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桐城诗歌选本的编纂思想及其诗学特征——以桐城诗歌总集《龙眠风雅》为考察文本

明清时期,桐城地域诗歌选本众多,从编选特征和诗学风貌来看,它们呈现出许多共通性特点。作为第一部桐城地域诗歌总集,《龙眠风雅》在桐城诗歌选本中很具代表性,对其他选本产生了重大影响。《龙眠风雅》正、续集共九十二卷,本着表章乡邑诗学的目的,在编选时以人存诗与以诗存人二例并用,选录了从明初到清初近三百年五百五十一位诗人的作品。其规模宏富,体例明晰,遵循以时为序的编排原则,并采用因人系诗的编辑方式,作者名下附有详略不等的小传。其编纂思想以风雅为旨归,由此体现出桐城一地重雅正的诗学特征。     

论陈寅恪与钱钟书的“诗史”之争

陈寅恪继承了钱谦益“以诗证史”的方法,视唐诗为难得的信史。钱钟书则认为“诗史说”是一个偏见,不能因为诗中纪事在史书上信而有征就断定诗有价值,他认为有些被称为“诗史”的作品其实并不真实,并且诗歌并不能完整地反映社会现实。在当时的风气中,钱钟书提出对“诗史”说的批评意见,可视作一种文学思想的进步。     

漫话诗与酒

在中国，酒与诗词的关系十分密切。我国既是酒的王国，也是诗的王国，酒与诗水乳交融，密不可分。正如张潮所说：“有美酒便有佳诗，诗亦乞灵于酒”。酒文化史与诗歌史各以其丰富的内涵创造出我国诗酒交融的文化史。古往今来，多少诗人墨客缘于酒的神韵，诗词浩如烟海，其...     

船山诗学“情”范畴对明清尚情传统的批判继承

王夫之针对清初颓靡的士风与诗风，以理学为基础，继承湖湘文化中经世致用的传统，结合心学的时代思潮，对传统诗学“诗言志”“诗缘情”的抒情传统和明清诗学中的尚情传统进行了重新梳理。他主张情志合一，认为只有“贞志”“大欲”“公意”可入诗，并细致区分了四种不同层次的“意”,提出了“俱不在意”和“不得以名言之理相求”的原创性命题。王夫之融合“志”“欲”“意”“理”“势”,构建了废虚返实的诗学精神和以主情崇正为主要特征的审美情感论。船山诗学中的“情”范畴与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的人民性具有理论的契合点，其诗学范式、方法、格局和境界对当代文学理论的建构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诗经》合法解读的多元性

《诗经》阐释中存在着两大难题 :同时期史料缺乏 ,这是《诗》学的先天缺憾 ;文本叙事的简略和非直接性产生合法解读多元的现象 ,这是因《诗》的文学性质发生的困难。史证缺乏使得对本事本义的判定由于得不到足够的凭据而众说纷纭 ,传统的诗史相证方法在释《诗》时往往遇到尴尬。在《诗经》的文学解读方面 ,对叙事方式 (赋比兴 )和章句训诂的阐释中 ,存在着两方相互牵引循环推导的现象 ,而本质上常由“意断”决定训诂 ,难以客观。《诗》学史上坚持一元解读和宽容多元解读分别体现着经学和文学的解释立场和传统解释学与现代解释学思想。     

章学诚的诗学观

诗学观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一个极其重要而又相当复杂的命题，历代文学家及诗论家对其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章学诚是清乾嘉时期著名的文史大家，他有自己明确的诗学观：托比兴，寄寓意；轻工艺，重诗义；主性情，倡清真。章学诚的诗学观袭古创新。见解辩证而深刻，对今人治诗亦有许多启迪和借鉴意义。     

双重自我:钱谦益创作中的人格设计

钱谦益降清后,他很清楚史书将真实记录自己不光彩的经历。如何面对历史,洗刷自己的政治污点,让后人理解自己怀明反清、以赎前愆的事迹,就成为钱谦益晚年要面对的问题。他采取了借诗明志、以诗存史的方法,通过隐语、自注、他注等各种著述策略,努力塑造一个遗民、志士的形象,以故国之思掩其失节之痛。这样,他的诗文中出现了作者本身与诗人形象相脱离的现象,这种创作现象并由此带来“诗与人未必能统一”、“诗史未必能互证”等深刻的理论问题。     

田汉、成仿吾与尼采

田汉、成仿吾在留日期间接受了尼采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理论上表现为他们形成了“美的文学”观与“生命的艺术”观，在实践上体现为他们早年创作对诗化、美化风格的偏爱。唯美诗学与生命诗学的形成折射出田汉、成仿吾对文学现代性的强烈追求，而对尼采“超人”说的误读则昭示了他们对尼采思想的功利化取向。     

分论皎然的“境”与“意”

唐代诗僧皎然的诗学思想其论述范围之广、探讨问题之细致都远远超过当时纷繁驳杂的诗格类著作的水平。其对于“境”与“意”的精准阐述在中国传统诗学史上影响深远。此种对“境”与“意”的分别论述更为清晰地显示出禅、玄理论对中国传统诗学理论的生发意义,并进一步呈现出中国诗学中意境理论的初始状态。分别考察皎然的“境”、“意”理论可以一窥唐代诗学,乃至中国传统诗学的若干特征。     

论李贺诗歌的诗理特征

论李贺诗歌的诗理特征周尚义李贺是中国诗史上独树一帜的浪漫主义诗人。自晚唐杜牧为李贺诗作序直至本世纪，“少理”似乎是评价李贺诗歌的一个定论。一千多年来，有的诗评者认为李贺诗歌义理不足，有的认为其与事理不合，有的认为其文理欠通等等。笔者认为：李贺的诗作并...     

化二从丁耀亢的牡丹诗，看诗人一生的心态变

“野鹤之诗”即“一野鹤之人、之史也”，其诗歌具有鲜明的“诗史”特点。正是基于丁耀亢诗歌的这一特点，我们通过对他创作于不同时期的牡丹诗的解读，就可以了解其在不同年龄、不同际遇下的人生感悟及其一生的心态变化。     

中国新诗审美视点的对话与重建

审美视点是诗人创作的起点，也应该是理论阐释的起点。“新诗二次革命”最深刻的命题之一就是要在诗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上展开对话与重建。诗人把握现实的方式不同，会让我们看到不同的世界，形成不同的话语，创造出不同的艺术形式。中国传统诗歌的审美视点是独特的以物观物、’神与物游的观物感物方式和表达策略。中国新诗的审美视点是“以我观物”。由自我表现走向审美体验，以心观物，以心观心，化心为物，从而打通与中国传统诗学的隔膜，回应现代西方诗学的发展的潮音，是时代赋予21世纪中国新诗的使命。     

运河文化的“画史”画家吴理人

在中国历史上，早就有过以“诗史”来评述一位诗人，因为该诗人以诗的形式描绘了历史。审视吴理人先生的运河风俗画，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画史”来誉其作品的。     

姚莹诗论刍议

姚莹于诗、古文皆有所成,但目前学界对其研究多集中于古文,鲜论其诗。文章以姚莹诗论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勾稽,认为姚莹诗论有着相当广阔的包容度,既秉承桐城诗学渊源,又结合时代背景提出一己之见,论诗贵真,讲才气,重德识,并纳经世于诗。对姚莹诗学进行系统的探讨,有助于理解桐城诗派的发展,是构建清诗史不可或缺的一环。     

“鉴必穷源”与“圆鉴区域”:元好问与王士禛论诗绝句的启示

元好问与王士禛所作的论诗绝句组诗,都是论诗绝句发展史的关键性作品之一。对元、王二人论诗绝句进行综合比较,可以发现二人不同的诗学主张,以及相同的诗学内涵:他们都针对时代文风的弊端指出另一个可行的发展方向,又都对论诗绝句体裁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二人论诗绝句均以唐诗为典范,元好问侧重"诚""雅"之论,王士禛则秉持"神韵"主张,并分别体现出"鉴必穷源"与"圆鉴区域"的诗学批评特质。同时,元好问与王士禛论诗绝句中的"诗史研究法"又不宥于历史与历时,包容差异和对立,对当下传统文化的建设亦具一定的启示意义。     

济慈对闻一多的影响和闻一多对济慈的超越

济慈对美之理念的追求,深深影响着闻一多。他追求诗之美的灵魂,亦追求诗之美的形体。而对诗之三美理论的提出,表明其对美的追求达到极端,这是对济慈诗学理论的超越。受济慈诗之优美音调,瑰丽色彩的艺术纯美影响,闻一多的诗作也体现济慈美真合一的艺术思想。但他的诗受影响于济慈,同时也超越济慈,这主要表现为诗的三美格律运用。无论济慈还是闻一多,他们都曾把诗当作自己的终生追求。虽然济慈在英国浪漫诗史上是承先启后的关键人物,而闻一多在诗论诗作里,古今中外的特色都熔铸其中。若从融汇古今中外这个角度看,闻一多显然更超越济慈。     

许学夷《诗源辩体》对曹植诗的批评

许学夷的《诗源辩体》作为明代复古派诗论的集大成之作,其诗学思想基本继承复古派,主张师法汉魏古诗与盛唐律诗,重视诗之体制、格调等,但其在诗歌的正变之辩等方面亦不乏创见.如许氏认为曹植诗与汉诗相较,已体现出“体多敷叙,而语多构结”、“体既整秩”而“事由创撰”与“体既端庄,语复雅炼”等特点,并认为曹植工于诗作等.由此也折射出许氏的一些诗学思想:其认为汉、魏之诗有异同；他主张“审其源流,识其正变”,以“情兴”论诗；并主张“体制为先”,强调体制规范的变化,以“本色”论诗.     

论廼贤在多民族文学史上的地位及贡献

廼贤是西域葛逻禄氏罕有的诗人，“其名少亚萨都刺”，在民族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以民族特质为中国诗史添加了新的精彩：诗中草原物象雄奇，边塞诗特色独具，并为中国叙事诗史增添了老妇的艺术形象。游牧民风沉淀为清雄劲拔、真率自然的诗风，为元代诗坛注入了活力。遁贤广泛学习汉族文学、艺术，在游记散文、书法等方面皆有造就，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宝库。其以诗交友，增强了多民族的学习交流，尊重理解，显现了各民族间强大的凝聚力。     

《风骚旨格》与齐己的诗歌创作——诗格与诗歌创作的个案考察之一

对诗格著作个体在诗格中阐述的诗学思想与其诗歌创作实践关系的探讨是探索诗格与诗歌创作关系的基础。本文以齐己为考察个案，通过《风骚旨格》“诗有三格”诗学思想的解析、《风骚旨格》引诗所见齐己的诗学追求、《风骚旨格》所见齐己的诗禅世界、诗艺的多方面探索与实践四个方面探索了《风骚旨格》与齐己诗歌创作的关系。     

在边缘处叙事——孙犁文本叙事艺术的边缘化选择

孙犁边缘化选择在叙事艺术上的表现为“白描-烘托”的表现手法、诗化意境的营造与抒情氛围的渲染、叙事视角的现代性与包容性三方面。孙犁不仅继承和传扬五四新文学传统，而且吸收了西方现代文学的优良传统。这就使得孙犁的创作脱离了时代主流文学的通俗化面目，以诗情画意的描绘区别于那种农民化的艺术品位，呈现出一种能够超越时代、超越具体语境的现代文学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