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白从宽”应成为一项法律制度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一直是党和国家的一项政策。近年来,有人对此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这是一种诱供,甚至导致“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主张彻底抛弃这一政策。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失之偏颇。我们应该从历史的、辩证的角度看待这项政策,既要看到它在历史上     

沉默权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本文肯定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刑事政策存在的必要性、必然性,对有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一刑事政策的误解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沉默权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之间有关的问题。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是量刑的依据吗?——与张绍忠、曲焕森二同志商榷

读了《人民司法》八○年第九期刊登的张绍忠、曲焕森二同志《旁听公开审判中所感到的》一文,对文中关亍“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理解和使用,有点不同看法,提出来与二同志商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是在开国初期对惩罚犯罪分子实行的一项政策。但在刑法、刑诉法颁布后,是否仍须执行呢?回答,应是否定的。理由是:一、“坦白”与“抗拒”都不是我国刑     

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量刑的依据吗》一文的析疑

《人民司法》今年第1期刊登韩洪杰同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量刑的依据吗》一文,(下称“韩”文)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与刑法的关系阐述了四点见解,并由此得出结论:在刑法、刑诉法颁布以后,不应再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笔者对此有不同认识,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与韩洪杰同志商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党制定的对敌斗争和惩罚犯罪的政策和策略。它已为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那么,刑法颁布以后,这一政策是否应予否定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辩解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司法政策,对于打击敌人、惩治犯罪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有学者提出,公安、检察机关在刑事侦查阶段实行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与法治精神相悖,即侵犯公民言论自由、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和违反公安、检察机关的法定权限,进而主张将其取消①。笔者不揣粗浅,以相左的几点理解,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作一辩解。 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再认识 不可否认,“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司法政策产生于革命根据地时期,最初的特定基础已经不复存在。但事物总是在不断变化和前进的,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日…     

论沉默权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关系

沉默权与我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刑事政策并不冲突,二者在实现法律正义、执法公正方面是一致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应当是相辅相成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有助于鼓励被追诉者放弃沉默权,提供真实的口供;沉默权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相结合,更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与无罪推定的关系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一项关于刑事责任裁量的政策,它适用于根据实体法已经构成犯罪的人,适用主体是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中的侦查人员只是对犯罪嫌疑人提前告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他们并不是适用这项政策的主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本身与无罪推定原则不存在必然的冲突。     

坚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基本政策

我国《刑法》公布实施以后,由于刑法总则里没有明确写上“坦自从宽,抗拒从严”的规定,因而有些政法工作者认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不适用了。究竟应当如何认识和执行这项政策,目前政法界正在进行讨论,我想就这个问题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论“坦白从宽”的法律化

本文针对社会上流行的“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的悖论和实践中存在的“侦查破案用政策,审判处理难兑现”的困惑,以及在沉默权制度冲击下法律界和舆论界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质疑,试图结合实践与理论,为“坦白从宽”正名,探讨在我国建立坦白从宽的法律制度的意义,引导法律立足现实的价值取向,实现刑罚惩治和预防犯罪的最佳效应。     

“抗拒从严”不能作为量刑的依据

<正> 准确地量刑,是有效地与犯罪现象作斗争的一个重要环节。依据什么量刑呢?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一直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作为量刑的依据之一,新刑法颁布后,有的同志仍把它作为一贯政策在刑法理论和实践中继续沿用。对此,我持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把“坦白从宽”作为量刑的一个依据是正确的,符合我国刑法的原则;把“抗拒从严”作为量刑的依据,则是不正确的。所谓“抗拒”,就是指犯罪分子拒不认罪,坚持犯罪立场,或作虚伪陈述,狡辩抵赖。对他们必须以犯罪的事实情节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处以应得的刑罚,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是否可以以拒不认罪作为从重量刑的依据呢?回答应该是否定的。     

义务本位主义的刑事诉讼模式 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的程序效应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一项在我国实行多年的刑事政策。刑法学界往往将其视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组成部分,而诉讼法学界则更为关注这一政     

对“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政策的再认识

犯罪分子实施犯罪之后,在司法机关面前交代罪行的态度,坦白或者抗拒,是否影响处刑的轻重?我认为,回答应该是肯定的.我国刑法是根据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制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这个政策的重要原则之一,依据认罪态度来区别从宽从严也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也是我国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理性思考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日益受到人们的质疑 ,不少学者主张予以废除。但是 ,本文认为“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其本质与辩诉交易等具有一致性 ,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弥补缺陷 ,进一步完善以使其发挥应有作用     

读者来信

编辑同志:常见这样的判决书,判决部分写道,“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一贯政策,判处罪犯×××……。”这样写法,究竟是从宽还是从严?交待不清,使人茫然。我认为,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在实践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我国一贯坚持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感召犯罪分子悔罪自新,分化、瓦解共同犯罪,促进罪犯改造等方面有着巨大的积极作用。但是,近年来由于多种原因,这一政策的作用却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在一些羁押场所甚至出现了“坦白从宽,牢底坐穿,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不可入律性探讨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我国长期适用的一项刑事政策,时过境迁,在建设法治国家的法治大背景下,产生了针对此项政策的不同态度:彻底废除、延伸引用等等。本文通过将此项政策与坦白制度、辩诉交易制度进行比较和分析,认为不论是从法理还是司法实践的角度,"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制度都不具备写入法律文本的资质。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口号是个历史错误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原是一句带有浓重阶级斗争色彩的政治口号，“文革”期间颇为盛行，成为批斗“阶级敌人”的武器，无数冤假错案就是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中发生的．     

关于“坦白”和“抗拒”的程度和等级问题

关于“坦白”和“抗拒”的程度和等级问题,这是坚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正确量刑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问题还有待于在司法实践中逐步总结和探讨。根据我的体会,对“坦白”和“抗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再质疑

《法学》2000年第1期载文《“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质疑》令人欣赏。虽然与作者有同感,但还不限于此,试讨论如下: 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与沉默权 我国刑事诉讼法非但未赋予被追诉者沉默权,反而使其承担了如实回答的义务。此时,尚不能断言“如实回答”是被追诉者的一项供诉义务。     

要善于执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是我们党根据无产阶级改造人类、改造社会的伟大历史使命制定的,是我们党长期以来同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作斗争的经验总结。几十年来的斗争实践证明,它是改造罪犯,同罪犯作斗争的一项行之有效的政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在我国刑法中虽然没有专作规定,但是,它的内容包含并且贯穿在刑法总则的指导思想及有关条文之中,例如:刑法规定“犯罪以后自首的,可以从轻处罚”;“在执行期间,如果确有悔改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