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共精神的现状、培育困境及对策建议

公共精神孕育于现代公共生活之中、以公共性为基本价值信念和伦理诉求,其"公共性"的核心在于关注公共利益,追求公共价值,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公共精神能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精神支撑,但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等五个层面来看,我国社会公共精神仍然比较缺乏;从个人、社会和政府三个层面来看,我国公共精神的培育面临系列困境。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当代中国社会亟需公共精神的关照,加强公共精神教育、扩大公共参与、拓展公共领域和完善法治体系是当前我们培育公共精神的现实途径和可行举措。     

作为公共行为的爱国主义——论当代爱国主义的实践观

爱国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自然情感,更是人的社会性的要求。因而,将爱国视为一种公共行为,是每个社会中的公民都应该具有的基本理念,是我们理解爱国主义的另一个合理维度。当代中国社会爱国主义教育如何从内容与方式上实行转变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从现当代国家——社会关系结构的影响角度看,爱国主义精神的培育与公共空间的创生应该是相互促成的。在当代中国,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应将爱国行为作为当代国家中合格公民的基本条件之一,以鼓励公民投身公共领域、关注公共生活世界作为爱国行为的主要内容。     

陌生人社会、公德与公共精神

传统熟人社会中的道德主要是一种调节、维系私人间关系的道德,这种道德侧重于从积极的角度要求行为者为特定的对象去"做"点什么,以帮助、成就、满足对方,即它主要措意于处于特定私人关系中之人们彼此之间的"义务"。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转型,我们需要强化调节陌生人之间关系以确立基本公共生活秩序的公德意识和素养。公德首先并主要从消极的角度来规范、约束社会成员的行为,其所主要措意的,是对人们不受别人干扰之"权利"的尊重。调节私人间关系的道德可以通过正面示范来建设,而强调"不能够做什么"的公德意识只能更多地依赖于树立"反面教材"来培育。公德所要确立的是公共生活之基本秩序的底线,而真正有生机有活力、能增进公共福祉的公共生活,则依赖于社会成员更积极的"公共精神"。     

大学生精神生活物化表现及应对策略

在精神生活物化趋势日益凸显的当代,大学生中也出现了精神“亚健康”、过度消费、攀比、缺乏担当等精神生活物化表现.这主要是由社会大环境影响、大众文化包围和网络化生活方式普及所造成的.应该积极塑造大学生的主体意识,构建核心价值观,丰富精神生活方式,引导大学生成为释放精神正能量的自觉规范群体.     

公共精神之解读

公共精神是指孕育于公民社会之中,位于最深的基本道德和政治价值层面的以社会发展为依归的一种价值向且渗透于政治经历文化领域的精神传统。公共精神具有四种特征,源自古希腊,卢梭的公民观是对其的继承和发展。公共精神精神的培育依靠教育和参与两种方式而得以形成。而对西方公共精神的分析有助于当代中国公共精神的塑造。     

低碳生活的伦理困境与出路

作为低碳生活伦理基础的节俭与责任在公民的道德生活中遭遇到了难以逾越的挑战与困境。节俭伦理遭遇消费主义文化的挑战与冲击,责任伦理困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个人主义盛行。我们认为,要使低碳生活成为人们现实的选择和实实在在的生活方式,除了坚持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逐步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还需要重建消费伦理规范、引领大众审美情感,发挥官员道德示范、培育国民公共精神,创设责任实践机制、完善责任实现条件等方面进行努力,通过伦理和社会力量的引导,鼓励更多的人们追求高尚的精神文化生活。     

试论舆论监督与社会公共精神的构筑

在当代中国,随着社会进步和文明程度的不断演进,舆论监督的巨大作用日益显现,它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反腐倡廉、推进民主、实现法治的重要支持力量。同样,舆论监督对于在社会中构建和传播公共精神也有着不可或缺的助推功能。     

公共精神与公民参与

公共精神是民主社会公民所具备的基本美德；公民参与是公民精神的最直接体现。我国社会公共精神的缺乏直接影响了公民参与的主动性、有序性和有效性。我们应该在引导公民参与公共生活和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塑造公民的公共精神。     

论公共精神

现代国家中的个人以公民身份建构起不同层次的群己关系,公民资格中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支撑起公共生活的骨架,包括社会和政治两个层面的公共精神赋予公共生活以生命意义。当前,我国公共精神呈现出衰落和弘扬并存的阶段性特征,其发展受制于市场经济改革不彻底、政治体系的吸纳功能不足、社会向上与向下矛盾发展的变化趋势、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建构与撕裂等挑战。因此,公共精神的涵养需要我们变维稳思维为维权思维,从制度的配套和程序的可行两个方面使公民的权利内容和保护落到实处;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制度精细化;以过程监管来鼓励社会自组织;以增强公民的权利行使能力为目的,培育公共精神。     

乡村公共精神：内涵、资源基础与培育

当代乡村治理转型呼唤着乡村公共精神作用的发挥。乡村公共精神具有丰富的资源基础，其传统与现代资源分别遵循着关系理性和交易理性的逻辑。乡村公共精神的培育需要立足于中国的传统与现实，即需要在充分利用中国本土资源的基础上，顺应现代化的基本趋势并服务于乡村社会的民主治理，以推动乡村公共精神由内生自发向制度建构延伸、由宗法伦理向契约精神转型、并从熟人社会走人公众世界。     

当代青年科学生活方式的构建

生活方式是一种流行的精神态度或生活理论,受西方消费主义的影响,不全面、不和谐、不科学、不可持续等构成了当代青年生活方式的不谐音。为此,构建当代青年科学的生活方式要体现人文精神、符合社会要求、突出生态意识和弘扬道德精神。     

现代性语境中青年精神生活的理性建构

随着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当代青年精神生活遭遇到现代性虚无主义困扰。世俗化是青年精神生活虚无主义形成的时代背景,价值僭政是青年精神生活虚无主义生发的内在机理,而个人主义则是青年精神生活虚无主义形成的文化基因。针对当代青年精神生活的虚无主义困境,需要深化改革为建构青年精神生活营造精神家园,重塑信仰为建构青年精神生活提供价值认同,转化传统实现青年精神生活的现代超越。     

科学认识权力属性 正确行使公共权力

要全面、准确地认识公共权力的基本属性,必须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权力的论述,深刻领会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领导权、执政权等方面的重要思想,全面把握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树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一系列重要精神,充分认识并理解社会主义国家公共权力的独特属性。权力具有公共性。从权力的来源看,它是起源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生活秩序的需要,在本质上是一种凝聚和体现公共意志的力量,是人类社会和群体组织有序运转的强制力。在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公共性充分体…     

身体哲学视野下当代青年精神生活发展的基础、困境与出路

本文从身体哲学的视角看我国当代青年精神生活的发展。认为当代青年精神生活的问题有其深刻的时代哲学背景,当代青年精神生活的发展意味着社会本身的深刻变革。发展当代青年精神生活,必须发挥社会系统的整体功能,注重身心整体观的建构,重建身体和心灵在身体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城中村街头空间看“庶民对抗性公共”——以武汉市高王村和吴家湾为例

通过对武汉市两个城中村的人类学调查,展示了农村移民街头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街道的空间结构到陌生人的交往方式、再到当地人对街头的开水房和公用电话的使用,分析了城中村街头生活中公私杂糅的空间使用特点,并指出它是农村移民争取城市权利的一种日常生活空间抗争实践。它作为一种"庶民对抗性公共",有助于丰富我们对于街道在现代城市公共生活中的地位的想象。     

现代城市公共生活的伦理关怀路径

随着市场经济和城市现代化的发展,城市传统的社会结构、社会秩序的运行方式和社会功能也悄然地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伦理关怀作为交往主体间的公共原则、交往契约和行动指南,成为现代城市公共生活应然的价值取向。揭示现代城市变迁以及当代城市公共生活伦理关怀的现实困境,探究伦理关怀建构的现实依据,找寻现代城市公共生活伦理关怀实现的路径,构筑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共同发展的积极型伦理关怀创新机制、发挥社会组织协同合作、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公民文明素养,培育伦理关怀共识,塑造城市伦理关怀情境,可为新型和谐生态城市建设提供理论依据。     

加强我国公共管理教育的几点思考

随着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公共管理的作用越来越为社会所重视,公共管理教育也受到普遍关注。我们应在全社会的各个层面大力开展公共管理意识普及教育,努力提高全社会的公共意识和管理意识。     

重建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哈贝马斯的市民社会理论探析

哈贝马斯主要受到由葛兰西所开创、在文化意义上规约市民社会的当代市民社会理论传统的影响,在早期将市民社会界定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后期则界定为生活世界。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哈贝马斯对市民社会的考察主要落脚于重塑已经发生结构与功能转型的公共领域和被殖民化的生活世界,其目的在于通过重塑理想的市民社会以重建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进而解决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化危机等问题。     

公共艺术的存在与场所的互动价值研究

当今社会,城市化的脚步极速前进,公共艺术的定义不断被扩大,公共艺术已不再停留于雕塑本身,它在大众面前已经成为了体现城市灵魂、展现社会表情、记录时代脚印的重要载体.所以当代公共艺术必然与所在场所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早已摆脱了“孤独艺术品”的范畴.由此可见,当代公共艺术应当朝着存在即合理,存在即被感知的目标前行.本文着重对当代公共艺术的存在意义以及公共艺术与场所的互动价值进行阐述研究.     

讨论“好生活”是为了凸显公共生活的危机——兼与韩东屏教授商榷

"好生活"应该既包括好的个人生活,也包括好的公共生活。发起关于"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好生活"的讨论,并不是想要为个人生活制定出一个统一的标准或模式,而是为了呼吁人们关注当前社会公共生活的危机。当前公共生活危机的深层根源在于公共事务不透明、公众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它最深刻的影响在于培养出一种政治冷漠、过度迷恋个人生活的自恋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