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再思考

党的十九大关于推进诚信制度化建设的要求加快了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进程。在进一步思考关于我国信用体系建设的深层问题时,应当注意到,信用体系建设已经在国家层面上变成一种政治行为,进入政府与社会、公民相结合的实际操作阶段。为实现我国信用秩序的根本好转,必须从国家战略高度进一步提高对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视度,并真实地把信用体系建设的主旨放在为人民着想、为人民谋利、为人民服务中去,在创新社会治理模式中构建政府、社会、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实现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关键,在于理清劳动关系、行政关系,明确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个人行为的责任和义务,把民生大计与社会信用关系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一个战略整体。同时要懂得,信用文化是连接中华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桥梁;发现和弘扬诚信文化,是向信用社会、信用国家建设迈进的思想武装。     

大数据时代社会信用立法的宏观思考

加快社会信用立法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内在要求,是大数据时代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也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效平衡公权和私益的迫切需要。立法的核心内容是解决大数据时代社会信用信息的法律规制问题,包括明确社会信用信息的范围、规范社会信用信息的归集、强化社会信用信息的应用和维护信息主体的信用权益。提升大数据时代社会信用立法的质量,要正确处理好统一立法和分散立法的关系、数据利用和数据保护的关系、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的关系。     

地方政府信用治理的法律分析

李晓安在《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7期撰文认为，由于地方政府自身信用问题存在的普遍性、因历史积累所形成的规模性、综合治理的艰巨性及其在信用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政府信用治理已经成为国家信用综合治理的重心与核心。通过考察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成因、构成、表现，可以看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实际上已经超过金融风险成为威胁我国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头号杀手。通过分析我国法律的约束不足，强调了地方政府信用治理的乘数效应，可以得出我国法律规制的定位及地方政府信用危机化解方法。     

当代中国协同治理的典型研究:以温州社会信用治理为例

浙江温州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信用治理实践为检视当代中国的协同治理提供了典型样本。温州社会信用治理先后经历了行业治理和地方信用治理两个阶段。以地方政府、民间商会、民营企业和行业精英为主体的协同治理在行业治理中取得成功却在地方信用治理上陷入困境。从温州社会信用治理两个阶段中治理绩效的反差为参照来探讨协同治理的社会基础、实现机制与制约瓶颈等问题,有助于丰富协同治理的理论研究。     

积累和培育社会资本:宜居城市建设的新视角

宜居城市是21世纪新的城市观.从城市的本质、宜居城市的建设主体、建设内涵与建设实效看,社会资本均有重要意义.但从现实来看,我国城市社会资本的状况不客乐观,已严重影响到城市的宜居性以及宜居城市建设的绩效和可持续性.因此,必须加紧积累和培育社会资本,即通过发展社会民间组织、创新城市治理结构、加强政府信用与社会信用建设、强化...     

论社会资本视角下的政府信用重建

在转型时期,我国政府的信用资本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制约了政府行政效率。社会资本是以信任为核心,以公民参与的网络和互利互惠的规范为来源的一种资源集合体。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分析,我国政府信用缺失在于政府与公民间信任资本、规范资本的缺失以及政府与公民个人、社会群体或组织的网络关系的不和谐造成的。因此,要重建政府信用必须引入“善治”理念,提升“网络”社会资本;要实现公共管理过程的法制化和程序化;要实施对政治代理人进行行政伦理教育,使政治权力代理人的行为具有规范性;要提高政治透明度,建立透明政府。     

中国传统信用治理何以可能——从社会基础与治理机制两个维度解读

信用作为经济合作与社会交往的纽带,是社会秩序的有力保证。中国传统社会呈现出的"超稳定"社会秩序,与传统信用的有效治理存在高度的关联性。对传统信用治理何以可能的问题,可以从社会基础和治理机制这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加以解读。中国传统信用治理的社会基础主要有传统的价值观念、稳定的小农经济与封闭的关系网络,由此衍生出相应的三个治理机制,即声誉机制、连带责任机制和中人参与机制。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定位与重塑

在特定社会环境条件和国家治理理念影响下,基于国家治理的客观需要和社会现实因素的双重考量,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强政府与弱社会"关系和改革开放后较长时间内的"政府与社会二元分立"关系。在我国着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无论是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还是从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来看,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理应是一种"强政府与强社会"的合作伙伴关系。通过政府与社会信任关系的修复与建立,政府职能的切实转变,社会力量的培育,政府与社会职能领域的合理区分等途径持续不断地构建政府与社会合作伙伴关系,是实现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政府信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作用

当前 ,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出现的政府信用危机 ,严重制约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本文着重从政府信用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顺利实现以及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兴衰成败等三个方面论述政府信用已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 ,说明加强对政府信用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是现实的迫切需要。     

关于政府推动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思考

为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顺利进入以信用交易为主导的“信用社会”时代，适应我国加入WTO，从根本上治理整顿市场经济秩序，建立了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问题已提到了政府的议事日程。本文针对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现状，探讨了政府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定位和政府如何发挥“推动”作用的问题。     

加快信用体系建设 共建诚信和谐首都

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党的十八大提出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褒扬诚信，惩戒失信。近期，国务院发布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明确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对于大力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政府在培育社会资本中的责任

社会资本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以一定的文化如信任、互惠、合作作为内在的行为规范的社会关系。我国社会资本中存在着一些问题,政府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主体,在我国社会资本的培育中存在着不可推脱的责任。政府可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做好自身的示范作用、培育公民社会、建设信用体系等途径构建我国的社会资本,促进我国社会资本的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社会矛盾调节机制

构建社会矛盾调节机制是我国和谐社会发展目标的必然要求,本文以和谐社会的构建为背景,全面阐述了社会矛盾调节机制的内涵与构成,分析了现有社会矛盾调节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政府职责范围与权限角度,提出了建立和健全社会矛盾调节机制的治理思路和对策。     

政府在培育社会资本中的责任

社会资本主要是指人与人之间以一定的文化如信任、互惠、合作作为内在的行为规范的社会关系.我国社会资本中存在着一些问题,政府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主体,在我国社会资本的培育中存在着不可推脱的责任.政府可通过制定相关的法律、做好自身的示范作用、培育公民社会、建设信用体系等途径构建我国的社会资本,促进我国社会资本的发展.     

论我国信用缺失的现象及治理对策

信用是市场经济良好并有效运作的根基,是规范市场秩序的根本保障。由于历史积淀和制度性约束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社会信用建设的不同步性,致使我国社会信用基础脆弱。因此,治理我国信用缺失的对策应是强化政府在社会信用供给中的主体作用,尽快构建信用社会的法制基础,以及以银行为核心的有效权利主张体系。     

利用新兴信息技术助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与工业时代相适应的政府治理模式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和挑战,通过新兴信息技术对政府的结构、职能和管理方式进行改进,提高政府治理现代化是各国政府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通过分析新兴信息技术与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系,国外运用新兴信息技术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状况以及中国政府运用信息技术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提出运用新兴信息技术助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对策建议。     

提高社会治理满意度的四个层面

社会治理满意度是政府进行社会治理的综合评价指标,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践行群众路线的具体诠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善于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社会治理的对象是复杂多变的社会系统,尤其是在网络化、信息化时代,社会治理难度加大,面临着诸多挑战。影响社会治理满意度的因素有工作环境、生活条件、安全保障、就业、住房、人居环境、社会文明程度、社区管理等,归纳起来可以从理念制度、行政效率、服务内容、社会保障四个层面进行分析。     

政府诚信的问题与对策

随着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政府在现实政治、经济和社会公共事务中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但同时也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政府诚信问题。在有些政府部门中不重视诚信、不讲诚信的情况时有发生,政府诚信缺失现象以及对于此类事件的曝光和披露常常见诸于各类新闻媒体。这些问题损害了政府形象,削弱了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公信力,甚至影响了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改革和发展的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亟需引起整个社会的高度重视。当前,政府诚信缺失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新媒介环境变迁视域下社会治理的路径创新

社会秩序和社会控制依赖于社会信息的传播范式及其过程,必须深刻认识网络新兴媒体对社会结构带来的深刻变动,根据社会发展的新阶段、新特征,加强和创新政府社会管理。当前社会管理中不断涌现出一些新问题和新矛盾,一方面是由于新兴媒介环境形成了新的社会信息传播范式和信息沟通模式,突破了传统社会中事件信息传播相对闭塞、影响范围有限的封闭环境,直接引发了政府社会治理环境的变迁。另一方面,从政府媒介治理的视角上分析,政府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执政经验还不足,对新媒体环境下舆论信息的调控和引导还不适应,执政能力有待创新和提高。因此,必须进行新媒体环境下的政府管理创新。新媒体环境下政府管理创新的适应路径要把握好新媒体的三个要素,相应地从三个方面来推进和加强政府社会治理工作,满足和适应新时期社会和谐治理的需要。     

我国城市跨界社会问题的整体性治理模式探析——以上海市长宁区社会管理联动中心为例

随着信息和人口等要素的流动性日益增强,各种跨界社会问题不断涌现,并开始突破原有行政管理体系中的组织边界,科层体制中分割、僵化、碎片化的管理愈发显得僵化和难以适应。整体性治理对城市社会问题的跨界性与政府管理"碎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行了有力地回应,并提供了新的治理模式和思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本文将以上海市长宁区社会管理联动中心为例,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分析长宁区的跨界社会问题治理模式和实现路径,并对这一模式进行评价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