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混乱与农村低保政策的微观实践分析

农村社会中的规则混乱,带来了村干部在低保分配上的困境及村民在申请低保上的无原则诉求。在低保分配上出现了两种异化现象:低保户到低保人的变迁和低保资源分配的"关系化""治理化"倾向。这源于村干部在低保分配中抛弃了公共规则而选择了策略性、工具性的行动伦理,从而必然带来低保资源分配不公平。在低保申请上,主要出现了"人人要低保,户户争贫困"现象。村民这种心理诉求是由村庄政治社会结构形塑出来的,具体来说是由村民和村干部、村庄社区和国家互动形成的。低保政策在实践过程中没有共同认可、具有可行性和公正性的可供参考的规则,这成为当前农村低保政策在实践中遭遇各种困境的主要原因。     

农村土地流转中人情与利益的博弈——对两个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农村社区土地流转的比较

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着人情与利益规则的博弈现象,并且呈现出人情规则下降、利益规则上升的趋势,而“社区记忆”弱化、“契约信任”建立、国家行政干预的规范和中介组织发展是这一变化的基础。随着农户市场主体意识的不断觉醒,市场化是土地流转的必然趋势。     

农村仪式性人情活动中的性别分工与性别关系——基于皖北农村葬礼的参与式观察

文章通过对一个葬礼的个案考察,分析了农村人情仪式活动中的性别分工状况及其背后的文化含义与性别关系。研究发现,无论是仪式性活动还是非仪式性活动中,性别分工都呈现男主女辅的情况,且性别分工明确而严格。仪式活动中性别分工极为严格,并通过神秘化的性别禁忌,维持男性中心的父系传承体系,而将女性完全排斥在家族重大事件之外。非仪式活动中性别分工相对不那么严格,但仍旧有习俗的制约,这种性别分工与农村的父系家族格局密切相关,主要由男性体现人情关系网络,女性交往被隐藏其中,其背后仍旧具有男主女辅的性别等级关系。     

对村民自治概念的法学分析

从制度层面来说 ,村民自治是通过宪法、法律所确认的农村村庄社区村民依法办理自己事情的法律制度 ,并以此确认了村民自治权 ;从行为层面来说 ,村民自治是法定村法定范围内的村民民主行使村民自治权的活动。村民自治与行业自治、组织自治、地区政权自治、居民自治不同。     

人情越线就无法坚守廉洁红线

人情往来是一种旧习惯，但如果让习惯成自然，人情过了线，让潜规则成了规则，就会把准则抛到脑后。反四风和八项规定，就是要从节点抓起、从细节抓起，刹住惯性，改变习惯，以治标带动治本。把握人情往来的度，在人情往来中坚守廉洁红线。     

何以走向协商治理？——城镇化与乡村治理的转型逻辑

在资源下乡的背景下,具有村庄公共性的协商治理何以可能?这是当前亟需回答的问题。浙江农村在城镇化的推进过程中内生出"富人治村"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强调效率优先,能够在集体土地非农化开发的浪潮中抢抓机遇,但却难以回应普通村民的参与诉求,因而也难以平息利益矛盾。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关于治理创新的横向竞争在村庄中形成了协商民主的制度供给,乡土社会多元的产权规则有了一个可以争辩和讨论的空间。此时,巨大的资源流量与密集的利益矛盾反而有可能激活普通群众积极参与村民自治,并在村庄共同体归属感的基础上形成利益妥协、观念变革与治理动员。     

路通了,村民笑了

农村的脱贫路、发展路、幸福路 镜头一: 2016年年底,记者随市委宣传部、市交委深入巫溪采访农村交通建设情况时发现,4米宽的村路经过陡峭的山崖、田间地头以及村民的院坝,为巫溪大山中的村庄带来了“造血”功能,让靠山吃山的村民们饭越吃越香.     

村民自治社会整合功能的两重分析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村民自治的两重属性。村民自治的社会整合功能就前者而言体现为通过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建构一种外生秩序。就后者而言 ,则意味着嵌入的制度内化为农村社区的理性规则 ,形成“自生自发”的秩序。本文认为这种转变实质是压力型整合模式过渡为内聚型整合模式 ,这一过渡的要求是 :国家权力的介入逐渐被取消并被农村社区民主取向所代替 ,也即通过民主技术进行农村社区利益整合和村治机构的合法性建构 ,来达到整合农村社会的目的。但这一演变的前提则在于国家作为导入村民自治制度的主体 ,必须是自觉的、内省的和正义的 ,并在这一导入过程中逐渐将自身客体化。     

面子文化视角下农村男方婚姻高支付研究

本文基于面子文化的视角,通过在豫南F村进行田野调查,分析农村男方婚姻高支付的原因。研究发现农村男方婚姻高支付与地域性面子文化变化有关。婚俗中体现的面子文化包含规范性面子、人情面子以及炫耀性面子三种内涵。传统上,村民受规范性面子和人情面子影响较大,导致婚俗繁琐复杂,礼节性支付较多。随着经济发展,规范性面子约束机制下降,人情面子工具性增强,炫耀性面子影响增大。这使得经济条件较为优越的村民受经济驱动,出现婚姻支付"越轨"行为,提高了婚姻支付的内在标准。普通村民受面子文化驱动,被迫提高婚姻支付标准,使得农村婚姻支付普遍性走高。     

政治稳定视角下农村宗族组织的功能分析

农村复兴的宗族组织是以“家——户”生产生活形式为存在的基本依据的,在我国农村彻底走向现代化、市场化之前,宗族组织还会长期存在于农村社会。现实条件下,宗族组织依然具有社会政治秩序的控制功能。其对村庄权威、村民自治、乡村治安秩序和农村经济发展秩序都有着较好的调解与整合功能,同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应当一方面积极利用宗族组织社会控制职能促进农村社会政治的稳定;另一方面,又要通过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消弭宗族组织对农村社会的影响,并使其最终归于解体。     

乡村政治研究中的“保护-逆保护”

保护关系与逆保护是人类生活中一种常见的交换关系,保护者与被保护者在资源占有、社会地位、社会影响等方面是不对等的,但保护者在一定情况下可能成为被保护者,而被保护者也有可能成为保护者.在乡村政治研究中.特别是乡村干部之间的关系、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关系、村干部的腐败等领域,"保护-逆保护"成为一种具有一定解释力的分析范式.     

试论我国农村新型治理结构的重构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所发生的经济、社会变迁推动着我国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型,也催生了村民自治这一新型的基层民主制度。在村民自治这一制度架构下,一种基于治理理念的新型农村社会治理模式成为可能,即以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制度为核心,以村务公开为制度保障,通过培育具有自主治理性质的乡村社团组织,发掘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资源,将制度创新与本土资源的发掘结合起来。     

从“乡约”到村规民约:比较与反思

村规民约是村民自治的重要载体。基于乡村振兴调查数据与实地调查资料发现,村规民约在实行中存在不足,将村规民约视为管理乡村的制度,忽视了村规民约的社会组织功能;村规民约在实践中受到行政力量的较大干预;契约性不足。在此基础之上,比较分析了“乡约”与村规民约存在的一些共同的特征,基层性、政府的干预、村民的教化及遵从,构成了村规民约实践的先天缺陷。基于“三角模型”对实践中的不足进行反思,可以从村民、村民自治组织以及政府三个方面进一步推进村规民约的实行。     

大学生村官角色认同实证研究

以大学生村官角色认同问题为切入点，对开展大学生村官工程具有代表性的河南省鹤壁市农村的村民、村干部和大学生村官进行了问卷调查和访谈，通过对调查数据的统计与分析，归纳出河南省鹤壁市大学生村官角色认同问题的现状，初步得出影响大学生村官角色认同的主要因素，并提出优化大学生村官角色认同的对策与建议。     

社会转型与中国乡村权力结构研究--传统文化、乡镇企业和乡政村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的改革促进了乡村社会的转型,传统文化的复兴、乡镇企业的崛起、乡政村治的建立等等导致了乡村权力结构中包含的具有各自利益需求和交换关系的主体--国家、基层政府、社区组织、乡镇企业、村民等等--不同身份特征的获得,并决定了他们有可能占有的资源及其相互的利益关联.对11省14个村庄的调查和比较,再现了转型期乡村权力结构的调整和重构.     

资源博弈中的乡村秩序——以广西龙脊一个壮族村寨为例

基于地缘,龙脊古壮寨潘、廖、侯等姓氏的村民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亲属关系。一方面,围绕村寨资源所展开的争夺,以及国家权力的相对淡出,村民们的关系时常趋向紧张;另一方面,相同的地缘亲缘等关系也为之提供了消解的途径,从而保证了乡村秩序的稳定。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Village Elections in Rural China

Based on survey data from rural Fujian Province of China, this paper shows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especially village collective revenu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village elections.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ndustrialization, collective revenues will increase and differentiated interests will develop among villagers. Village elections are institutional channels for villagers to articulate their interests. The research findings show that it is the collective revenue and the relative living standard of the village compared with other townships within the same county or district that arouse villagers' interests for participation and candidates' motives for campaigning, and thus enha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election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village-level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crucial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petitive elections.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village committees will control more collective revenues, thus increasing the stakes villagers have in elections. This will result in greater participation by villagers in elections, and in more competitive elections. Increased competitiveness of elections will facilitate changes in the institutions regarding village committee elections.     

村庄权力系统中女村官地位的类型分析--基于江西三个村的实证调查

从处于权力中心不同力量之间的博弈关系来理解权力的本质,是分析权力系统的一个重要思路。女村官是村治中进入村庄权力系统中心的特殊群体,以女村官与政府的关系、女村官与男村官的关系、女村官与村民的关系为变量,以它们的不同表现形式考察三个变量之间的组合关系,可将女村官在村庄权力系统中的地位分成三种类型,即弱势型、强势型和均衡型。分析这三种类型将有助于深刻理解村庄政治,积极推动农村政治的发展。     

扶贫车间对农村妇女空间的再造——基于河南省的一个案例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迁,其中较为显著的是大量农村家庭成员外出务工,从而带来了家庭社会关系的断裂和社会空间的分离。较男性而言,女性受到的影响更为突出。通过对河南一个扶贫车间的案例进行研究,本文发现:近几年由政府、企业和村庄社区所共建的扶贫车间,为农村妇女社会空间的再造提供了一种可能路径,但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角度看,扶贫车间仍然存在一些缺陷和提升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