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诗学“情”范畴对明清尚情传统的批判继承

王夫之针对清初颓靡的士风与诗风，以理学为基础，继承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传统，结合心学的时代思潮，对传统诗学“诗言志”“诗缘情”的抒情传统和明清诗学中的尚情传统进行了重新梳理。他主张情志合一，认为只有“贞志”“大欲”“公意”可入诗，并细致区分了四种不同层次的“意”,提出了“俱不在意”和“不得以名言之理相求”的原创性命题。王夫之融合“志”“欲”“意”“理”“势”,构建了废虚返实的诗学精神和以主情崇正为主要特征的审美情感论。船山诗学中的“情”范畴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的人民性具有理论的契合点，其诗学范式、方法、格局和境界对当代文学理论的建构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刘熙载“意格说”中的文体观

刘熙载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最后一位思想家,他在理论上完成了对许多古典美学范畴的总结。意格就是其中之一。“意格”一词,从唐代提出,经由宋人姜夔等人的倡导,已成为中国古代一个重要的诗学范畴。     

毛泽东的“两结合说”与“西方文论中国化”

比较毛泽东与高尔基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之说，前者属于中国文论传统的意象话语，体现为立足“言-象-意”之辨的“言-不言-言不言”与“情（物）-物（情）-情物”文艺言说方式，及其“正-对-合”三元谱系结构，后者属于西方文论传统的形象话语，体现为立足“言-意”之辨的“言-在”与“主-客”文艺言说方式，及其“正-反”二元体系结构。毛泽东移植高尔基“两结合说”，解构其二元体系结构而纳入中国文论传统的三元谱系结构，体现其潜意识的“西方文论中国化”意愿。     

清代诗学的“会归”特征考论

清代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这种集历代文化之大成的文化集中反映了清代文化浓厚的朴学色彩。与清文化的“总结性”色彩相对应,清代诗歌作为中国古代诗歌史的殿军,不论在诗歌理论还是诗歌实践上,均堪称历代诗歌遗产的真正继承者和总结者。从创作实践看,清代诗人颇具总结的自觉意识;从诗歌的因变角度看,清诗表现出综合统一的倾向;从诗学的精神与研究方法看,清代诗学又明显带有“综贯”与“质实”的特点。就中国诗学理论而言,这种清诗的这些特点无疑是对诗学遗产全面总结的深化,清代诗学的独特价值也在于此。     

浅论“意余于象”与“象外见意”——读《管锥篇·太平广记》札记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太平广记》中特拈出“意余于象”与“象外见意”两条“艺事要言”，发人之所未发，于谈艺赏文之道大有裨益。本文分析了“意余于象”与“象外见意”的内涵，说明了“想像”和“视觉”两个因素在“意余于象”与“象外见意”审美鉴赏中的重要作用，最后论述了“意余于象”与“象外见意”的美学意义。     

宋人罕言比兴论

比兴是中国古代诗学思想的核心。感物兴情,发而为诗,是唐代以前诗人共同遵循的作诗原则。但宋代诗歌却少用比兴,这与他们主＂务内之学＂、强调＂以意为主＂、重视＂学人之诗＂、追求平淡诗风等有密切关系。但宋人诗学并非罕言比兴,且将比兴手法大量运用于词中。     

“以意逆志”的现代重构

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历程中，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论，对后世的文学鉴赏和批评理论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孟子·万章冲，孟子指出：“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他主张鉴赏或评论文学作品，不应割裂辞句，或拘泥于字面意义而歪曲诗的本义，而应从整体上来体会和把握诗人的思想感情。孟子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第一次建构起了鉴赏论和批评论的骨架。然而，对孟子的“以意逆志”说，后世人的理解部分歧很大，焦点集中在对“意”与“志”关系的解释上：“意’倒底是“说诗者”的意，还是“作诗者”的意？“以意…     

论王国维“三境界”成才思想

清代学者王国维的“三境界”说可谓立意新奇、独到精深,耐人寻味。他在《人间词话》中关于“三境界”的论述如是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据考,此三境界分别引自宋代词人晏殊、柳永、辛弃疾的词句。而王国堆竟将其贯穿于一线,由此联想并超乎流俗地将一个人成才的历     

意境之根与意境之品

中国古典关学的理论基点是先秦哲学。作为中国古典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审美概念．“意境”的哲学基点大致有以下几种学术观点：其一．意境源于老庄哲学．该观点是基于对中国美学思想渊源的整体考察而得出的：其二,美学“意境”说深受禅宗佛学的影响,认为意境之“境”就是禅宗心学中的“禅境”;其三,美学“意境”源于儒释道思想的融合．该观点强调艺术“意境”是一种基于儒家诗学之上的,融入道家之“超然物外”之境并深受佛教“静穆体悟观照生命”之“妙境”。我们认为,从本质上看,意境包含着主客合一的思维模式。是一种“客体主体化”与“主体客体化”的融合互渗状态,意境生于意象,而缘于情思。意境作为艺术审美理想,要获得自身质的规定性。必须回到意境的创造中去。创造才是艺术意境实现的现实环节与中心论点。     

晚唐诗·新月诗·朦胧诗--试论中国诗语"意"、"象"的非一致性特征

晚唐诗以“意”、“象”的不确定性带来了诗歌艺术的朦胧之美 ,开创了中国诗歌创作的另一境界。 2 0世纪初的新月诗在形式上与晚唐诗有极大不同 ,可诗的“境”、“意”的非一致性仍是主要的特征。 2 0世纪末的朦胧诗 ,更加努力加大“意”、“象”的这种距离感 ,以增加诗的多元和多层次性 ,更具有一种立体解读的要求。     

严羽的“妙悟”说与狄尔泰的“体验”说

严羽的“妙悟”说与狄尔泰的“体验”说有很多学理的共通性：两者的产生都缘于针砭各自时代的精神症候，两者的哲学本质都是张扬生命，两者的关学品格都是倡导体验理论，两者都有自己的理论渊源，是特定理论的集大成者。由于时空的阻隔，两者也有一些差异：妙悟说是严羽诗学的理论核心，而作为“审美体验”的“体验”说只是狄尔泰诗学的一个环节；妙悟说作为典型的中国古典诗学，篇幅短小，未作过多阐析。而生命体验理论更多是一种系统化的哲学观，体系更为庞杂。     

“诗史”意识于明清文学之特质

“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其奸。”这种种对经史学说的论述直接导致了明清“诗史”意识的形成。于是，以诗代史的“诗史”观便成了当时士人的普遍追求。这既是“天地间无非史而已”史观的延伸，亦是易代之际特定时空的产物。而后，“诗史”观内涵的深化，使得诗与史的文体界限被打破，出现了诗学与叙事彼此交融的趋势。尽管这种交融并没有在根本上影响诗、史分家的传统，但诗学与叙事之间呈现出的良好互动，使得明清文学呈现出崭新的特色。     

庄子与陶渊明自然观之比较——兼论王国维对陶诗的误读

在自然观上,庄子“以物观物”,其境界是“无我之境”,陶渊明“以我观物”,其境界是“有我之境”,虽然庄子与陶渊明常因共同的亲和自然的态度而往往被人并提,但两人在自然观上仍存在巨大差异。王国维的观物理论与境界说对于描述庄陶自然观之区别甚为妥贴,然其所谓陶诗“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为“无我之境”,却是对陶诗的误读。     

有感于“大德必寿”

近读史书，对孔夫子“仁者寿”产生很大兴趣。“仁者寿”意为“大德必其寿”。一部闻名中外的治国经典《贞观政要》。曾真实记录了唐太宗李世民“忠义立身、用贤治国、岁寒松柏”的主张。唐代“药圣”孙思邈也从医学的角度提出“德行不克，纵服玉液金丹未能延寿”之理论。     

讲好中国故事的典范 ——论习近平同志重要讲话中的比喻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在国际重要场合强调要建构对外宣传话语体系、提升国际信息传播能力。讲好中国故事关切到一个立体、全面、真实的中国能否被国际社会了解和认同。习近平同志灵活运用“言—象—意”“赋—比—兴”“气—韵—味”“譬—喻”“隐秀”“情景(境)”等古典诗学手法作出了许多经典比喻,对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价值具有指导意义。启示我们要建立中国特色全球共通话语体系,正视差异精准化传播,实现中国元素的国际化表达。     

“三个代表”与新时期基层共青团工作

江总书记关于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重要论述,具有极为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指导作用。“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永葆党的生机与活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去中国化”的台湾中学历史教科书编纂

1987年“解严”后,台湾的历史研究逐渐渗入本土主体性问题。李、扁上台以后,开始有步骤地将其导入中学教育,并将台湾“本土主体意识”当做培养“台独意识”的工具,以台湾“教育部长”杜正胜提出的“同心圆理论”为依据,在1994年、2002年、2004年分别进行了“去中国化”的中学历史教育大变动。通过一系列压缩中国史、增大台湾史的教纲修汀,逐渐将中小学历史教科书中的“台湾史”与中国史分离开来,并将“台湾史”作为中小学历史教育内容的主体。这种隐匿着“台独”意洪的“青少年历史思想改造运动”,其最终目的是培养与形塑台湾青少年新的民族与国家认例。     

试论“核心力量”与“理论基础”

本文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对“核心力量”———中国共产党与“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产生的历史必然进行了详细地论述 ,并对“核心力量”与“理论基础”的历史地位、现实意义及其相关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看法。     

中国古代诗学营造“象”与“象外之象”张力的种种方法

中国古代诗学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张力"这个概念,但有些想法和论述已经触及了张力论的实质,甚至很多诗人已经有意识用一些技巧来营造诗学领域的最大张力。"象"与"象外之象"艺术手法的运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论唐代“渔父”诗词的几个特点

创作手法上，“渔父”诗歌的艺术特色是借代象征和环境渲染。结构上的两大显著特征分别是“句末言志”和“僧渔并提”，前者与中国古代诗歌的“诗言志”和尚寄兴的两大传统密不可分；后者则与唐代社会中文士僧侣间往来密切的风气，以及僧家渔家之间的内在精神相通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