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管理与基层自治协调困境研究

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机制,如何协调两种治理机制,更好的发挥整体社会治理效果,是建立科学治理结构的必然要求。     

政府管理与基层自治协调困境研究

在社会多元治理背景下,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机制,因宏观上不同的内驱力、价值取向和运作机制,微观上政府职能扩张、群众自治意识淡薄和基层自治组织的利益聚合表达功能不强等因素的影响,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协调困境。为更好地发挥社会多元治理机制,实现社会的＂善治＂,必须找准路径,使这两种不同的治理机制走出协调的困境。     

政府管理与基层自治协调困境研究

在社会多元治理背景下,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治理机制,因宏观上不同的内驱力、价值取向和运作机制,微观上政府职能扩张、群众自治意识淡薄和基层自治组织的利益聚合表达功能不强等因素的影响,在具体的运作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协调困境.为更好地发挥社会多元治理机制,实现社会的“善治”,必须找准路径,使这两种不同的治理机制走出协调的困境.     

电子政务与电子治理

电子治理是近年来国际上针对信息社会的来临而提出的一种先进的社会治理形态,是电子政务的深化和发展。电子治理的实施领域包括电子民主和电子政务两个方面。实现从被动的信息获取到公民的主动参与,是电子民主呈现的显著特征,电子参与是电子治理运行的核心机制。     

新时代福利治理的政治意涵和政治机制

作为社会治理体系乃至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且有机的构成内容,福利治理不仅包括优化配置福利资源的社会化、协同性的模式或活动,而且还涉及社会安全的维护与拱卫、社会秩序的维系与巩固、社会公平的捍卫与表达、社会价值的守护与配置等众多政治实践,从而堪称经由福利政治覆盖的政治社会运行范畴。立足新时代,福利治理的政治意涵和政治机制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福利治理的政治意涵是构建福利治理的政治机制的理念载体,建构福利治理的政治机制则是彰显福利治理的政治意涵的根本表现。政治意涵主要包括福利治理的政治环境、政治输入、政治输出、政治反馈四个环节,政治机制则由福利治理的政党机制、制度机制、组织机制、价值机制所构成。     

空间分工制：一种新的城市基层治理机制

如何平衡国家对基层诉求的统一性与基层治理实践中的流动性始终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议题。伴随着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持续发生，近年来城市基层治理机制的创新形式层出不穷。同时，在不断创新的城市基层治理机制背后，必然有着一系列的结构条件和制度基础。由此，面对当前城市基层治理前沿发生的制度性变革与策略性创新，一种新的治理机制随之产生。“空间分工制”来自社会治理议题的空间化，即产生于总体性与实践性、制度实践和治理成本、多元绩效与过程考核三对复杂的关系之中。而在基层社会的实际运行过程中，新治理机制的运作体现为制度环境、主体合作、关系网络、任务统合和时间纪律的多重实践逻辑，代表着不同社会行动者和不同空间的交互。“空间分工制”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基层治理的有效性，同时也对基层社会治理产生了减负悖论与再组织化两种意外后果。新治理机制的运作，回应了基层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诉求。     

乡贤参与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与探索——以浙江临海“乡贤+治理”模式为例

当前,治理资源不足是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最大困境。内生性不足的农村社会亟需引入优质治理资源并进行治理机制创新。浙江省临海市在镇——村级协商民主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构建了三大平台,进行了四种协商的分类和提供四大机制的保障。乡贤作为一种治理主体,对于乡土社会来说有一种外在性,这种外在性是其优势也是其局限和弊端所在。临海市"乡贤+治理"模式经验表明,乡贤参与基层协商民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建立健全制度机制,以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社会治理体系的民间法建构

在社会治理的新阶段,治理的重心向基层下移,此时需要民间法的参与.民间法不仅是一种构成社会治理静态规范体系的制度资源,而且是一种构成社会治理动态运行体系的治理资源.权利秩序与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社会治理的动态运行体系的关键环节,民间法在这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间法依赖其内部所具有的主体要素、权利要素、规范要素、反馈要素,既能促进权利秩序的生成,也能支持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运作.     

新格局新作为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法治路径分析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提出使“治理”的主体更具多元性和多样性。新时代新征程如何让青年有新作为,如何让青年社会组织发挥最大效用,最大程度回应当前社会的需求是社会治理的新命题。意见凝合机制与社会对青年组织的角色期待是影响青年社会组织意向的两大因素;政府购买服务的双重影响与自发参与社会治理陷入困境是青年组织参与社会治理途径上的绊脚石;程序性规制的不合理是青年社会组织不活跃的症结所在。优化法治环境,完善政府购买服务体系,建立三方需求表达机制,革新程序规制是提升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行之有效的法治路径。     

风险社会及其治理机制论析

风险社会理论是西方学者基于对现代化、全球化引发的威胁力量作出的反思。“有组织的不负责任”使风险社会责任认定陷入困境，同时也对传统的风险治理模式形成挑战。在现代社会，单一的治理机制无法有效应对全球化时代的风险，整合政府、市场以及公民社会三大治理机制，构建多元参与和责任分担的合作治理成为一种路径选择。作为复杂性简化的一种有效形式，现代信任关系为合作治理的可持续性运转提供了机制依托。政府信任在整个社会信任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同时也是影响合作治理的重要变量，需引起特别关注。     

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理论逻辑

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提出是对中国共产党社会治理理念的延续与创新,其蕴含着丰富而独特的理论特征与时代意涵,反映了社会治理理论已从机制创新、架构完善推进到格局营造、制度建设的新阶段。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回顾梳理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理念,可以发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民立场仍然是其最为鲜明的价值依归,同时其具有"主体关系多元协同""治理机制协商共治""治理成果全民共享"的丰富时代意蕴,推动社会治理的制度化、法治化、专业化、智能化则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实践路径。     

社会变迁与经济发展中的社会资本降低:基于CGSS2013年的实证分析

众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发展是提高社会资本的关键因素,但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社会资本显著更低。本文使用CGSS2013年调查数据,解释了经济发展降低社会资本的发生机制。研究发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社会资本有三种中间机制: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同质性降低、社会信任降低及社会公平感下降共同降低了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下降将影响国家的治理绩效和经济增长,因此在国家治理层面应该确立制度化的治理机制,促进社会公平程度的不断提升。     

联防联控和群防群控:我国应急管理中的控制和动员机制——基于新冠肺炎公共卫生危机事件的分析

我国联防联控和群防群控机制分别是国家动员和控制、社会动员和控制的具体呈现。根据国家动员和控制、社会动员和控制程度的高低,可以把应急管理分为常规治理、管控型治理、动员型治理和半总体性治理四种形态。联防联控是科层制的改造和非常规运作,是管控型治理;群防群控是基层社会的唤醒和动员机制,是动员型治理。当联防联控与群防群控有效结合,应急管理实现了非常规的国家治理和非常规社会治理的再平衡,它具有强大的控制和动员能力,可以满足应急管理的效率需求。     

论习近平新时代社会治理思想

习近平新时代社会治理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从国家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统筹规划,结合现实国情,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治理的新理论和科学论断,即构建完善的社会治理体系,创新法治型治理机制,构建城乡综合治理联动机制,搞好基层社会治理,健全社会治理信息化机制,全面提高社会治理的社会化、法治化和科学化水平,打造新时代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习近平社会治理思想为中国社会治理指明了正确方向,是新时代指导中国社会治理的科学指南,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治理的最新理论成果。     

网络治理视野下的政府决策

网络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要求是实现政府和社会多元主体公共参与，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实现自我维护、自我管理。从传统的网络监管到符合时代发展方向的网络治理，可以有多种思路，从提高决策科学性，增强政府治理能力的角度看，可以考虑建立三种机制实现网络治理，即“政府－网民”应答互动机制、“政府－民间”第三方参与的网络舆情分析机制、“评估－纠错－问责”衔接机制。     

象征性治理——对政府治理失灵的一个概括

象征性治理是次于正式制度所欲实现的秩序的一种治理状态,是与主流意识所描述的理想治理状态存在一定落差的实际治理状态。象征性治理在现代社会中是广泛存在的,主要通过语言的、数字的、实物的和强制的四种方式实现。象征性治理形成的直接原因是官员为实现自身利益而过分追求外在形式;从制度角度分析,象征性治理是由官僚体制的内在激励机制扭曲与社会的外在监督机制约束不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一个和平的社会中,象征性治理是次要的治理现象。     

公共治理的理论基础:政府、市场与社会的三边互动

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作为公共事务管理的制度与机制安排,有其各自独特的行动资源及行动逻辑,也各有其特定的行动范围和有效边界。在公共治理理论的视阈下,政府、市场与社会都不是惟一的治理主体,三者间的互动、合作成为必然选择。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三种机制运行中各存在比较优势与不足,公共治理的理论基础是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三边互动。为了实现公共领域的良好治理,必须而且应当建立起三者良性互动的网络治理机制,在互动中开辟解决社会公共问题、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有效途径。     

司法机关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社会治理创新是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法治是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司法机关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是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司法机关推动社会治理创新要明确自身在社会治理格局中的定位和职责,理清与不同治理主体之间的关系,在法治层面提供社会公共服务,推进社会治理制度机制创新,探索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工作领域。司法机关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以司法体制改革为契机,以强化法律监督、延伸司法职能和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为重点,建构社会治理创新的法律制度体系和法治秩序。     

市域社会治理中基层政府与公众协作机制研究——以杭州市余杭区为例

余杭区作为杭州市域范围内基层社会治理的主战场之一,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成为突破市域社会治理传统瓶颈的关键。基于基层政府与公众协作在余杭区社会治理中的实践探索,健全党建统领工作机制、建立社会协作沟通机制、完善社会力量参与机制、优化"政社互动"机制、创新线上协同治理机制、强化队伍建设培育机制等,应该成为未来市域社会治理中基层政府与公众协作的实现路径。     

刚柔并济：党建化解基层治理悖论的逻辑——以西安市G社区“党建+片区大物业”为例

基层治理是国家行政力量与社会自治力量共同作用的交叉场域,形成了两种力量之间的张力,并围绕此张力凸显出三重治理悖论。基层党建是沟通国家与社会的桥梁。在此背景下,党建引领的治理逻辑如何平衡国家行政力量与社会自治力量之间的悖论?对西安市G社区“党建+片区大物业”的治理过程进行观察,发现党建在基层治理中表现出刚柔并济的治理逻辑。其中,正式结构、强关系与规范手段构成了党建治理的刚性三角,而非正式结构、弱关系与情感手段则构成了党建治理的柔性三角。党建的治理逻辑不仅展现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灵活方案,也揭示了政党在场下国家-社会关系的形塑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