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与行政执法衔接策略研究——兼论知识产权“三审合一”审判机制

随着知识产权战略地位的不断提升，与之相对应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制改革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话题。近年来，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有效指导下，一些地方法院在完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制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力图解决传统的知识产权案件级别管辖、部门管辖不统一的问题。其中湖北省及武汉市两级法院尝试进行了知识产权“三审合一”的审判模式改革实践，并针对我国现行知识产权审判体制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实行知识产权案件“三审合一”复合模式的建构选择。     

论知识产权“三审合一”审理模式的改革与完善

目前,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改革试点工作已经在我国范围内全面开展起来,在优化审判资源、简化(救)济程序的基础上有效发挥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整体效能,但是改革试点工作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为此借鉴国外的司法实践,探索建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将成为我国知识产权“三审合一”审理模式进一步改革与完善的方向.     

赋予海事法院刑事审判权之正当性分析

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海事法院缘起于改革开放之后发展迅猛的远洋经贸以及附随其后的海事海商纠纷，海事法院成立之初只审理海商案件和海事行政案件，刑事案件始终没有纳入其管辖范围，导致我国对海上犯罪疏于刑罚制裁，海洋生态环境与海上安全问题日益严重。当下，依法治国、海洋强国、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战略都对海上法治环境提出更高标准的要求。因而，提升国家公权力对海洋的管控能力，建立民事、行政、刑事“三审合一”的海事审判格局，巩固亚太地区海事司法中心①已是大势所趋。     

海事司法公正的立法和制度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实施十周年回顾与展望

颁布和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是有效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需要,是积极履行国际公约规定义务的需要,更是将中国建设成为亚太地区海事司法中心之一的需要。作为一部既具有中国特色又与国际公约接轨的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律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并有力地推进海事法院管理体制的改革、海事审判程序的完善和海事审判队伍的建设。     

论海事国际惯例在中国海商法语境下的适用

大宗散货经过海上运输经常会发生短重,承运人对大宗散货发生5‰的短重是否免赔在司法实践中的处理并不相同,海事国际惯例在中国海事司法中认定与适用不一.分析出现这种适用不一的主要原因,并指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68条第2款的内涵进行正确解读,在中国海商法语境下将海事国际惯例作为法律渊源在司法实践中予以适用,是作为海洋大国和航运强国的中国充分尊重海事国际惯例的重要体现,也是积极发挥海事国际惯例解决海商事纠纷功能的必然要求.     

远期运费协议的法律性质及管辖问题——评中国第一起航运金融衍生品纠纷

作为海事司法审判中出现的新类型纠纷,远期运费协议主要是为了解决日益突出的运费风险问题,它从传统的包运合同和期租合同进一步演变而来,使其在航运的基础上又具有了更多的金融色彩。从远期运费协议的产生、协议的主体身份以及交易形式等多方面对其法律性质进行分析,主张鉴于其与船舶、海上货物运输等密切相关,有关远期运费协议等航运金融衍生品纠纷丰富了海商法的内容,属海商法的特别范畴,适宜由海事法院管辖。     

知识产权三审合一的“合”与“分”——兼谈日本知识产权专门化审判模式及我国的路径选择

由于知识产权自身的特殊属性,普通审判模式难以公平、效率地解决知识产权纠纷,因而知识产权专门化审理模式已经成为世界发展趋势。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明确设置统一受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专门知识产权法庭,把知识产权三审合一推向了战略的高度;而在司法实践中,三审合一模式仅仅停留于表面的形式合,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实质合。与中国相似,日本知识产权审理模式经过历史嬗变,于2005年4月成立了知识产权高等裁判所,这为中国提供了良好的借鉴。从我国在现有的宪政体制出发,应弃三审合一、择二审合一,分步骤地尝试建立区域性知识产权上诉法院,待时机成熟后再向知识产权专门法院过渡。     

"三审合一"——知识产权案件司法保护新机制述评

我国目前由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和行政审判庭分别审理相关知识产权案件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模式,已不能适应积极保护知识产权、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下,建立起将所有知识产权案件全部收归"知识产权庭"管辖的审判新机制,并已取得不错的运行效果.基于此种"三审合一"之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机制的优越性,在总结试行经验并进一步完善之后,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     

论加强环境司法体制的理论构建

加强环境资源的审判工作,推进环境资源的司法保护,是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构建全面生态文明制度的必行之路,环境资源审判机构的设立是环境司法从理论到实践所迈出的重要一步。环境司法应当坚持因地制宜原则、效率与公平原则和可持续发展原则。建立和完善环境资源案件管辖制度、环境司法案件刑事民事行政"三审合一"制度和环境诉讼机制。环境公益诉讼要合理认定公益诉讼主体,降低诉讼门槛,合理确定环境公益诉讼的责任承担方式,并加强环境司法的教育宣传工作。     

海商法与破产法的冲突与弥合

海商法与破产法交叉适用过程中各类实体法律与程序规则冲突暴露，实体法律的冲突表现为船舶物权与破产财产，船舶债权与破产债权两方面；程序规则的冲突表现为海事诉讼专门管辖与破产程序专属管辖，船舶扣押程序与破产自动中止制度，船舶拍卖程序与破产财产变价分配程序三方面。这些冲突影响到实践中破产程序的有序、高效处理。在“充分尊重非破产法规范”“在破产特殊要求情形下改变非破产法规范”等破产法基本原则下进行法律解释，或可成为弥合两法适用冲突的途径，进而通过体系化、系统化整合后对司法实践产生指导意义。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论诱惑侦查之合法性标准

诱惑侦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即是其合法性的标准问题.本文在对国内外所提出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标准的利弊,提出了修正应立足客观,兼顾主观的标准,建立一种首先考察客观,然后考察主观的两步判断标准,以达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权的目的.     

比较法视野下的遗产范围制度研究

作为继承客体的遗产,其范围的确定不仅涉及被继承人及遗产债权人的利益,且关乎其他继承制度的设计.囿于当时立法环境和立法技术,现行法关于遗产范围的规定不能反映现实之需,与公众继承习惯亦不相符.借鉴他国立法经验,尊重民情,重塑我国遗产范围制度.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世纪之交的劳动法发展——一种全新的思维和开放的观念

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发挥政府的转移支付职能缩小贫富差距

贫困是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缩小贫富差距是各国政府都极其重视的问题,充分发挥政府转移支付的职能,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的、基本的方式之一。转型期我国的财力还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转移支付的效用最大化,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减少政府投资性支出,降低行政成本,向教育科技文化、公共卫生医疗、社保、农业等领域倾斜是唯一的选择。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定位——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实践中的新生事物。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应当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做出如下定位:一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外部监督;二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权力监督;三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事后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