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共权力透明化看公共问责机制建设

公共问责机制的建设是民主治理的重要标志和基础。目前,我国公共问责机制的建设仍存在法治化水平较低、问责信息不对称、民主体制不完善等问题,导致公共权力不透明,公共问责难以落到实处。政府应推动公共问责机制的建设,通过完善公共问责法制、强化公共问责制度、推动公共问责信息公开、扩大公民问责参与渠道等,推动公共权力运行透明化、公开化,提高我国国家治理水平。     

公共管理方式转向的必要性与路径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格局中,社会公共管理方式正在向多元化、协同治理的方向转变。协同治理能够避免单一主体社会管理方式的"失灵",是我国社会转型、建设和谐社会与法治政府的需要。协同治理过程中,在保障政府主导地位的同时,要积极发展与培育社会组织;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协同治理制度体系与参与机制。     

十八大以来城乡基层治理的新方向、新格局与新路径

十八大以来围绕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各地城乡基层的实践创新迅速展开:以大部制和扁平化为方向的基层行政体制改革持续推进;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结合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不断完善;多元协同和开放流动的社会治理形态初步形成;城乡基层民主参与逐步常态化。在此基础上,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基层治理新格局不断建立健全,并呈现出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互动协同、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创新并举、城乡基层行政体制机制改革联动的发展特征。在"十三五"阶段,通过优化基层政府权力配置、培育基层社会自主性、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以及促进城乡基层治理民主化和法治化,从而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和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     

公共管理方式转向的必要性与路径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格局中,社会公共管理方式正在向多元化、协同治理的方向转变。协同治理能够避免单一主体社会管理方式的“失灵”,是我国社会转型、建设和谐社会与法治政府的需要。协同治理过程中,在保障政府主导地位的同时,要积极发展与培育社会组织;积极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协同治理制度体系与参与机制。     

“参与式治理”理念嵌入下的公共文化服务走向

公共文化服务是国家履行公共职责,保障民众基本文化权益的重要手段,提供有效的公共文化服务是实现政府存在伦理、价值、方式的必要前提。当前,在民众不在场、非文化部门缺位、社会力量乏力等因素的限制下,公共文化服务在现实运作中出现一些形式化、片面化、局部化等问题,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利益保障属性无法得到充分实现,结果则表现为民众利益的受损。参与式治理是一种治理模式,侧重于强调利益相关主体协同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处理中,生产政策和分配资源。借鉴"参与式治理"思维,当前的公共文化服务应在民意表达与回应、政府内部组织协调机制、公私合作、社会组织参与等方面进行体制完善与模式创新。     

公民身份视角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现实路径

以"善治"为目标的现代国家治理,其理论根基是建立在国家与公民、政治共同体与个体之间关系基础上的。作为一个"动力概念",公民身份的理论意蕴体现在对个体与共同体、公民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关照,因此能够作为考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个视角。在公民身份理论视角下,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治理主体与结构上遵循"以利益相关者为中心的协同合作治理"逻辑;在治理机制与方式上遵循"公共理性、民主协商与法治化治理"逻辑;在治理效果与评估上遵循"实现正义的政治社会秩序,共享发展成果"逻辑。遵循以上逻辑,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着力点在于以公民本位的多中心治理为理路完善国家治理格局;以公民身份权利深化拓展为目标构筑国家治理体系;以决策中的民主协商实践为依托优化国家治理机制;以推进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为导向改进国家治理方式。     

政府回应的理论分析及启迪

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指出 :“要加强民主政治建设 ,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目标 ,也是增进政府责任性、回应性的重要途径。切实贯彻全会的精神 ,增进政府回应性 ,需要理论和实践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本文从政府管理理论的发展和行政管理模式嬗变的角度 ,对政府回应理论作一般性的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对增进我国政府回应性作初步的探讨。一、政府回应的理论分析自 80年代开始 ,西方一些国家为使政府管理现代化而提出了增进政府的责任性、回应性和效率的改革目标 ,后逐渐成为各国行政改…     

政府的责任性取代其回应性何以能说通

《理论月刊》2012年第2期刊发了郑州大学刘兆鑫讲师《好政府不能"有求必应"———对政府回应性逻辑的质疑和超越》一文,文章主要探讨了"政府回应性的逻辑谬误"、"用责任性取代回应性"和"从政府责任到公共责任"等三个方面的内容。文章中刘兆鑫讲师认为走向复杂治理的公共行政不能以回应性为逻辑,提出了好政府不能"有求必应"这一主张。在其理论分析中,要以政府的责任性来取代其回应性,进而走向公共责任。相关分析缺乏科学推导之处,在此试着提出不同的见解。     

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传播的信息选择与政府公信力建设

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传播的信息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公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评价,其中信息选择的真实性和回应性对政府公信力建设尤为重要。当前我国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传播的信息选择方式不当往往会对政府公信力造成不利影响。优化之策在于树牢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信息传播的公共理念,夯实政府公信力基础;完善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信息传播的选择机制,提高政府公信力水平;加强突发公共事件中政府信息传播的法治化建设,保障政府公信力实现。     

强化政府决策监督与问责的三个维度

由于政府决策能力的重要性,回应时代之挑战不断优化政府决策能力,是改善国家治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持续实现、增进和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是创新社会治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也是增强和维护政府合法性的需要.其中,健全监督问责机制,不仅对政府权力实现有效监督,给各级领导干部行使权力戴上了“紧箍咒”,更是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的关键.     

好政府不能“有求必应”——对政府回应性逻辑的质疑和超越

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要求政府加强回应公众服务要求的呼声日益高涨。然而,走向复杂治理的公共行政不能以回应性为运行逻辑,更不能简单地以政府满足公众需求的多寡作为衡量服务型政府实现程度的标准。以回应性引导行政改革是错误的路径,容易误导公共行政走向回应超载的危险境地;从公共权力的权责一致性出发,要用责任性取代回应性。政府要对公共利益负责,要将责任意识内化为行政人员的首要观念。服务型政府建设要注重扩大共同体责任的范围。     

电子监察问责:价值、实践与反思——行政问责制度改革的信息化视角

西方电子政务的发展历程表明,信息技术嵌入行政问责制度的实践是信息社会政府治理变革的主要趋向之一。中国目前在电子监察系统中设计并执行了责任追究的机制,是电子监察问责的具体载体。电子监察问责是监察部门利用电子监察系统的实时数据交换信息,监督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违纪、违规等行为并追究责任的过程。它主要遵循公共性、责任性和依法行政的价值理念,在具体实践中具有问责规范、透明、专业的工具合理性,但因技术至上的误区,存在问责的伦理、制度和治理的困境。因此,加强伦理道德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坚持监察体制改革、创新政府回应和评估机制是推进电子监察问责的主要路径。     

论依法治国动力机制的嬗变

在推进我国依法治国进程中,政府推动是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动力机制,政府推动有利于我国法治建设快速发展,但也面临发展困境,可能导致法治建设手段与目标间的逻辑困境、法治建设动力衰减和民众参与信心不足。公众参与作为动力机制的现代回应有利于整合社会阶层利益、化解社会矛盾,有利于增强公共决策的质量、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有利于为依法治国营造良好环境。我国依法治国动力机制将实现由政府主导向政府主导和公众参与相结合的转换。     

乡村公共文化的实践逻辑及其治理

乡村公共文化包括公共文化服务和村落自组织文化两种实践样态。公共文化服务因文化阵地建设的供需分离、文化活动重"送"轻"种"、文化资源开发的异化现象等问题在实践运行过程中呈现出"内卷化"逻辑;村落自组织文化因文化责任主体缺位、组织主体弱化、参与主体缺失等因素在实践运行过程中呈现出"无主体逻辑"。两种实践逻辑对乡村治理产生了消极影响,为了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应建构国家资源与村社组织协同的公共文化发展模式。这一协同治理模式的实践过程本质上是通过国家介入来激活地方性内生文化资源,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实现多方利益主体的合作,激发出社区的文化活力,确立起文化主体性。     

基于多中心治理的公共政策产出机制研究

公共政策产出存在多种机制:政府主导的"内生型"、公众有限参与的政府"回应型"、多中心治理下的"网络型"等。在各民主制国家多种政策产出机制是并存的,只是由于民主政治发展程度不同,三者所占比重不等而已。在治理理论成为一种政治思潮的今天,多中心的"网络型"政策产出机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和关注。这既给传统的政策产出机制带来一系列的影响,也使得该机制的不足得以暴露,如何进一步优化这一政策产出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公共政策产出机制研究:基于多中心治理

公共政策产出存在多种机制:政府主导的"内生型"、公众有限参与的政府"回应型"、多中心治理下的"网络型"等。多种政策产出机制在各民主制国家都是并存的,只是由于民主政治发展程度不同,三者所占比重不等而已。在治理理论成为一种政治思潮的今天,多中心的"网络型"政策产出机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欢迎和关注。这既给传统的政策产出机制带来了一系列的影响,也使得该机制的不足得以暴露,如何进一步优化这一政策产出机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论点摘编

服务型政府建设：理论范式与实践逻辑 陈潭、黄金在《学海》2011年第2期撰文认为,服务型政府作为一种基于公民本位、崇尚服务理念、追求公共利益的现代政府模式,近年来逐渐成为我国政府改革中的热门话语。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是一个综合性课题,在委托代理理论、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和公共治理理论的基石上,为了更好地实现公正与平等、效率与竞争、廉洁与透明、民主与参与等公共价值,建设法治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回应型政府和企业型政府成了必然的路径选择,这亦是实现善治的必然逻辑。     

突发性公共事件治理模式分化及现代化转型

随着我国“国家-社会”关系的变迁，政府应对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方式实现了由管理到治理的飞跃。目前，我国形成了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和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目前，我国突发性公共事件治理三大模式的实践表现都未能满足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因此明确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强化政府主导下“一核多维”的治理框架、推动多属性治理的法治化，能够推动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明确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加强公私协同关系的制度化建设、实现公私主体在协同关系上的情感嵌入是实现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现代化转型的路径。明确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的应用场域、强化社会主体的自治能力、促进与公私协作型治理模式的衔接，能够实现社会自发型治理模式的现代化转型。     

基于EMAC模式的多省交界区公共危机跨界治理机制北大核心CSSCI

多省交界区是我国公共危机的多发地段,"囚徒困境"与"屏障效应"严重影响治理效果。以湘渝黔边"锰三角"为例,分析了我国多省交界区公共危机跨界治理"至下而上"推动和"至上而下"干预模式,存在着治理主体单一、缺乏规范化的跨边界合作治理制度保障和一体化协同合作机制等缺陷。美国《州际应急管理互助协议》(EMAC)以法律的形式构建了跨州协同治理框架和运作机制,给我国多省交界区公共危机跨界治理极大启示。我国多省交界区应构建全国性的危机救助合作框架、跨省多中心治理网络、一体化的运作流程,以实现跨界协同治理目标。     

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协同性

作为判断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重要标准的协同性，既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属性，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要求和达成善治目标的重要途径。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协同性的前提和基础在于既要通过民主建设增强治理体系的合法性，又要以法治手段保障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加强治理体系协同性的关键和突破口则在于构建多中心主体的国家治理结构，妥善处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在尊重彼此治理主体地位的同时，实现三者的新型协同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