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七）》的宏观问题研讨

一、《刑法修正案(七)》的修法背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七)》)已在2009年2月28日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表决通过,这是国家立法机关继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颁布之后对刑法典的又一次重要修正,是我国刑事法治建设中的一件大事。     

刑事法治的希望不在修正而在解释

一、刑法典频繁修正之检讨 完全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会审议通过《刑法修正案(十)》,此后还会有《刑法修正案(十一)》《刑法修正案(十二)》…….尽管我们无法确切地预知将来修正什么规范(立法者既无法预知规划,更无法预知具体规范),但过往的历史和反复的现实往往预示着未来的趋势——我国刑法立法将一如既往地以修正案的形式推进对刑法典的修改补充,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其结果是,犹如一幢本已庞大伟岸的建筑物,刑法典不断被“添砖加瓦”,经年之后,刑法典可能变得体系庞杂、容量倍增,就连外貌风格也可能迥异于初、面目全非.但是可以肯定,为此会有不少人感到欢欣鼓舞,因为刑法的每一次修正,一般都会被认为是一次刑事法律的完善和刑事法治的进步.我国最高立法机关更是荣耀无比,因为作为工作成绩的刑事立法“硕果累累”、“成绩斐然”!     

刑法修正案立法功能及其矫正

全国人大常委会制订并颁布刑法修正案,是符合我国《宪法》和《立法法》规定的,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应成为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权主体,且拥有主要的、基本的立法权限,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权限则应当是次要的、部分的,由此决定两者的立法功能有着主次之分。刑法修正案应与其他刑法体例相互结合,发挥其系统性功能。因此,国家立法机关应针对呈现立法扩张态势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进行功能矫正,由全国人大依法行使刑法修正案的立法权,由全体人大代表半数通过,并将现行刑法典重新公布。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我国刑法立法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新中国的刑法立法经历了孕育、诞生和发展的演进历程,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主要表现在:颁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刑法典;逐步确立了保障人权的观念;刑罚制度改革逐渐与国际化趋势相协调;刑法修正案成为主要的修法模式;刑法立法解释作为刑法的渊源开始受到重视。今后,我国刑法的改革,应当以有助于构建和谐社会和强化人权保障、有助于贯彻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为发展方向。刑法改革的重点应该放在死刑制度和有关人权保障的刑法制度上,并及时而合理地增设新型犯罪和国际犯罪的种类,在刑法中切实贯彻联合国刑事法治的基本准则。我国刑法的局部修改、补充和完善主要应限于刑法修正案和刑法立法解释两种方式;国家立法机关要适时地进行刑法典的编纂工作,在适当的时机,国家立法机关还可以考虑将对刑法典集中而系统、全面的修改提上立法工作的日程,以修订出更加科学、完备因而具有更长久的适应性的刑法典。     

刑法修正案的若干思考

刑法修正案与刑法典二者之间的内容替代、形式同一、层级效力等同的关系 ,以及刑法修正案的以制定权为内容的增设新罪功能 ,决定刑法修正案的立法主体应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而不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因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和颁布刑法修正案的做法值得反思 ;与单行刑法对刑法进行修正比较 ,刑法修正案具有较多的优越性 ,但其局限性也不可忽视 ,其功能上的局限性决定刑法修正案不应是修正刑法的惟一模式 ,有时仍然需要通过颁布单行刑法乃至于全面修订刑法典来弥补。     

刑法修正何时休

刑法典总则的规定,应当说属于该法的基本原则的范畴,全国人大常委会不得任意修正刑法典总则的所有条文。应当制定单行刑法,死守《刑法修正案》作为唯一刑法修改模式的理由已经不再充分。刑法不是万能的,刑事立法不应趋附于公众舆论,不应违反中国的二元立法体系。     

刑法立法模式的选择及对犯罪圈扩张的控制

刑法立法应坚持统一法典模式,并通过《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增加或者修改《刑法》条文.对于目前统一刑法典存在的问题,应通过及时的法典编纂、提高刑法立法技术以及制定完善的法律适用规则来加以解决.犯罪圈的扩张应当缓慢前进,对待新的社会脱序现象,应当首先考虑运用行政处罚的手段加以惩治和预防.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司法解释的否认及其问题解决

在我国,对于新型法益侵害行为,常常先由司法解释进行司法上的犯罪化,后由刑事立法对司法解释予以确认或者否认,部分司法解释成为试行性质的法律。不管刑事立法确认还是否认司法解释,都意味着司法解释存在类推解释现象。在司法为民的我国,要求面临社会舆论与社会需求巨大压力的司法机关杜绝类推解释,可能并不现实;与其期待司法机关不作类推解释,不如期待立法机关积极修改刑法、迅速增设新罪。立法机关应当从几年通过一个修正案转变为一年通过几个修正案,从5年增加、修改50个左右刑法条文转变到1年增加、修改10个左右刑法条文。对《刑法修正案(十一)》施行前发生的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即使司法解释将其规定为犯罪,也必须严格遵循从旧兼从轻原则,确保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与《刑法修正案(十一)》相抵触的司法解释,应当在《刑法修正案(十一)》颁布后(而非施行后)自然失效。     

论刑法典自身完善的方式

刑法典(狭义的刑法),是指国家立法机关系统地全面地专门地规定犯罪与刑罚内容,并形成基本完整的各项原则、制度和犯罪类型的有机体系的实体刑事法律。刑法典是刑法规范的主体和核心部分。我国现行的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在研究、总结我国30年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而制定的。它的颁行,是我国当时条件下刑法规范基本完备的重要标志;它也是我国刑法规范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形势进展而进一步发展完善的主要基础。刑法典颁行以后,我国立法机关又运用单行刑事法律和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条款等方式,对刑法规范作了     

论刑法修正案--兼谈刑事立法权之划分

刑法修正案和刑法典 ,是形式上的同一和内容上的替代关系 ,刑法修正案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均取得了刑法典的效力 ,但是修正案的通过主体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而刑法典的通过主体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二者的通过主体发生错位 ,因此 ,全国人大常委会无权以修正案的方式修改刑法 ,由此揭示出一个隐藏的问题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和补充刑法 ,在根本上违反宪法 ,基于此 ,笔者对刑事立法权限的划分提出合理的建议。     

刑法修正案地位新考

当前的刑法修正案的定位,理论界或多或少失之偏颇。刑法修正案的性质应重新定位,刑法修正案并非刑法典的组成部分,也非独立于刑法典之外的刑法渊源形式,而应是单行刑法的替代物。     

刑法立法模式的刑事政策考察

刑法立法模式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在进行刑法立法时所采用的标准样式。纵观现代世界各国的立法现状,刑法立法模式主要有单一法典型立法模式、特别刑法立法模式、判例型刑法立法模式和修正型刑法立法模式。每种刑法立法模式都有其各自的刑事政策功能。从中国刑法立法的现状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没有形成固定、成熟的刑法立法模式;(2)刑法立法模式单一、呆板,缺乏活力;(3)刑法修正案模式不能适应刑法立法的全部需要;(4)附属刑法立法模式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了适应国家打击和控制犯罪的需要,我国的刑法立法模式应当做如下调整:(1)建立刑法典、特别刑法和刑法修正案相结合的刑法立法模式;(2)根据刑事政策的需要选择不同的刑法立法模式;(3)调整附属刑法立法模式的结构。     

简议《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的刑罚结构调整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在今年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该草案为1997年新刑法典颁布以来修改篇幅最多,内容变动最大的一次修正案。本文将对其刑罚部分作出分析。     

五十稿成就刑法典

2009年2月28日,《刑法修正案（七）》出台后,我国刑法规定的罪名已经达到446个,而1979年刑法仅规定129个罪名。＂这个数字变化说明我国刑法的规定日益精细、严密。＂曾参与我国两部刑法典起草工作的刑法学家高铭暄教授在 回顾我国刑法立法进程后发出感慨。他告诉笔者，1979年刑法起草共有38稿，1997年刑法起草共有12稿，合计50稿，“这50稿最终成就了1997年刑法典!’．     

我国应该停止犯罪化的刑事立法

从1979年第一部刑法典颁布至今,我国刑事立法已在犯罪化的道路上行进了三十余年。现行刑法典及八部刑法修正案均是犯罪化的有效成果。重刑轻民的中国法律传统在当今社会以对刑法的过度迷信与依赖、以不断设立新罪的方式变相地表现出来。效仿德日轻罪入刑以扩大刑法犯罪圈,强行将《治安管理处罚法》纳入刑法轨道,改变我国刑法严而不厉的立法模式,这样的做法既不符合中国作为大国法治之要求与特点,也无法获得如同西方的法治实践效果。面对我国刑事立法犯罪化的高热态势,今后我国刑事立法应该停止刑法调控范围的扩张,拒绝进一步的犯罪化,并适当实行一些犯罪行为的非犯罪化。     

选择性别堕胎的刑法规制检视

选择性别堕胎的行为违反了宪法男女平等原则、严重危及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现有的行政处罚手段不能有效制止日趋严重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刑法立法机关不能无动于衷,应当将选择性别堕胎而非单纯的性别鉴定行为犯罪化,否则,立法机关有违自己的义务。选择性别堕胎罪应当通过单行刑法或者附属刑法的刑法立法模式而非修正案的模式予以规定。     

贿赂犯罪的立法发展及其完善

1997年刑法典实施以来,特别是2005年我国批准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后,我国加快了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全国人大常委会相继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六)》和《刑法修正案(七)》,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也相继颁布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和《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这些法律的制定和解释丰富了贿赂犯罪的理论和实践,对于促进国际反腐合作,加大反腐力度,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贿赂犯罪的立法发展及其完善

1997年刑法典实施以来,特别是2005年我国批准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后,我国加快了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全国人大常委会相继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六）》和《刑法修正案（七）》,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以下简称两高）也相继颁布了《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和《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这些法律的制定和解释丰富了贿赂犯罪的理论和实践,对于促进国际反腐合作,加大反腐力度,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十五年来刑事立法的回顾与前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自1980年1月1日施行以来,已有15年了。实践证明,它是一部保护人民、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好刑法。但是,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和立法经验的限制,这部刑法典不论在体系结构、规范内容还是在立法技术上,都还存在一些缺陷。1981年以来,最高立法机关先后通过了21个单行刑事法律,并在70多个非刑事法律中设置附属刑法规范,对刑法典作了一系列的补充和修改。这些补充和修改解决了当前急需的不少问题,弥补了刑法典中的某些缺陷,发挥了重大作用。但通过零散修补的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刑法修正案（七）》解读

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简称《修正案》）对刑法典共修改了10个条文，增加了4个条文。在修改的10个条文中，有一条增加了1款，有一条增加了2款，还有一条是修改了1款，增加了1款。总共是净增了4条4款，6种犯罪。内容涉及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侵犯公民权利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