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取保候审

取保候审在我国是一项强制措施,其使用范围、保证方式、决定程序以及被取保候审人的义务履行等均受诟病,羁押的实质是拘留、逮捕措施的必然状态。羁押是常态,取保候审是例外。遵循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有关保释的精神,借鉴法制发达国家保释制度之长,以改革和完善我国取保候审制度,从而使取保候审成为一项保护公民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制度。     

保释制度研究

在英美法国家刑事诉讼中,保释是被逮捕人或者被羁押人的一项重要诉讼权利。保释制度在保障公民权利,降低羁押率、节约司法资源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分析其与取保候审的本质差异有重要意义。从宏观和微观提出改革取保候审的建议,确立保释是原则,羁押是例外的指导思想。     

保释解读与我国取保候审制度改革

保释制度在保障公民人身权利、降低羁押率、节约司法资源和实现刑事司法的社会效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分析其与取保候审的本质差异 ,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提出改革取保候审的建议 ,以适应刑事司法民主化、科学化和人道化的改革、发展趋势。     

保释制度与取保候审制度研究

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是当前刑事司法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取保候审作为一项重要的强制措施,对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取保候审制度上的一些不足,导致取保候审率低,超期羁押严重。而西方国家将保释制度作为羁押的一种替代措施,目的在于限制国家权力,实现程序正义,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也更加完备,在人权保障和节约司法资源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此我们可以借鉴并加以利用。     

构建程序化的取保候审制度——兼论英国保释制度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取保候审的适用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 ,致使超期羁押、变相羁押已经成为目前刑事诉讼的最突出问题。文中对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基础进行了反思 ,认为应当将取保候审确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权利 ,并借鉴英国的保释实践 ,提出了构建程序化的取保候审制度的设想。     

取保候审:亟待完善制度摆脱适用困局——“取保候审适用中的问题与对策”研讨会综述

取保候审是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中一项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也是在我国刑事程序中实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羁押处遇的最重要途径。然而,当前取保候审适用比率极低并导致一系列负面影响。这种情况的产生,一方面,与我国社会整体处于转型     

对我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改革完善之思考

我国刑事强制措施体系目前由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五种组成,存在着功能定位模糊,羁押与到案措施不分以及缺乏对物和隐私的强制措施等体系性缺陷。司法实践中,这五种强制措施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适用困境。修改刑事诉讼法,构建刑事强制措施体系时,应当坚持立足现实、适当超前的原则,全面协调、体系完整、层次分明的原则,将羁押与到案措施分离,构建羁押候审制度,改良拘传、拘留、逮捕、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制度,确立羁押为例外、非羁押为一般的原则,使之成为科学完整、可操作性强的制度体系。     

以品格证据为视角看取保候审

取保候审是我国的一种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与外国的保释在一些方面有异曲同工之处.外国的保释在适用上与品格证据紧密相连,但取保候审与品格证据的关系在我国体现得却很疏远.在取保候审无论是立法还是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的情况下,以品格证据为视角来看取保候审,可以借鉴外国保释与品格证据的关系,在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具结取保的引进、被取保候审人的附加义务、保证人的诚信品格、取保候审的风险评估等方面发挥品格证据独特的作用.     

扩大适用取保候审的潜在困难分析——以观念性障碍为视角

扩大适用取保候审对于解决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普遍羁押、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弊端具有积极作用。但取保候审适用的扩大本身也面临着种种潜在的困难。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利意识的缺失、“有罪推定”观念的根深蒂固和执法观念的偏差等观念层面进行分析,并结合一些实证调查数据,对扩大取保候审适用可能遇到的困难进行尽可能深入的剖析,并提出了改革和完善取保候审制度的三阶段目标。     

浅析我国取保候审监督机制的完善

取保候审作为一种非羁押的刑事强制措施，在我国现行刑事强制措施体系中本应有着无可替代的优点和价值，但是司法实践的结果却没能使这一制度发挥出它本身应该具备的优势。这就需要通过对我国取保候审制度进行理论重构与实践的完善来改变我国取保候审的适用状况。     

论我国刑事司法模式的回应型改造

司法实践过程中出现的诸多困境反映出我国当前的刑事司法改革在目的观念、价值选择、组织结构和裁判理念上面临着一系列冲突。作为一种法治发展范式,回应型法理论主张以契约关系作为回应的逻辑前提,以开放和参与作为权威的构成要素,以目的作为规则和制度的评价标准,以司法审查作为公共政策形成的重要途径,其所蕴含的价值取向为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回应型刑事司法模式在目的、主体、角色分化及其对应的实现方式上呈现出显著的发展优势。长远来看,增强司法的回应性是我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必然选择,但短期内回应型刑事司法模式在我国的发展空间却较为有限,在模式改造过程中还存在压制性增强的风险。     

俄罗斯刑事责任免除制度研究

《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11章专门规定了刑事责任免除制度,但并未穷尽免除刑事责任制度的规范,其中没有涵盖因对未成年人适用教育感化措施而免除刑事责任的情形。免除刑事责任的制度主要包括:因积极悔过而免除刑事责任、经济领域犯罪免除刑事责任的相关案例、因与被害人和解而免除刑事责任。分析上述刑事责任免除制度的适用条件与根据,揭示立法技术上存在的缺陷以及法律适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十分必要。     

中国刑事辩护制度发展的命运——以建立中国控辩协商制度为视角

从立法的角度看,中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无疑是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一个巨大进步,甚至有人把它说成是刑事诉讼立法科学化、民主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不为过。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就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中国刑事辩护制度所引起的实质性影响而言,不仅不是巨大进步,而且是严重倒退。中国的刑事辩护正面临着让立法者始料不及的艰难困境。中国目前的辩护制度状况尚无法满足辩诉交易中国化的基本要求。只有实现中国辩护律师队伍的专业化,赋予中国律师必要的辩护权利和执业保障权利,才能使得辩诉交易在中国移植后,被告人有适格的辩护律师提供帮助,以确保其在控辩协商中得到公平对待。     

刑事司法职权的合理配置

在我国,刑事司法职权的合理配置涉及对公检法三机关及其司法机构内部关系的调整,这种调整是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世界范围看,各国社会经济条件的差异,导致司法体制改革总体方向的不同;而司法体制背后的基本理念,则左右着司法改革的具体内容。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应当将构建中立、独立的法院作为司法体制改革的主要目标。在刑事诉讼中,公、检、法关系的重塑,关键在于建立以司法裁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构造;在司法机构的内部关系上,应当处理好司法机构的整体独立与司法人员的个人独立之间的关系,彰显刑事司法功能的特质,实现司法的本我定位。     

刑事诉讼制度的地方性试点改革

地方司法机关围绕刑事诉讼制度进行的试点改革,其兴起并趋于活跃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特有的刑事司法环境所形塑出来的多种因素与多重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这些试点改革由地方司法机关主导,所以,它们在具体的实施中表现出了一些体现中国司法管理与司法制度的运行特点。实践中各种类型的试点改革共享类似的制度逻辑,具有共通的内在特质。它们最大的价值在于可以充当全国层面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验室",为刑事诉讼立法提供实证依据与经验素材。作为一种高度技术化的法律改革活动,地方司法机关的试点改革存在诸多必须为我们所正视的技术缺陷。未来应该突破价值论的意识形态藩篱,采取有针对性的弥补措施,促进地方司法机关试点改革的发展。     

建立中国式辩诉交易制度之刍议

如何兼顾公正与效益 ,乃现代刑事司法理论重点之关注 ,国外司法实践表明 ,“辩诉交易”实为求得二者平衡之最佳选择。在司法资源相对匮乏的中国 ,建立辩诉交易制度 ,对提高诉讼效率 ,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高度统一 ,促进司法观念的革新意义重大。然而 ,辩诉交易利弊共存 ,当限制适用。因此 ,借鉴国外先进经验 ,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辩诉交易模式 ,应是中国司法改革的必由之路     

刑事二审全面审查原则新探

全面审查是刑事诉讼法界定二审审判对象的根本原则,其建立在司法能动主义、真实发现主义的基础上,有其历史的合理性。随着我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司法能动主义受到削弱、真实发现主义受到质疑,加之全面审查要求与实践的脱节,与司法其它价值及与司法整体改革方向的冲突,对其改革不可避免。但由于独特的社会境遇及制度背景演进的渐进性,改良而非废除是更合理的选择。     

刑事诉讼中的刑事政策:以社会理论为基础的分析理路(一个导论)

中国刑事司法实践基本上一直沿袭着旧有的刑事政策以及与此有关的惯习操作 ,在程序上与刑事诉讼的法治化要求多有抵牾 ,刑事政策的合理化是以“自上而下”的权力型改革模式作为推动刑事诉讼法治化的根本动力。虽然刑事政策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 ,但因囿于价值判断和视野局限而造成对社会事实缺乏有效的分析 ,所以 ,对“理解”中国刑事司法的问题助益无多。而以一定的社会理论为分析理路 ,或许是研究刑事诉讼中的刑事政策的一种可行的方法     

国际人权公约与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我国于1998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确立了一系列有关刑事诉讼的国际准则。基于"条约必须信守"的原则,如何以刑事诉讼的国际准则为参照,推进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改革和完善,是我国当前刑事司法制度改革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本文以国际人权公约的批准和实施为视角,对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与国际准则的一致性与差异性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就刑事司法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我国侦查权的程序性控制

我国现有的侦查权程序性控制表现为以内部自律的科层制控制为主、外部他律的分权式控制为辅的基本制度格局。从制度构造的表象看,传统的线性分工模式、功利导向的控制方式和不彻底的程序性救济,暴露了侦查权程序性控制体系的残缺和现有制度的羸弱。在社会文化和制度环境的作用下,长期的科层制控制和检察监督所形成的固化观念,使我国侦查权的程序性控制陷入了理念上的“内卷化”,并逐步消解着以现有制度为对象而进行的种种机制性改良尝试。立足于未来发展,我国侦查权程序性控制的制度远景应该是建立合乎我国国情的司法审查模式,使侦查权的控制走向彻底的法治化和专业化。在既有的法律框架下,侦查权程序性控制的制度近景则是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后盾,通过与检察监督的衔接,建立审前程序中以检察机关为中心、审判程序中以法院为中心的二阶层控制模式;并通过与案例指导、国家赔偿、司法建议等制度的配套运行,形成制度合力,倒逼侦查方式和技术的改善,进而促进制度远景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