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战略实施的“战术”问题

“法治战略需要战术(法律方法)的配合”是一个中国语境的命题,因为该命题在西方的含义是颠倒过来的:“法治战术(法律方法)需要法治战略的配合”.西方是先有细腻的法律方法或技术,然后才出现了法治战略.然而在中国,首先是政治上开启了法治战略,然后发现政治上法治战略与法学上法律方法、技术是割裂的,在法治战略中没有法律方法的位置,战略布局没有战术的配合.当我们思索法治战略与战术结合的时候,却又发现很多西方政治家提出了警惕法律方法在法治战略中走向极端的问题,认为过于细腻的法律方法很可能引领思维走向法治的反面.在中国,因为法治战略中没有法律方法而难以推进法治,因而需要提醒把法治战略与法律方法、技术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学习到西方法治的经验,并使法治在中国发扬光大.     

反思法治文化：标准、困境与路径

如果说权力的配置是法治的核心,那么对权力具有深远影响的法律文化也在以＂看不见的传承＂方式影响中国法治格局。法律文化多元是一种现实存在,而法治文化的标准则为这样的存在设定了目标。中国历史上铸就的人治传统、礼法文化、法律工具化形成的传统法律文化形成了法治文化构建的传统障碍;对传统资源的过分批判和抛弃及社会信仰危机弥漫社会无形中扮演了法治文化构建的现实困境：面对传统障碍和现实困境,法治文化路径选择从社会主体意识整合的视角出发,即从文化多元、法治意识及社会主体意识方面探究中国法治文化建设的出路。     

中国的法治之路

目前,中国的法治建设,往往只注重法律法规的制定,而忽视法律精神的培育。法律精神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升华,无论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亦或是“法治就是公共秩序的存在”,人们应该更多地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理解法律。中国要真正走上法治之路,培育出本民族的法律精神,首先就是要培养具有相当底蕴的法律文化。我们要建设现代化的法治文明,不仅要发扬传统文化,也要吸收和移植西方的法律文化。中国已经基本完成了社会转型,为现代法治奠定了最深厚的基础。我们应该注意研究社会中促成人们合作、遵守规则的条件,因为那才是一个社会的秩序的真正基础     

中国“法治大跃进”批判

当代中国,在法治逐渐成为无可置疑的社会主流话语的同时,从官方到民间,也慢慢地滋长出了一种可称之为“法治浮夸风”的政治社会气息,并已经非常显明地形成了可以称之为“法治大跃进”的思想与实践行动的社会现象。“法治时间表”的制作设置、政府主导“法治指数”的设计与应用、“口号”法治、“运动”式法治,就是法治大跃进典型的现实表现。本文揭示了中国法治大跃进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并从革命的浪漫主义、民粹主义、偏狭的政治经验主义、教条主义、法律工具主义、唯意志论、唯科学主义、革命论、国家主义和政治意识形态十个方面,对中国法治大跃进展开了思想批判;同时从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进行法治政党建设、法治政府建设、法治社会建设、法治国家建设四个方面,对中国法治大跃进进行了实践批判;提出了必须对中国的法治建设抱持理性务实的态度、保持足够的耐心与克制,坚持踏实而坚定地循序渐进地不断推进中国的法治建设的基本立场。     

西方法治的文化成因

文明源头“原始法治”的思想基因、宗教限制王权的权力制约传统、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权力的制约、理性文化对法律思维的铸造、法学的诞生以及西方思想家对法治观念的系统化总结和发展性阐释等多元文化因素,共同塑造了西方法治。“教权与王权”、“社会与国家”等权力分立观,构成了西方法治发展的内在文化主线。西方法治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长期的法治实践中逐步成长、并通过不断吸取教训并自我矫正、日益完善的。     

重述法治社会的形成及其特点--兼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如何可能

亚里士多德确立了西方古典法治理念的法律至上、正义、法律中立、平等、民主和中庸的原则。市民社会和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存在是西方法治社会存在的前提。中国的法治之路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西方。“依法治国”的推行,从一开始便表现出“依规治国”的强势劲头。执政党以“法治国”作为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更多地强调的是一种执政方式的转变。国家成为建构“法治国”的主体和主要推动力量,以及突现道德的治国功能,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重要特色。在当今中国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不可能通过如西方社会那样的方式从市民社会的土壤中逐渐地生长出来,而更可能通过政府或半政府行为促成。目前所需要建构的应当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精神或理念——“职业认同”,其内容应当以现代法治精神和法治原则为基础。“职业认同”无法通过行政的方式构建,其自然生长的过程将是漫长的,且依附着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的深刻变革。     

中国法律文化的再造

法律文化是法律制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适应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的政治伦理和社会大众伦理,是法律及其实践生成和发达的基础。现代法治文化,是吸收了中国传统伦理又融入了现代政治伦理和公共伦理的法治意识、法治原则、法治精神及其外化的法律制度、法治设施和法治实践。     

“法治中国”的意义阐释

法治中国的提出决不是要停滞改革,而是要在法治框架内稳步实现社会转型。这既是建立在对国内外形势更为深入的分析之上,也是对法治观念、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更深刻的洞察。“法治中国”是法治精神的全面延伸,需要把法治精神内化为政府、政党和公民对法治的信任,把法律、法治话语当成思维决策的意识形态,把法治精神全面延伸到法治中国建设的理解中去。“法治中国”实现了由局部到整体的升华。法治中国使改革有了长远目标。在法治中国的目标明确以后,法治优位成了我们认可行动方针,任何改革都应该于法有据,应该重视用法治方式凝聚改革共识,应该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     

公民德性与法治转型

公民德性是人在与公共生活相关的审议与行动中，超越个人善、推进公共善的确定倾向。公民德性从树立法治观念、参与公共讨论、参与政治事务的方面塑造“好公民”，为法治发展奠定基础，提供动力。中国已经处于法治转型的关键时刻，为了解决政府主导型模式带来的弊端，完成法治的正当性供给，需要发挥并培育公民德性。目前，中国公民德性的养成存在政治体制、法律制度、历史 传统等方面的问题，我们需要立刻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为中国公民德性的养成提供更好的条件。     

大力推进法治文化建设全面提升“法律六进”水平

法治文化,是指与法治国家相适应的,融注在人们心底和行为方式中的法治意识、法治原则、法治精神及其价值追求。以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为引领,全面构建和完善知识普及、观念引导、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法律六进”（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新模式,是进一步深化发展新时期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实施的客观需要．     

从贵族法治到帝制法治

法治转型是围绕社会转型进行的,中国第一次社会转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与此相应,法治转型则是由贵族法治转为帝制法治。贵族法治的特质是别亲疏、殊贵贱、断于礼,也就是西周以降的礼治。“废井田,开阡陌;废分封,立郡县”是春秋战国社会转型的全部内容。这种转型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述,就是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为适应社会的这种转型,先秦法家提出了“法治”理论。这种“法治”,与传统的礼治相对立,其特征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重心是治吏治官。这是秦汉以后中国法律制度的思想基础。秦汉以后的中华帝国法治主要是这种观念制度化的结果,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用“儒家思想法律化”来概括帝制中国的法治特征较“法律儒家化”为妥。     

思维方式传统与当代中国法治模式的路径选择

文化自信来自于文化的主体性。思维方式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强的稳定性。思维方式传统决定或影响着一个国家法治模式的选择和法治道路的走向。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核心特征在于“合”,而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核心特征则在于“分”。西方的思维方式传统成就了其严密封闭的法律体系和司法适用;中国的思维方式传统孕育了其开放性、实用性的法律结构和司法适用。当今世界,中西方思维方式开始走到一起,西方法学对形式化的法律体系和司法模式进行了反思。当下中国在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过程中,确实需要思维方式转换,但这种转换绝不是中西方本源性思维方式的简单置换,而是要实现思维方式融合后的升华。在综合性思维方式下,中国的法治模式应该具有自己的面相。     

论公民、公民意识与法治国家

公民是法治国家的构成基本单位,公民意识是法治国家的心理基础和社会人文背景,二者都是西方政治思想家普遍关注的现象.法治国家意味着对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视和对法治文化的尊重.法治国家不仅要以法律为基础,更要以具有法治精神的公民和公民意识为基础.     

“以人为本”法律价值探究及其法治理念构建

法律上重要的不是原创性,而是是否合乎民族性。普遍的法观念的确认,是对法的概念的综合性认知。法观念的形成,是认知个体传统法律文化的综合体现,包括法的概念、法的生成及法律发展史。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对构筑现代意义之中国法治具有理论上的借鉴意义。故此,“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念,作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之一种,在传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同时,归因于自然法观念与人类进化及社会公益观念的和解。     

我国法治实现的传统法文化阻力

文章认为，中国传统法文化的阻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儒家学说的内核与法治的精神相冲突，中国传统法文化体系中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限权思想，中困传统法文化中法律与政治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混同，如何解决这三个问题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中的关键。     

中国现代法治的反思

从基点、区域、文化和性质四个方面来反思中国的现代法治,可以看到,一百多年来的中国现代法治,在有的时候,在有些方面,面对世界或西方却找不到自己的路;面对城乡二元结构却过度超前或者阻滞于后;面对传统与现代的选择却墨守陈规或者数典忘祖;面对革命与建设却误判当今法治发展的性质而谬以应对。其实,中国现代法治既应是世界的更应是中国的,必须立足中国并关注世界;中国现代法治既应是城市的,也应是农村的,必须同时关注城市与农村的现状与发展;中国现代法治既应以传统为基础也应以现代为目标,是经历革命后在现代的更新和发展;中国现代法治不是革命的,而是建设的,应是以革命作为历史前提的现代化建设。     

中国传统德治与法治的思考

本文从近代传统法律文化变革的成败得失入手,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特征及对现实的影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甄别了传统“法治”、“德治”与今天所讲的法治、德治的区别与联系,提出对借鉴传统礼法关系的主张,同时对传统法律的不良影响举例进行了批判。     

法治的法律条件及其实施要求

<正> 当代中国正在走向法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为中国法治之路奠定了基石。然而,法治的实现仍需各种条件,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的确,我们要实行法治必须首先有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否则,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确实无从谈起。先秦法家不是也讲“依法治国”、讲“法治”吗?但是,他们的“法治”说到底是专制。因为他们作为法治前提的法律是同作为现代法治灵魂的平等、自由和民主等价值背道而驰的。因而,我们今天搞法治,其前提之一是要有一个符合法治精神的法律,此外,这种法律是应当得到贯彻实施的。本文拟就此作一分析。     

浅谈公务员法的法治精神

同传统的干部人事制度相比,现代法治的基本精神在公务员制度中得到有效体现。具体表现在:一是依法管理的法律精神。二是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并重的法律精神。三是公平与正义的法律精神。然而,真正实现公务员法所体现的法治精神,就必须走公务员管理法治化之路,实现公务员法律精神更重要地是需要观念转型。即树立"法律优先"的观念、"平等"的法律观念、"人权"观念、权责一致观念。     

缺失了"上帝"的法治在中国如何走下去——由基督教对西方法治理念的影响引发的思考

基督教文明孕育了西方的法治理念,因为有了宗教的支持,法律成为西方入根深蒂固的信仰。当法治成为必然的选择,在缺失了“上帝”的中国,树立民众的法律信仰只能在制定“良好”的法律中寻找出路。回归本土资源,关注传统法律的文化意蕴和价值取向,以实现传统法律在当今法治建设中“创造性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