于一向以“散、小、活”著称的浙江民营企业和崇尚市场导向为主、习惯于无为而治的浙江各级政府来说却是一个大考验；如何平衡政府与企业、支持大企业与扶持中小企业、国进与民进等关系也是一个大难题。     

政府工程采购PPP融资的模式比较与风险防范

政府工程采购PPP融资是以政府工程项目为主体的融资活动,是项目融资的重要实现形式,主要根据项目的预期收益、资产以及政府扶持措施的力度而不是项目投资人或发起人的资信来安排融资。PPP项目的主要风险有政策风险、汇率风险、技术风险、财务风险、营运风险等。政府工程采购PPP融资模式的风险防范对策主要有政府加快角色转换、强化资质认证、优化风险结构等。     

中国政党研究

第三届中国政党研究论坛上,有学者认为民主、发展、合作应成为中国政党制度的精神支撑。中国政党制度所特有的政治功能在于强大的整合功能,主要体现于意识形态、政治资源、利益关系的整合。中国共产党在社会整合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各     

大规模农地流转中政府面临的风险及其防范研究

地方政府运用经济、行政、政策等手段主导农村土地流转具有规模大、涉及广、流转期限长等自发流转无法比拟的优势。但政府角色界定不当,越位、错位和缺位并存使政府也面临着财政危机、公信力下降、社会矛盾激化、粮食安全等风险。所以政府应明晰与市场边界,强化服务和监督功能,提高防范和化解风险的能力。     

风险社会背景下的法律变革

当代中国正在进入风险社会,主要表现在贫富差距已达警戒水平,公共安全状况恶化,应对群体事件不力产生政治风险等。为了应对风险社会,法律应作出适当的变革,法律中的传统责任理论也应适度让步于风险社会,要有适度超前的法律变革理念,要掌握好社会发展和风险增加之间的平衡,制定和谐统一的法律制度。     

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结构与功能

结构功能的研究方法，是政治学研究方法之一。不同政治体系中的政党制度，具有不同的结构模式，形成特有的政治功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研究这一制度的结构与功能，有助于从一个新的视角了解我国实行这一制度的必然性，以及这一制度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作用，从而自觉坚持和不断完善这一制度。一、结　　构 当代世界各国政党制度有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一党独大制等等。从政党制度结构上分析，主要有两种类型：第一类是多元化的政党制度…     

“风险政务”:国际状况与我国的建设方略

"风险政务"的提出源自于风险社会的国际背景和我国转型期综合风险膨胀的国情。在国际上,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已将"风险政务"纳入公共管理的日常工作并发挥了实际作用。我国政府在重点防范危机风险的同时,应加大重视政务活动中的常态风险,从战略、体制、机制、标准、手段、文化等方面着手,全面构建"风险政务"体系,推动实现政府善治。     

风险社会下技术创新的理性重建

风险社会下,技术创新既显现出正功能,也彰显出反功能。面对正功能与反功能的得与失,技术创新只有综合考虑二者的影响,既保证自身有不断发展的空间,同时又对其反功能采取必要的干预措施。为此,应从政策引导、行动控制、风险评估及风险治理等诸多层面规避风险、化解风险,从而使技术创新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结合并最终回归价值理性。     

农民工“内卷化”行为倾向研究

农民工“离乡不离土”的社会行为具有典型的“内卷化”特征。这既有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土地及相关惠农政策的吸引等客观原因，也有农民工人力资本匮乏，文化、心理及生活方式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等自身因素；政府应进一步发挥扶植与引导功能，提升农民人力资本，推动城乡交流，促进农民现代化。     

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风险研究

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政治体系运行平稳,社会整体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同时,中国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社会风险。本文分析了转型时期中国面临的主要社会风险,分析了社会风险形成的主要原因,提出了防范社会风险、构建和谐社会的对策。     

社区党建面临战略转型

从实践看，社区党建有两大功能：一方面服务于城市管理，实现政府管理社会的目标；另一方面服务于巩固执政党的社会基础，实现政党组织凝聚人心的政治目标。     

航运市场风险结构探析——以干散货市场为例

从经济、金融、经营、竞争、政治、自然等方面分析干散货航运市场风险引发因素。在此基础上分析干散货航运市场的风险结构,将干散货航运市场的运力供需、船舶投融资、船队规划、管理技术等七大风险分为系统性风险和非系统性风险。最后提出干散货航运市场风险引发因素与风险类型之间的映射关系。     

论我国的少数民族政治发展及实现方式

少数民族政治发展是少数民族政治体系随着少数民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从一种政治关系结构模式向另一种政治关系结构模式的变迁，从而建构起一种更加合理的政治关系模式。少数民族政治发展的主要内容包括调整政治权力结构，理顺权力关系；有效提高政府能力；大众政治参与的发展；推进农村基层政治一体化进程，提高政治整合度。少数民族政治发展只有通过改革、生成与建构等最基本的实现方式才能最终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