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会馆、行帮到商会——论近代云南商人组织的发展与嬗变

近代云南商人组织,经历了以地缘为主的会馆、行帮以及商会的发展过程。商人之间由分散走向联合,由孤立状态,走向协调行动,使全省商人形成一个整体网络。这不仅超越了血缘与地缘纽带的羁绊,也冲破了行业的囿限。商人由此得以改变以往的行帮、商帮或其他集团与个人形象,扩大了其政治能量和社会影响。     

中国商会的社会起源与发展

中国商人是兴衰交替的矛盾运动体，商人势力的过度膨胀会威胁到皇权制度，因此商人被控制在皇权制度的需求范围内。商帮是最早出现的有规模的商人群体，它的形戍因素主要有地缘因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等。行会是商人最早的组织，清末民初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行业变迁的加剧，民国政府的政策导向，构成了行会向同业公会转化的主要动因。帝国主义入侵程度的不断加大，商人的处境愈加艰难，迫使同业公会联合戍商会。商会的命运与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商会如何定位并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商会现在的命运与未来趋向。发展商会将是中国未来发展进程中的重要课题。     

试论绅商与清末警政改革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绅商阶层作为近代中国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而崭露头角。他们跨居士绅和商人两大社会阶层之间,上通官府,下达工商,集钱权一身,掌控当时最重要的社会组织--商会,对地方的事务有很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社会活动能量巨大。清末警政改革,尤其是在地方警政的推广过程中,由于绅商的积极参与,警政的开办呈现出官办、官督绅办、绅办、官督商办以及官绅商合办等多种方式。绅商参与建警是历史的必然选择,是晚清警察制度的一大特色,虽然有弊端,但是对中国近代警察制度的形成具有积极的意义。     

近代汉口的社会自治样态

近代汉口社会自治呈现出传统与近代并存,即传统会社、士绅咨议、近代商会、嵌入型地方自治共存共治的治理样态。传统会社是民间组织参与城市管理的雏形;咨议局为士绅阶层提供了组织化、制度化的参政、议政渠道;近代商会是社会行业自治的典范;自上而下的政府嵌入型地方自治使王权与民权分离并法律化、制度化。它是我国城市由传统封建市镇向近代城市转化大背景下的社会自治,开启了由王权专制走向民主政治的历史进程,具有里程碑意义。     

异地商会:寻求地方政府与异地企业的良性互动——基于公民社会理论的探讨

异地商会作为公民社会组织的组成部分之一,在当今中国,不论是要求发展的地方政府,还是寻求利润的异地企业,异地商会的发展对二者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以公民社会理论为理论视角,以异地商会的生发机制为出发点,重点阐述了异地商会能够使地方政府和异地商会实现良性互动的理论和现实依据。     

异地商会:寻求地方政府与异地企业的良性互动——基于公民社会理论的探讨

异地商会作为公民社会组织的组成部分之一,在当今中国,不论是要求发展的地方政府,还是寻求利润的异地企业,异地商会的发展对二者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以公民社会理论为理论视角,以异地商会的生发机制为出发点,重点阐述了异地商会能够使地方政府和异地商会实现良性互动的理论和现实依据.     

近代广西商会的创建及其影响

广西商会的创建,是各工商业者在近代＂商战＂的刺激下,寻求富国图强的方法之一。商会成立比较完善合理的内部组织机构,发挥＂联商＂＂护商＂的职责作用,对近代广西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民间商会的发展与政府职能转变

民间商会作为公民社会组织的一支重要力量,对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治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发达国家以及我国商会先发地区的经验为我们改善民间商会在地方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提供了借鉴。我们必须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民间商会自身的素质,加快制定商会法,努力形成民间商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     

清末民初商会与政府的法律博弈

清末民初,政府在立法与司法等方面对商会加以排斥限制。为维护自身权益,商会通过成立全国性的联合组织,与政府展开激烈的法律博弈,如积极参与政府立法和自行草拟法律草案、采取多种手段谋求扩大商事裁判权、修正法律条文以维护权利地位等,无不彰显出近代中国商人已身具强烈的权利意识。而这一法律意识又是在与政府持续的法律博弈过程中逐渐养成,并影响到政府的立法与司法实践。     

中国传统商事习惯的形成及其近代演变

传统中国,政府对商人及商业的平衡政策导向及不断发展的商业形势,为商事习惯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而儒家学说与国家制定法则为其提供了法律支撑。在长期的商业交易往来和行业自治过程中逐渐形成以商人的道德价值观为原型的商事习惯。至近代,中国被迫融入国际潮流,商事习惯也因此而被烙上时代痕迹,发生一些新变化。此演变不仅表征了近代中国由"身分"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转变,也契合哈特的规则进化理论。     

中国近代商会的产生及其法律职能

中国商会是在近代中国特定社会情势下诸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是中国近代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商会本来仅是中国新式商人的民间团体,但实际上承担着诸多本属于官方的司法和行政法律职能,这自然是当时的时代背景所决定的,同时也表明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利用团体力量进行自我保护意识的觉醒。     

同叙故土亲情 共谋合作发展——第五届豫商大会纪述

豫商的发展史,其实就是河南人组织社会资源高效率创造社会财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 2004年7月17日,国内第一个河南商会在上海正式诞生。此后,新疆、广东、山西等地的河南商会如雨后春笋般相继成立。“商会的发展可以用出乎意料来形容。”新疆河南商会会长许时瑞表示，     

我国社会保险的突出问题及立法应对

我国社会保险领域的突出问题社会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近代以来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富有价值的制度成果。社会保险制度的诞生减缓了经济不平等对生存权利的威胁,缓和了社会矛盾,加强了对人力资源的社会保护,促进了社会的文明程度,对于促进经济稳健发展、优化社会结构、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进步、保障人的尊严和价值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保险制度的内在价值是为被保险人化     

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政府:探索、挑战和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业协会商会发展迅速，但由于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措施和管理体制的不健全和不完善，行业协会商会在组成结构、功能作用和行为规范方面还存在着很多不合理的地方，特别是存在“泛行政化”的现象，由社会服务和管理组织演化为“二政府”。近年来中办、国办多次发文，要求推进行业协会商会的改革工作，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提出“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促进其健康、有序发展，在很多地方也已经开展了行业协会商会“去行政化”的试点工作。我们通过选择几种典型试点模式进行管中窥豹式的分析，既能够了解现在行业协会商会脱钩的进展情况，又能够清楚看出目前还存在哪些尚待解决的问题。     

和谐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政治优势

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是在中国近代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诞生的。它的强大生命力和突出的政治优势就在于它的和谐性,追求和谐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独特选择和内在要求,体现和谐是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基本内核,和而不同是中国政党制度的重要保证。这些政治优势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政党制度总体上必然是一种和谐共赢的政党制度,成为保障我国社会和谐发展与长期稳定的根本基础。     

开放与共治：当代香港潮州商会社会治理功能透视

一 香港潮州商会：个案描述 香港潮州商会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离开潮汕本土、旅居香港的潮汕商人在异地香港自愿组织起来的地缘性民间商会组织。香港潮州商会从1906年开始酝酿，1921年正式成立，迄今已有90年历史。90年来，香港潮州商会秉承敦睦乡谊、弘扬文化、促进工商、服务社会、兴学育才、扶贫救灾的宗旨，开拓奋进，     

清末民初商会裁判权的确立与发展

自清末设立商会以来,裁判商事纠纷始终是商会的主要职能之一,而商会与政府也就此权限展开了博弈。从商务局到商会,再至商会商事公断处,商会裁判权经历了一个从确立到发展的过程,它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学习吸收了外来文化,既是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历史产物,同时也是近代中国商事司法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末民初商会裁判权的确立与发展历史,是近代中国司法变革的一个缩影,折射出近代中国法律变革的艰难与曲折。     

晚清时期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建设

中国近代警察制度产生于晚清。早期改良派关于警察制度的设想是中国最早的警政理论 ,而组织健全、职责明晰的湖南保卫局则已具备了近代警察的性质。日本人川岛浪速的《上庆亲王书》提出了近代中国警察建设的完整方案 ,他创办的京师警务学堂则是中国最早的警察教育机构。清警察制度的确立包括中央警察机关和地方警政两方面。由于理论准备不足 ,中央权力过于虚弱、地方行政命令不力及军警不分等原因 ,清朝警政未能建立起一个强国的警政基础。     

近代中国商人的社会角色变迁

在近代中国,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中国固有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原有的以士农工商为特点的等级鲜明的社会阶层体系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本文从考察商人群体在近代社会的发展入手,描述了商人阶层在近代中国逐渐走入主流群体的过程和特征,这对于分析当今中国社会的结构和走向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期推介

<正>探索新的制度安排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当务之急。作为全国社会管理创新先进试点城市,无论是在发展水平、城市规模还是在社会现状和管理创新诸方面,宜昌网格化管理在全国都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意义,被称之为"宜昌经验"、"宜昌模式"。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汪习根和博士生钱侃侃在《网格化管理背景下的制度创新研究———以全国社会管理创新试点城市宜昌为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