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逃税罪初犯的行为定性 ——范冰冰犯罪了吗

偷税罪经由《刑法修正案(七)》的颁布改名为"逃税罪",其中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增设了"第四款"——"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该条款是处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所做出的符合实务要求、有利于逃税罪预防的"出罪条款",对于初犯"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定性应该遵循立法原意,同时结合考虑目前的犯罪构成体系,将"第四款"认定为犯罪构成要件中的"定量因素",而非刑罚论中的"刑事责任阻却事由",将符合逃税罪"第一款"同时满足"第四款"的行为做非罪化处理,即不认为是犯罪。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立法解读与司法纠偏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立法的新罪名，其在实践中的适用存在争议，值得探讨。我国《刑法》中不存在直接规定帮助行为的条款，第25条第1款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涵盖了对帮助行为的处罚。《刑法》分则将帮助行为实行化符合国际立法潮流与国内犯罪治理需要，阐明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帮助型犯罪”的行为本质。为信息网络犯罪活动提供帮助之行为的存在是认定此罪的逻辑起点，但不是此罪成立的全部条件，司法实践中仍需认定帮助者的认识内容以及帮助者与被帮助者之间有无通谋，确定其帮助故意。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者不应被定位于相应犯罪的从犯，而应赋予其独立的量刑空间，因其可能在多人犯罪中发挥主要作用。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表述亟待修改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拟删掉205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第二款死刑条款，很有必要。但该条关于犯罪构成的具体表述也亟待修改。     

商业贿赂犯罪单独立法新论

商业贿赂犯罪是指市场主体在商业交易过程中侵害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的行贿受贿行为。它与我国刑法第163条、第164条有关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的贿赂犯罪以及刑法第385条至第393条有关国家工作人员的贿赂犯罪之间存在一定的区别与联系。有鉴于商业贿赂犯罪的独立品格,我国刑法应对其单独立法,内容上包括上述两类贿赂犯罪的主体在商业交易中的贿赂行为,体系上隶属于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第八节"扰乱市场秩序罪"。由此实现了我国贿赂犯罪的体系从以主体为标准的二分法向以客体为标准的三分法的转变。     

破产欺诈犯罪立法研究

破产欺诈犯罪,是破产犯罪中最为严重、最为典型的犯罪。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很多国家都做了规定。在我国大陆,破产欺诈犯罪可以适用的罪名是刑法第162条妨害清算罪,和《刑法修正案（六）》第六条的虚假破产罪。本文通过考察国外立法,以期对我国立法完善有所帮助。     

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的构成及认定

近年来,我国有关人体器官买卖的危害行为日益猖獗,严重威胁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基于此,刑法修正案（八）第37条明确规定了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刑法》第234条把组织出卖人体器官行为作为刑事犯罪进行打击。文章通过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分析了本罪的构成,即本罪的犯罪客体是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利和国家器官移植医疗管理秩序;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非法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主观方面是故意。因此,司法实践中准确把握本罪与它罪,一罪与数罪的界限非常必要。     

浅析聚众淫乱罪

关于聚众淫乱罪的存废问题，更多的学者是站在法律与道德规制的边界角度进行评述．甚少有学者站在犯罪构成的角度对聚众淫乱罪的除罪问题提出主张。笔者认为，聚众淫乱罪犯罪构成中的“公然性”、“聚众性”、惩罚的对象范围以及立案标准等均存在立法缺陷，需进一步加以完善。     

优化营商环境背景下虚报注册资本罪非犯罪化审视

从我国连续出台的《刑法修正案》来看，犯罪化都是历次刑法修正案的主题。在国家着力优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营商环境的时代背景下，需要从非犯罪化的视角审视经济刑法中虚报注册资本罪的改革问题。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原理为虚报注册资本罪的非犯罪化提供了理论支撑，就此探讨虚报注册资本罪从刑事立法上废除的可行性。在当前刑法典仍然规定了该罪的情况下，应该考虑从司法层面将该罪进行非犯罪化。     

走私 贩卖 运输 制造毒品罪的主观要件探析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在国内各刑法学书刊中的定义大同小异,基本将之定义为：明知是毒品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的行为均为犯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是故意犯罪,这在司法实践部门和理论界均无争论.(人们把此罪的主观方面认定在对犯罪对象是毒品的明知故意上.)但是,在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中,还设计了该罪的特殊(加重)犯罪构成,并规定了不同的量刑幅度,其中作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的数量是一部分特殊犯罪构成完成的条件.那么,若满足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基于毒品数量的特殊犯罪构…     

聚焦重大责任事故型犯罪之修正

刑法第六修正案对我国刑法分则中的重大责任事故型犯罪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正。较之以前的规定,修正后的该类型犯罪在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法定刑等方面都有所调整。具体而言,刑法第134条的主体被修正为一般主体,主观方面的罪过形式不应当仅限于过失,在罪名上应当分解为重大责任事故罪和强令违章作业事故罪;刑法第135条在客观方面和主体上都有所修正;对于新增设的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事故罪和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应当全面地理解立法意图,以求正确地践行于司法工作;最后,将单位列为重大责任事故型犯罪的主体提出了一定的修改建议。     

非法传销的罪与罚

刑法第七次修订拟增设组织、领导传销组织罪。"本次刑法修正案修正的条款都是我国司法实践中反响较为突出的问题,有的是针对常见多发犯罪立法的进一     

关于《刑法》环境犯罪规定的思考

97年《刑法》在环境犯罪的立法体例、犯罪主体、定罪处罚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刑法》在立法模式结构、犯罪客观要件、处罚和可操作性以及与环境资源法规中的刑法性规定相协调等问题上还存有诸多缺陷。有必要采用特别立法模式，扩大刑罚范围和刑事责任形式，调整个别罪的法定刑，增强条款规定的可操作性，并协调环境资源保护法中的刑法性规范与《刑法》的关系，以完善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     

刑法“六罪名”中“他人”一词可删除

笔者检索发现，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及《刑法修正案（一）》至《刑法修正案（七）》确定的448种罪名中，有6种罪名含有“他人”一词，即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刑法第321条）、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刑法第318条）、引诱、教唆、欺骗他人吸毒罪（刑法第353条第1款）、强迫他人吸毒罪（刑法353条第2款）、容留他人吸毒罪（刑法354条）、为他人提供书号出版淫秽书刊罪（刑法第363条第二款）。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适用困难的法律原因及对策

《刑法》第330条设立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实践中面临适用困难的问题。从法律原因上看,主要是与刑法、行政法相关规定衔接时没有体现违法和犯罪的差别,刑法与相关司法解释衔接时出现该罪主观罪过受限、与他罪适用竞合有关。为此,有必要从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完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日常传染病防治和重大疫情期间的适用情形,使刑法与行政法、司法解释相关规定衔接补充,为构建公共卫生防疫和重大传染病防控现代化体系提供刑法保障。     

关于诈骗犯罪若干问题的思考

诈骗犯罪的概念及对我国打击诈骗犯罪的回顾诈骗罪,在国外亦称欺诈罪,是指以虚构事实或隐瞒真象的方法,骗取或者滥用财物所有人、保管人对自己的信任,使公私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产生误解或错觉,"自愿"将财物交出转归已有的犯罪行为。我国原来的刑法,即1979年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51条、第152条,分别规定了诈骗、惯骗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从这两条的立法本意看,立法者是将诈骗罪作为刑法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的一个罪种,没有将其列入刑法分     

关于增设教唆罪的法律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九条规定:"教唆他人犯罪的,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可见,《刑法》中有关教唆犯罪的规定有三个明显特点:1.教唆犯罪是共同犯罪;2.教唆犯罪侵犯的是不确定的客体,它取决于教唆他人犯罪的具体内容;3.教唆犯不是罪名.对教唆犯应当按照他所教唆的罪确定罪名。笔者认为,《刑法》中有关教唆犯罪的规定有重大矛盾,且与整个刑事立法体系不符:——《刑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教唆犯罪是共同犯罪,而在第二款中又规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该款规定本身说明了教唆犯罪并不都是共同犯罪。作为我国重要部门法的《刑法》,对同一犯罪行为在同一条文中前款规定是共同犯罪,后款又予以否定,立法明显不严谨、不科学,有失《刑法》的严肃性。     

《刑法》中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规定存在的问题及修改建议

摘要现行《刑法》中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规定的立法背景主要是为了遏制我国公民偷渡潮，打击弄虚作假骗取出境证件，提供伪造、变造出入境证件以及出售出入境证件等犯罪行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由非法移民输出国变为既是非法移民输出国又是非法移民输入国，使得目前《刑法》中关于妨害国（边）境管理秩序犯罪的几类犯罪规定，从犯罪构成到犯罪种类等方面都与司法实践存在不适应，需要从立法上修改《刑法》中关于妨害国（边）境管理犯罪的相关条款。     

关于<刑法>环境犯罪规定的思考

９７年《刑法》在环境犯罪的立法体例、犯罪主体、定罪处罚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刑法》在立法模式结构、犯罪客观要件、处罚和可操作性以及与环境资源法规中的刑法性规定相协调等问题上还存有诸多缺陷。有必要采用特别环境资源法规中的刑法性规定相协调等问题上还存在诸多缺陷。有必要采用特别立法模式，扩大刑罚范围和刑事责任形式，调整个别罪的法定刑，增强条款规定的可操作性，并协调环境资源保护法中的刑法性规范与《刑     

污染环境罪的司法困境与出路 ——以生态和人类双重法益为中心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第338条的内容进行了修改,以"严重污染环境"代替了"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作为污染环境罪的结果性要件,由此导致了污染环境罪规制范围"口袋化"、解释标准"抽象化"以及犯罪边界"模糊化"等司法困境。究其原因在于污染环境罪保护法益定位不清与功能缺位。虽然生态法益论和人类法益论均尝试为污染环境罪的保护法益提供解释方案,力图勾勒出污染环境罪保护法益的具体内容,但是两个理论均存在一定的缺陷。与此相比,主张对生态法益和人类法益实行双重保护的生态和人类双重法益论,既与污染环境罪的立法目的相契合,又与污染环境罪的处罚范围相一致,还与污染环境罪的前置条件相协调,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学说。未来污染环境罪的司法适用应当摆脱重大污染环境事故罪旧思维的影响,以生态和人类双重法益重释污染环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合理划定污染环境罪的处罚范围,厘清污染环境罪与相关犯罪的刑法边界。     

试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95条第一款"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设立以来,刑法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本文试通过对该条款争议颇多的一些问题,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笔者的观点和建议,以期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推动我国刑法学界对该条款的研究趋向更深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