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社区治理中居民参与的作用

治理理论强调主体的多元化,主张在公共管理过程中政府和社会共同承担责任,寄希望于形成一个互信互利的社会氛围。本文分析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意义,指出居民参与对国家民主化进程,社区治理工作乃至居民自身能力的都具有促进作用。     

基层治理中“熟人社区”治理模式的证成

“熟人社区”不是传统熟人社会的简单复制,它在规范基础、联结机制、实践目的三个方面与传统社会存在区别,熟人社区是现代社会法治框架之下的一种基层治理样态。熟人社区治理模式的运作逻辑不是基于政府部门的利益,也不是基于行政运作的机理,而是基于社区自身的美好生活需要。熟人社区治理模式能够在很好地实现“权力下乡”的同时,提升基层社会公共服务产出的水准,保障和促进社会组织与社区居民对基层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新格局的参与。熟人社区治理模式具有可实践性、可推广性,该治理模式实现的关键在于,尊重、信任与保障基层社会的权利空间,同时在基层社会的实践空间中持续地以契约形式引入专业的社会力量。     

疫情防控视域下社区媒介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优化:演进韧性与技术嵌入

演进韧性强调系统在危机中变化、适应和转变的能力,为现代风险社会中社区媒介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优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和视角。据此审视疫情防控中邻里互助、技术嵌入下以信任与合作为基础的多元交叉网络、社区中“隐私悖论”负面性的消解及微基建项目的推进发现,疫情防控期间社区的内部边界并未封闭,居民主导的治理模式在强调社区韧性的背景下愈发重要。社区媒介结合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去中心化赋权,为居民自治机制中由“精英模式”向“共建人模式”转型提供了替代方案:通过设计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社区社交媒介,在其与线下公共空间的互动中完成共建人的开发与培养,继而发展多样的内生性社区自组织以建立居民自治主导的社区韧性。     

社区治理模式转型下的农民参与"新农合"分析——以内蒙古姚村为例

以往对农民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的研究缺乏从农村社区治理视角的分析。以内蒙古姚村农民参与新农合为例,从社区治理模式转型这一视角分析农民在参与新农合制度中存在的不足,认为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在由宗族型向由自治组织型的转变中,农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在参与决策制定、参与过程和参与结果的掌控方面存在缺乏组织依附、自我管理差的不足。加速自治组织的完善,克服农民的原子化倾向,提升农民社区参与程度,才能保证惠农支农政策的实施。     

“扩”与“缩”的共进:变革社会中社区治理单元的重构——以杭州市江干区“省级社区治理与公共服务创新试验区”为例

中国数十年社区建设有两条基本的路径(逻辑),一条是政党-国家(政府)中心论,另一条是社会-居民中心论。这两个路径造成社区治理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两个困顿。第一是社区居委会行政化之愈来愈彻底,或者日益被边缘化。第二是作为共同体的社区变成了行政区,居民参与度依然较低,认同程度低,形成了"夹生人"社会。因此,如何解决,或者是找出一个平衡点或突破口就显得相当重要了,现实迫使人们不得不把眼光转到治理单元的创新上来,各地做了不少探索。本文旨在展示出在已有的框架下杭州市江干区在社区治理与公共服务的实验过程中如何在两个看似反向的维度上同时进行创建以推进社区治理的水平。杭州市江干区通过一扩一缩(一大一小),扩的方面是建立"联合社区",推行"大社区制",旨在强化国家(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有效管理,缩的方面是建立"邻里坊",旨在推进自治与居民的参与,对社区治理单元进行修缮性的重构,由此提升社区治理的水平。     

破产企业单位社区再造的治理路径研究--以成都市L社区为例

社会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城市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我国城市单位社区是城市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地制宜探索城市单位社区治理模式有利于完善城市社区建设、健全社会治理体制、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成都市L社区为破产企业单位社区,其治理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共建共治共享为导向,以社区再造为路径,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良性治理模式。但现阶段仍然存在社区空间利用率不足、市场化机制缺位、“单位人”动员作用有限、社区居委会负担过重等问题。本文基于实地调研的数据资料,结合社区治理的基本原理,探讨破产企业单位社区向新型城市社区转型的实现路径,即提高社区资源整合度,进一步引入市场机制,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减轻居委会行政负担,以提高破产企业单位社区的治理能力。     

社区治理视野下的社区民间组织发展——以珠海为例

本调研小组通过实证调查的方式发现并分析了当前珠海市社区民间组织存在的问题,其中包括社区居民对社区民间组织了解程度不高,社区民间组织提供的服务内容不均衡,缺乏政府支持以及社区民间组织的参与率不高等。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以彻底落实"社区本位"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为基础,以社区居委会为平台,多元化地拓展对社区民间组织的政策和资金扶持的渠道,创新调动社区居民参加社区民间组织潜在动力的实际措施,建立社区民间组织宣传机制,扩大社区民间组织影响力,让社区居民更加了解社区民间组织。     

大数据时代社区应急治理中居民隐私顾虑之化解

大数据时代社区应急治理现代化既要运用大数据技术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效能,也要兼顾对居民隐私权的有效保护,消除居民隐私顾虑。隐私权的双重属性和社区应急治理中不规范的居民信息采集、使用和泄露行为会导致出现侵害居民隐私权的情况,使居民产生隐私顾虑。因此,大数据环境下社区应急治理需加强对居民隐私的保护,从法律、责任、多元主体协同等层面建立居民隐私顾虑化解机制,平衡社区应急治理中社区公共利益与居民个人利益的张力和冲突,提高社区应急治理效能和治理现代化水平。     

社区治理中的组织关系

社区是城市社会的细胞。它既是国家治理活动的微观空间,同时也是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基本单位。社区自治发展至今,已经基本完成了组织构建与制度成型这两个任务。迈入第三阶段的社区自治的主要任务是实现制度和功能的良好运作,从而使社区自治完成由"被组织"向"自组织"的转变,通过良好的社区自我管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治。本文阐述了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基于社区自我管理的现实需要,形成的社区自治的多元参与治理结构与社区组织间平等协商的网络关系,以及居委会应如何在这一结构关系中扮演好"主体"角色。     

我国城市社区自治建设研究

我国的城市社区自治是在政府职责与城市基层社会有效衔接过程中形成的,其中,政府发挥着主导作用,社区组织和居民参与是社区自治的主体,三者共同形成了政社合作的良性互动模式。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城市社区自治也经历了由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并在实践中形成了许多具有鲜明特色的城市社区自治建设模式。     

城市社区治理中的积极分子动员与保护

城市社区具有丰富的积极分子资源，他们是社区治理中的关键少数。社区通过“熟人圈子”党支部、党支部实体化、党支部功能扩张和组织生活特色化等方式动员与吸纳党员积极分子，以及通过人情动员、选举吸纳与激励等半正式治理机制，社区将积极分子动员起来并吸纳到社区治理体系中，能有效缓解社区治理的资源困境，提高社区治理成效。为提升积极分子参与社区治理的程度和效果，社区在动员积极分子的同时，还需要通过营造保护积极分子的舆论氛围，构建组织网络，完善对社区内破坏公共秩序、损害公共利益行为的制裁机制，增强法律与制度执行力等方面加强积极分子参与社区治理保护机制建设，提高积极分子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增强他们参与的荣誉感、获得感和可持续性。     

街道乡镇政府信任与居民的社区志愿精神——基于南京市若干城乡社区的实证调查

以南京市城乡若干社区的实证调查为研究个案,深入探讨居民对街道办(乡镇)政府的信任度对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的意愿与居民的社区志愿精神究竟有何种程度的影响。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居民对街道办(乡镇)政府的信任度与居民的社区志愿精神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对于各级政府而言,本研究的政策含义是需要特别关注影响居民对街道办(乡镇)政府信任的各种居民背景因素,培育居民对街道办(乡镇)政府的信任感和亲切感,不断促进居民社区志愿精神的孕育与成长,从而凝聚成社区草根民主成长的动力和纽带。     

论经济性特区的社区治理:二元社区形态与差异治理模式

近年来,经济性特区的社区呈现出过渡型与新市民型的新二元社区形态.调查显示,过渡型社区是在城中村改造进程中,农村自然村逐步过渡到城市居民小区的社区形态,其人口结构主要以当地农民与外来暂住人口为主；新市民社区主要是由于产业扩张与产业升级而吸纳的拥有资本与技术背景的新市民而形成的社区形态,其人口结构主要是外来人口,一般已购买商品住宅并拥有当地户口.针对过渡型社区秉承管理与服务的双重理念,应采用管理式服务治理模式,实现管理与服务的协调统一；针对新市民社区秉承自治与服务的双重理念,应采用自治式服务治理模式,实现自治与服务的协调统一.当前,在经济发达地区,总结经济性特区的社区治理新模式具有重要的推广价值.     

社会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研究

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当前,在推进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的进程中却面临着诸多现实困境。文章以社会治理现代化为视角,剖析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建设存在的困境,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社区治理法治化道路。     

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动力、实践逻辑和行动指向

城市基层党建是以街道党委和社区党支部为主体，由街道辖区内各单位党组织共同参与的区域性党建，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不仅是理论课题也是实践课题。国家顶层设计的支撑驱动、基层党组织的自我革命需求、回应社区治理现实变化等共同构成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动力。政治引擎逻辑、价值引领逻辑、资源整合逻辑是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逻辑。城市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行动指向在于，要以满足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出发点，动员引领各治理主体、融合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嵌入整合各种治理力量和治理资源，构建各主体间优化协作的治理新秩序。     

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动力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0数据的研究

在社区治理中,公民有效参与是对基层民主制度的一种完善。现有的研究提出了社区治理中公民参与动力的三个视角:制度供给,自身利益与政治认同。本文利用CGSS2010数据,探讨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动力与上述三个视角之间的关系。     

政府在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伴随着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我国城市已全面进入社区时代。城市社区的发展,直接制约着城市的进程和社会的进步。本文通过对我国政府在社区治理中存在问题的全面分析,探讨了政府的角色转换及定位思路,以实现社区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     

中日社区矫正中的社区参与模式比较研究

社区矫正中社区参与模式的构成要素包括参与目标、参与主体、参与对象、参与客体、参与质量等.从参与主体上看,我国的参与模式是“2+N”模式,日本则是“保护司”模式.我国参与模式的优化路径包括科学设定参与目标、合理强化参与主体、适度扩大参与对象、深度落实参与客体、着力提升参与质量等.     

从社区治理到公民治理——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应然逻辑

本文界定了公民治理的核心概念,以治理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公民自治理论等为基础,用六个分析指标分析了当前中国社区治理的情况,提出了公民治理的分析框架,得出了只要能够克服一些局限性,中国社区治理的发展趋向就是公民治理模式的结论。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变革的三级模式研究——基于行政生态学的视角

本文借鉴里克斯的行政生态分析法提出我国社区治理变革的三级模式：前治理阶段的社区管理模式（融合型社区管理模式）、后治理阶段的社区管理模式（衍射型社区管理模式）、过渡阶段的社区管理模式（棱柱型社区管理模式）,并通过分类比较总结出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及特征,为完善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提供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