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耕制度:土家族古代的生产方式

搜集文献资料并结合相关田野调查,证明:改土归流以前,土家族地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基础是游耕制度。它是游耕经济和与之相适应的游耕社会,包括山林土地社会共有、血缘性社会组织、游动性生活习俗和相应的文化伦理制度。进一步清理游耕制度与土司政治间的关系,并试图分析改土归流的利弊。     

论明代云南的改土归流

明代,朝廷针对云南各民族发展不平衡的历史特点,在云南有目的地进行了改土归流,当时的改土归流不是一刀切,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分别进行,对于不服从朝廷进行反叛的土司坚决进行改土归流,这是一种制度变革;在已经进行了改土归流的地区,为了维护社会安定,仍然保留部分级别较低的土官土目,这是不完全的改土归流,也属于制度变革;对于那些还具有强大政治力量的少数民族土司和不具备改土归流的地区,为了不引起社会的剧烈动荡,就不勉强推行改土归流;对于那些服从朝廷的调遣,并且与朝廷紧密合作的土司,朝廷则给予保留,暂时不进行改土归流。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民族文化陈列馆简介

为展示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民放发展的文明史，展示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和浓郁的民俗风情，促进民族团结，发展民族经济，激励民族奋进精神，1993年10月，经县人大政府批准，在印江设立了民族文化陈列馆。民族文化陈列馆展示了三个力面的内容：源远流长的民族历史、纯朴的民族风情、灿烂的民族文化。源远流长的民族历史以文字介绍为主，叙述早在般商时期，印江土家族苗族的先民就繁衍生息在这1969平方公里的热土上。印江古为蛮夷之地，先秦时期隶属涪陵郡，唐开元四年设置思邓县、思王县。明弘治七年改土归流设置印江县。陈列馆…     

从血的改革到绿的发展——高其倬与昭通屯垦

鄂尔泰在滇东北实行的武力改流将雍正朝的“改土归流”推向了最高潮,但这个高潮却使清王朝在这些地区的统治陷入了危机：频繁的变乱和对变乱的血腥屠杀,使改土归流的成果面临流产。在此危急关头,高其倬东山复出,再任云贵总督,在残破的昭通地区进行移民屯垦,使昭通的社会经济在较短时期内得到了迅速恢复,巩固了改土归流的成果,彻底改变了昭通的社会面貌,为这一地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本文从昭通屯垦入手,初步对滇东北改土归流成果的巩固问题进行探讨。     

近代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改土归流述论

改土归流始于明代,盛于清初,部分地区在清末和民国时期仍在进行。而近代以来的改土归流,不仅是古代改土归流的自然延伸,而且深深打上近代历史的烙印,具有一系列鲜明的时代特色。这其中尤以云南边疆民族地区进行的改土归流涉及范围最广,特点最为突出,本文拟就此作一初步探讨,敬请指正。一云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改土归流,早在明代即已见诸史籍,如成化十七年(1481年)和弘治六年(1493年)先后将广西府及其下辖维摩州的土司废除,成化十二年(1476年)又改阿迷土州设置流官。但是,因改土归流条件尚不成熟,阿迷州于天启四年(1624年)复置土     

鄂尔泰与雍正对云南改土归流的“君臣对话”———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朱批奏折选件

摘要：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诸多有关雍正时期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的奏折档案,这些档案是研究清代土司制度问题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而当时担任云贵总督的鄂尔泰,被雍正赋予推行改土归流的重责大任,其奏折所述及雍正在奏折上的朱批谕旨,即形成鄂尔泰与雍正对改土归流推行过程的“君臣对话”。台北故宫博物院典藏的鄂尔泰在云南推行改土归流的宫中档奏折,不仅可以反映雍正与鄂尔泰的君臣关系,同时也呈现了鄂尔泰及雍正对云南改土归流的推行过程。     

土司、土民视角下的容美改土归流

改土归流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民族同化过程,革除土司,设置流官只是它在土司层面的一个反映,还涉及限制土民旧俗,推广国家文明的过程。容美改土归流上自明弘治十年,下止于清道光二年,对容美经济、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家族化：土家族社会变迁的历史人类学调查——以鹤峰平山为例

土家族的家族化是受宋明以后的宗族制度影响,在溪峒社会基础上发展,在改土归流过程中走向成熟。平山土家族通过追溯祖先来源,追认进山公公,订立家族字派;修建祖坟园;排斥同姓结婚来达到家族化的目的。家族化的原因在于保甲制代替旗长制致使基层社会事务的缺位;土地制度的变迁导致土家族人民经济生活方式的改变,需要借助家族的力量共同发展;再有流官的强力推行;汉民的涌入以及儒生的推动等原因。     

清王朝不对甘青土司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原因探析

“改土归流”是清王朝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一项重要政治举措。此项措施在西南地区的实施,加强了清王朝对西南边疆的统治,有利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也促进了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但是清王朝却未在甘青地区大规模实施“改土归流”,这一问题很值得进行深入探讨。这既表明甘青土司与南方土司类型不同,也说明甘青土司的存在不是清王朝在西北民族地区统治的障碍,相反却有着积极作用。相比南方土司的强大势力,甘青土司势力薄弱,而不断的汉化、分化与整合又导致其难成气候;此外甘青土司是稳定地方秩序的重要力量,而且在清王朝用兵西部边疆时,也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都是清王朝没有对甘青土司实施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原因。本质上看,不对甘青土司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也是清王朝从地区实际出发调整治理策略的结果。     

王朝政治:论清朝在乌蒙山地区改土归流及三省分置北大核心CSSCI

为能加强对乌蒙山地区的控制与开发,清王朝力求破除这一区域割据状态,武力消灭彝族土司土官势力,强化王朝政治已属必然。云贵总督鄂尔泰力推改土归流,其要旨在三省分治态势为稳前提下,对乌蒙山区彝族地区实行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结果,牢固王朝政治,武力割除这一区域割据势力、行政区域归属流官治理,从而为西南边疆的稳定和发展创造长远的基础。     

从明清时期土官与流官的权力变替过程看蒙化地区的改土归流

蒙化彝族左氏土官是明清时期云南"三大土知府"之一,历经明清两朝长达五百余年。由于蒙化地区一直实施"土流合治"模式,即兼有流官和土官的模式,蒙化的改土归流问题目前并未定论。本文以土官与流官在治理蒙化过程中的权力更替为线索,将改土归流置于土官与流官的治理权力转换这一情景下去分析。在左氏土官权力转移向流官的过程中,从左氏土官行为和朝廷举措两方面入手,厘清蒙化地区改土归流的基本过程。并剖析了这个过程中左氏土官的角色变换,明确蒙化地区完成改土归流的事实。     

试论清代雍正时期贵州的改土归流

清雍正时期在西南地区实行大规模改土归流。从贵州的实际情况分析，作者认为废土设流和改土归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改土归流的重点不在土司地区，也不是将土官一律废革。 贵州的改土归流任务：一是废革有“过犯”的土司和土目；二是调整疆界，归并事权；三是开辟“苗 疆”，设官建制。其重点在于将广大“苗疆”土地赋税和人民，直接纳入封建中央王朝统治的轨道。     

论鄂尔泰改土归流的原则和策略——兼对“江外宜土不宜流,江内宜流不宜土”说质疑

鄂尔泰改土归流的原则和策略是其施政思想的重要内容。由于鄂尔泰能审时度势 ,有切合当地实际的原则指导 ,加之采取了灵活的策略 ,从而使其在云南、贵州、广西的改土归流得以顺利进行 ,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至于“江外宜土不宜流 ,江内宜流不宜土”的提法 ,鄂尔泰在其改土归流中并未实践过     

容美土司的文化生活及其影响

本文通过对容美土司田舜年引进《桃花扇》等文化生活的主要方面的介绍,论述由于土司重视汉文化在容美的传播,客观上为改土归流的顺利完成创造了条件,起到了积极影响。     

冲突和调适的界碑--湘西南长城之历史文化定位

湘西南长城是改主归流后民族矛盾再次加剧后,在平息民族冲突中,重新调适地区社会秩序的产物.明清政府修建南长城是为了从军事上长期有效地控制湘西地区的社会秩序.南长城保障了民族的有序交往,巩固了改土归流的成果,促进了湘西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在巩固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它应有的历史作用.     

川南"都掌蛮"消亡原因探析

在唐、宋羁縻州制度和元代土司制度下,川南都掌蛮在笼络与安抚中获得发展空间而崛起,降至明初,明王朝对都掌蛮地区实行强行改土归流,遭到都掌蛮的强烈反抗.明王朝对都掌蛮多次征讨剿杀,残酷镇压,同时在都掌蛮地区推行强迫同化政策,致使都掌蛮难逃消亡噩运.对川南都掌蛮消亡原因进行探析,将引发我们对明朝民族政策和改土归流措施的反思.     

改土归流后贵州少数民族生活的变迁

滇黔"第一要务"--改土归流的完成,不仅解除了"汉民被其摧残,夷人受其荼毒"这一"大害",[1]而且也对贵州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尤其更加快了各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的递嬗步伐.     

书民族历史谱爱国华章——读陈国安先生《土家族近百年史》

土家族是聚居在中国中部山区的一个山地民族，不仅历史悠久，勤劳勇敢，而且顾全大局，始终把民族的利益与祖国的统一和强盛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每当国家和民族受到损害时，总是坚定地站在正义一方，为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了表率，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然而，从其先民巴人参加武王伐纣的正义战争开始，到参与汉高祖刘邦平定三秦，明朝中期“士兵”赴东南沿海抗倭，清朝雍正年间顺应统一趋势自愿接受“改土归流”，无不显示出土家族的大局观念和爱国情操。特别是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后，土家族人民更是积极参加了反…     

清代王朝国家观念与云南地区改土归流

清代在西南地区改土归流为今日中国疆域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云南地区围绕疆土认同而展开的改土归流过程中,清代王朝国家观念发挥出穿针引线的重要作用.清王朝通过权威重构,将土司地方性权威转化为国家性权威,在国家一统观念下熔铸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共同体耦合.清代王朝国家观念下的云南土司地区改土归流,不仅有效防止了边疆土司地区割据的可能性,而且推动了王朝国家观念的整体性认同,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了促成历史认同的作用.     

土司制度在云南的最后消亡

一、明清之际“改土归流”的基本原则 土司制度作为中国历史上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政权形式,自元代正式确立以来,“对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维护祖国统一,促进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有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方国瑜:《云南地方史导论》)。但随着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土司制度的落后性和消极作用日趋突出,加之周邻发达地区的影响,“改土设流”也就必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