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组织结构的优化进路

信息化给当前社会带来巨大变革,需要地方政府根据新的时代背景和公共需求主动变革,建立更加高效、协作、开放的组织结构。优化地方政府组织结构,一是需要重构纵向层级,理顺管理关系,在纵向结构上精简层级、打破同构、下放权力;二是需要优化横向职能划分,建立多元协作关系,推行大部门、协同化、整体性的改革;三是需要发挥信息技术的支持作用,保障变革实施,破除信息壁垒,建立政务平台,开放数据信息。     

国家干预经济中政府失灵的人性解读及控制

对政府失灵及其缘由的追寻和考究,是经济法学人长期以来的不懈追求,也获得了诸多真知灼见。然而,鲜有人注意到,人性中的"强"、"群"、"乐"等因素,才是政府失灵更为深刻的原因,从干预者人性的角度对政府失灵进行解读,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可靠的认识论基础,也可为经济法克服政府失灵提供有效方向和路径。     

论公共规制的有效实现——以市场主体行为作为中心的分析

公共规制必须通过市场主体行为的改变来发挥作用,因此公共规制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取决于市场主体的行为选择。市场主体可能采取的直接违法、制度规避、制度套利、共谋行为以及集体抗争等行为,都会导致公共规制的有效性难以充分实现。市场主体的行为类型与市场主体的贴现率、市场主体对制度信息的可得性和可理解性、市场主体对公共规制的信任程度以及市场主体的自主性相关。以市场主体的可接受性为导向提升公共规制的有效性,应通过提升公共规制的稳定性品格、保证制度的制定和解释能为市场主体所理解、提高公共规制的经济绩效和公平相容性、重视激励型规制等方面措施来实现。     

论城乡统筹发展战略实施的法律保障

城乡统筹发展战略代表了一代中国人的共识和期待,其基本形态是城乡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和均衡发展,具有最高性、权威性法律制度的"不足"和"障碍",是制约我国城乡协调发展的制度原因。因此,加强城乡统筹发展方面法律制度供给,是保证城乡社会和谐、共同富裕等统筹战略目标实现的关键所在。     

论政府经济管理中社会资本的功能

社会资本意味着参与者具有了互惠的预期、相互的信任、共享的知识以及共同的期望,在国家的经济管理行动中对其充分利用,能有效提高经济管理绩效。社会资本可以在地方政府的互动、交往中生成和积累,是克服地方政府扭曲关系进而提升经济管理绩效可依赖的资源。通过社会资本纠正地方政府的扭曲关系并提升政府经济管理绩效,要求在认知要素上确立共同的价值观,在结构要素上实现地方政府的广泛参与和多中心治理,避免断裂和隔离,在路径要素上通过充分的法治保障等措施来实现。     

政治权威、政治稳定与政府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绝非是一个仅限于经济领域的技术化、逻辑化和自闭式的存在。宏观调控是政府权威建立和延续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保证经济安全进而维系政治稳定的重要手段。从政治权威和政治稳定的要求出发,宏观调控应以经济安全为其核心价值取向、以虚拟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经济信息安全和资源利用安全为其重点作用领域;同时应以法治化调控为主要手段,并加强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执行主体与调控受体之间的协商与沟通,从而最大程度上保证宏观调控制度的可接受性,提高宏观调调控制度运行的绩效。     

论法律的不完备性及其克服

立法者的有限理性、"经济人"特征、法律运行中存在的成本以及法律运行中对相应社会文化环境的需求决定了单纯依凭法律实现对社会的完美治理只是一种理想,法律适用于现实并非必然地妥适和自洽。现实中只有通过对完备的立法和法律解释的不懈追求、法律"实质化"的促导、执法中的合理原则和应急原则、司法中的利益衡量原则的运用、以及道德和政策对法律的补充来获致社会治理的"理想图景"。     

关于法学研究生教育的几点思考

目次一、问题的提出二、法学研究生教育宗旨之解读三、法学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模式之构建四、法学研究生教育评估制度之确立一、问题的提出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研究生教育产生于社会对专业知识和专门人才的需求。专门人才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差距,是促成研究生教育发生的动力源泉;同时,作为一种教育样式,     

公共规制的知识基础

在公共规制过程中,规制者占有规制知识的多寡,是公共规制能否实现既定目标的关键。规制知识包括规制事实知识、规制价值知识和规制方法知识,规制者、规制知识、规制行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规制者应当拥有相应的"知识能力",规制行为的发生以规制者占有足够的规制知识为前提。公共规制在实践中遭遇的失败,大都与规制知识的失灵有关。变革规制机构、将规制权尽可能地配置给直接面对规制事实的规制者以保证规制事实知识的准确获取,规制价值知识的制度化存在以及形成中的大众参与和程序保障,根据规制对象的不同,运用行政、司法等不同的规制方法并强化规制绩效评估,是知识视角下重塑公共规制的主要内容。     

弹性政府:风险社会治理中的政府模式

不同的社会条件下,政府模式因社会需求的变化应表现出不同的形态。风险社会所赋予政府的新型责任要求政府改变自身予以回应,这种改变除了范围上的扩张、角色调整之外,在政府模式上也应有相应的变革。弹性政府在组织设置上更具灵活性,在行动中更具自主性并更加注重效率,因此应成为风险社会治理中政府模式的当然选择。当然,弹性政府并非完美无缺,运行中依然存在某些弊病,这需要道德的引导和激励、法律制度的规范与约束予以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