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秩序 --解读哈耶克的普通法法治观

哈耶克认为,法治是一种自由秩序,法治之法即自由的法律是真正的法律,这是一项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原则,是元法律规则.法治之法的原则要素为法的一般性与抽象性,法的公知性和确定性及法的平等性.他认为,导致拥有如此属性规则的所有原因和因素不可能为人所知,但我们能够作到的应当是努力去发现和理解其实际的一般性功用和一般性目的.法治所处理的是个体自由与社会秩序的关系问题,二者的进化过程及其相互关系主要受制于不断开放和演进的市场秩序,而不断扩展的市场交换和不断演进的传统秩序又推动了法治化进程.进而言之,"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在本质上是一自由秩序,这一本质上自由的社会秩序在其进化过程中型构了法治,同时,法治在其型构过程中为其相伴的自发的自由社会秩序提供了必要的制度条件和秩序保障.他认为,人和组织与规则体系在社会互动中相互影响制约,普通法法治秩序就是这样成就的.其法治观为自由主义的、进化论的普通法法治观,是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相结合的模式.     

试论哈耶克的政治秩序思想

哈耶克认为政治秩序思想的来源有两个传统:一是建构理性主义;另一是进化理性主义.建立在建构理性主义基础上的政治秩序是社会主义,走向了乌托邦;建立在进化理性主义基础之上的政治秩序是自发的秩序,走向了法治.哈耶克认为理想的政治秩序是法治.法治预设前提是保护私域;法治的依据真正的法律,其实现途径:宪政;法治的价值诉求:法律下的自由.由此,哈耶克建立了自己的理想政治秩序.     

哈耶克自由理论初探——基于《自由秩序原理》的文本解读

哈耶克是20世纪自由主义的一位极其重要的代表人物,在其丰厚的著述中,《自由秩序原理》最能体现其原创性的自由理论。哈耶克主要从自由的内涵、自由的知识论基础和保障自由的制度安排三个方面阐释其现代自由理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出场语境、理论内涵及时代价值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引领我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为建设法治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而提出的科学理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内涵包括了丰富的法治领导观、法治人民观、法治道路观、法治治国执政观、法治治理观、法治体系观、法治谋划观、法治推进观、法治全球观、法治保障观、法治干部观。其时代价值在于它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法学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境界;指明了我国法治事业的发展航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法治主义:当代英国法治理论的多元主张

英国是一个因奉行法治主义而发达的国家 ,其当代法治理论最显著的一个特征是具有多元主张和多样性的价值诉求 ,主要有 :形式主义法治观、福利国家法治观、程序法治观和新理性主义法治观。这些法治主张虽各有其理论侧重 ,但又存在着一致的理论前提和相类似的基本问题指向。     

论哈耶克个人主义知识观的意义

知识在哈耶克的自由理论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亦是人类文明生活的重要原理,以及所有其他价值的源泉与条件。哈耶克个人主义知识观的理论意义是对传统唯理论知识观的超越;是对实证主义知识观的批判和超越。     

浅析四种法治观

当我们讨论法治时 ,常常会涉及四种主要法治观 ,即中国先秦法家倡行的“任法而治” ;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阐述的“法治优于一人之治” ;资本主义法治观 ;社会主义法治观。这四种法治观常被相提并论 ,并且在很多场合区分不严 ,甚至混为一谈。而实际上 ,这四种法治观之间 ,尤其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与中国先秦法家所倡导的法治之间 ,具有重大差异。如果不在理论上澄清和界定其中差异 ,就不能正确理解和使用“法治”这一概念。　　一、中国古代法家法治观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 ,以商鞅、韩非为代表的法家首倡“法治”。他们主张将新兴地主阶级的…     

政治自由论纲

政治自由是与法治相伴而生的观念与实践,是法治社会所展现出来的最基本的特征,是人的自由在政治生活中的真实体现。准确把握政治自由的科学含义,积极寻求政治自由的法治保障,将会促使公民的政治权利真正得到实现。     

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兼论法治主义与宪政主义的区别

根据法治的价值内涵的不同,可以将法治分为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两大类.形式法治是分析实证主义法学传统的法治观念,认为法治就是法律之治;而实质法治则是价值法学传统的法治观念,认为法治必须是善法之治,必须以保障人权和自由为目的.在价值内涵上,实质法治和宪政主义的基本理念相契合,宪政主义构成了法治主义的价值本质.     

法治之不及: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再反思--兼评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治与人治的讨论

法治成为现代社会普遍追求的价值目标,但由于依法治理的规则具有抽象性、一般性和滞后性的特点,所以在对规则的解读上和规则涉及不到的地方,执法者拥有自由裁量权就成为必然。法治理论的奠基者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也曾论及法治之不及的问题。国内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治与人治的讨论由于受特殊的历史和心理原因的影响,视角主要集中在对法治合理性的探讨上,而忽视了法治状态下人治因素的客观存在,进而忽视了法治建设过程中对于执法者实施自由裁量权的道德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