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中政府公信与政府治理

风险社会中不断扩散的人为不确定性以及表现在社会结构、制度和关系的复杂、偶然和分裂状态,对政府传统的管理理念与模式提出了严峻挑战。为此,政府应增强其社会风险管理能力,推进社会治理转型。     

风险社会视野下的政府官员问责制再造

政府官员问责制作为有效预防、化解、应对各类社会风险的制度形式,在风险社会治理中起着重要作用。风险社会时代要求政府官员问责制有效承载起新的历史使命,即预防和纠正由政府官员滥用权力引发的各类风险,促进政府更具回应性、更负责任和政府公信力的提升,促进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私人组织及社会公众之间展开合作治理。随着风险社会的深化,在工业现代化阶段构建和发展起来的传统政府官员问责制无法有效担当起时代赋予其的使命,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只有将政府官员问责制再造为一种促进责任更加清晰地界定和分担的对话与协商机制,一种有效的风险信息供给机制和一种提升全民责任意识的参与机制,才能走出困境。     

强化政府监管 推进公用事业民营化改革

为了改变我国公用事业领域政府垄断经营的模式,提高公用事业产品供给的效率和质量,近年来我国公用事业进行了民营化改革。但在公用事业民营化过程中存在两大风险:一是公用事业由政府垄断经营变成企业垄断经营的风险;二是政府设租机会增加的风险。为了有效地化解这些风险,可以在企业取得公用事业经营权之前和之后两个阶段,采取强化政府监管责任的防范措施。     

回归中性政府,延续中国奇迹

姚洋在《环球时报》2010年2月23日撰文认为,中性政府是中国模式成功的关键。所谓中性政府,就是一个在面对不同社会与政治团体发生利益纠纷时保持中立立场的政府;换句话说,这样的政府不会总为某个社会群体或政治群体代言,当然也不会为某个群体所俘获。在多数发展中国家,     

认知政府“营销”理念 提升政府执政能力

随着新知识、新技术和新工艺的不断涌现与传播,"政府营销"作为政府解决社会问题、以对社会有利的方式来改变政府管理行为的一种手段和科学方法,正逐渐为世界上很多国家所接受,在政府管理的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     

数字政府建设进程中的安全风险及其治理策略

加快数字政府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数字政府建设与治理中,面临着技术风险、政府数据安全治理问题以及社会治理有效性问题等层面的安全风险。数字政府建设面临的安全风险既表现在技术层面又表现在数字政府自身层面,其原因是科技原始创新能力有待提升、数据规范体系建设有待完善、数字政府治理模式有待健全、运行效率有待提升以及社会公众素养有待提升。为有效防范这一系列潜在的安全风险,数字政府要从加快提升信息安全技术水平,构筑数据安全规范体系,健全政府治理模式与运行机制,提升社会公众数字安全素养水平等四个方面发力,建立数字政府安全风险防范机制,保障数字政府建设的全面推进。     

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PPP模式

当前我国政府在购买公共服务中存在购买公共服务的领域过于狭窄,政府对社会组织认识上存在偏差,公众参与度不高,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法律法规不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监管不到位等问题,而运用PPP模式可以拓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范围、可以有效解决公众参与度不高的问题,有利于加速政府职能转变,推进政府体制改革的价值。因此,构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中的PPP模式,应当准确定位PPP模式、尽快制定规范PPP模式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法律法规以及完善对PPP模式的监督评价机构建设。     

风险社会、虚拟社会管理与政府公信力建设

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是风险社会与虚拟社会相交织背景下巩固政府合法性的必然要求。利益冲突是社会转型期引发社会风险的根本因素,虚拟社会为利益冲突的产生提供了新的动力和运作空间;制度化风险与风险的制度化、"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和信任危机导致的风险经过虚拟社会的传播而扩散;虚拟社会中风险弥漫致使政府公信力进一步流失;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要着力破解现实社会中的各种深层问题,为此应构建面向风险社会治理的政府公信力实现机制,提高虚拟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和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     

电子政府: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战略选择

电子政府不仅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而且是一种全新的政府业务运作模式。电子政府在本质上是传统物理组织形态向网络虚拟形态的转变,业务处理模式及其流程质量服务导向的改革与优化,其发展以建设更成熟更完善的服务型政府为基本目标。我国电子政府的发展正处在社会及政府转型时期,因此要同服务型政府建设紧密结合,发挥电子政府在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工具作用,电子政府的服务型价值才能实现。     

略论政府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扶持

中小企业的发展和壮大 ,是社会经济的重要力量。但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往往处于不利地位 ,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普遍做法。在我国当前的形势下 ,中小企业的发展关系到国民经济能否增长。发展中既存在难点 ,又具有有利因素。要发展中小企业 ,固然要靠企业自身的努力。但是 ,仅此一举是不够的 ,政府还应对中小企业的发展予以高度的重视和适当的扶持。我认为 ,我国政府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问题。一、制定中小企业政策应把握的方向。在方向把握上 ,一是立法。立法是制定中小企业政策的重要步骤。在立法过程中…     

社会性别统计在提高政府服务职能中的应用

在政府职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迫切需要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之际,社会性别统计作为一种寻求改变的工具,有潜力成为政府职能转变的技术性要素,即为服务型政府提供技术性支持,以服务于社会中的所有个体。本文强调以女权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念为导向,在基层组织日常工作的统计表格中加入社会性别统计,既可以提供分性别的统计数据,反映不同群体的利益和需求,又可为政府制定科学、有效、全面的政策提供事实依据。     

以服务型政府建设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从全球范围内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持续的行政改革中可以看到,西方发达国家正处在一个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中,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探索如何建立一个能够适应后工业化要求的治理体系的问题。在中国社会双重转型的历史背景下,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是对政府管理模式和社会治理关系进行反思的一个结果,是服务型政府建设在新阶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视理论和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为契机,构建新型的、合作型信任关系达致合作治理,使政府控制和管理社会的观念让位于调控、引导、服务和整合社会的观念,在创新社会管理中具有重要意义。     

“风险政务”:国际状况与我国的建设方略

"风险政务"的提出源自于风险社会的国际背景和我国转型期综合风险膨胀的国情。在国际上,英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已将"风险政务"纳入公共管理的日常工作并发挥了实际作用。我国政府在重点防范危机风险的同时,应加大重视政务活动中的常态风险,从战略、体制、机制、标准、手段、文化等方面着手,全面构建"风险政务"体系,推动实现政府善治。     

政府合法性的新宪政论解读

政府合法性是政府存在、持续和发展的基础与前提,体现为社会和民众对政府、政治制度及其运行过程所构成的政治体系的自觉服从与认同。面对全球化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挑战,中国政府合法性基础正经历着考验。而新宪政论作为新兴的政治科学理论,对于政府合法性具有较透彻的解释力,并为政府合法性的维系与巩固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即民主选举、有效政府、执政党能力建设。     

基于云计算信息架构的云政府服务

本文提出了一个关于云计算信息架构的政府服务和管理模式的构想,即云政府,探讨了云政府存在的政治基础、组织结构框架和实现条件,理清了云政府、政府云和电子政府等相关概念;论证了云政府是符合民主政治诉求、实现无缝隙政府的一种组织形式;并预测了云政府这一符合未来信息社会要求的政府组织形式的发展前景。     

社群主义、服务型政府与善治

服务型政府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善治是现代公共管理的新模式,是实现服务型政府的必经途径.社群主义提出的公益优先、均衡个人与社会、维护社会公平、建设积极政府等主张,对创建服务型政府、实现善治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导入ISO9001:2000背景下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述评

地方政府在导入ISO质量管理体系的背景下,其绩效如何考核?国际标准化组织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指标体系,包括"好政府的制度发展、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全面的社会发展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等四个维度。本文对这套指标进行了介绍,并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分析,目的在于为地方政府导入ISO质量管理体系进行理论上的指导。文章认为,导入这套指标体系符合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有利于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有利于解决当前我国的社会问题。因此,它在我国具有相当强的可适用性。     

行政权力合理配置视域下政府与社会之和谐互动

该文指出,行政权力的配置是指行政权力在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调配,行政权力的配置与行政授权不同,行政权力的配置包含＂下放＂和＂外放＂双重含义。处理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合理配置行政权力的应有之意,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互动又会推动行政权力的合理配置。     

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监管与政府改革

政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监管在经济学中至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政府不仅要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监管,而且还应当加强自身的体制改革,以确保监管公正、有效。政府对社会经济的监管应遵守监管有据,监管适度,监管有力,监管有序的原则。     

公共服务型政府视角下的我国政府自身建设研究

要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我国政府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政府组织再造,提高服务能力;推动公共服务理念的合法化,实现监督机制创新;激发顾客服务需求,建构公共服务的动力机制;培育合作伙伴,拓展第三部门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公共参与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