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外贸法时代我国外贸代理制度的困境与完善

外贸代理制度是指具有对外贸易经营权的对外贸易经营者根据其他组织或者个人的委托,以代理人自己的名义办理进出口业务,法律后果最终由本人承担的一种法律制度。通常所讲的外贸代理制度是借用传统"代理"之名,实为传统行纪制度之"创新"的一项独特的法律制度。目前,我国的外贸代理制在实践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应当从消解在法律移植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立法层次以及与国际体制相协调等方面予以解决。     

人工智能的刑法规制

关于人工智能可否构成犯罪,国外主要存在"心理要素说""智能代理说""法人类比说""法定实体说"以及"当然主体说"等观点。人工智能成为犯罪主体的哲理基础是科学实证主义和道德二元论,现实条件是具备法律人格。智能代理可以成为道德代理。人工智能的道德生成进路有"实在论进路""关系论进路""认识论进路"等之别,"实在论进路"相对合理。处罚人工智能既能为处罚其他主体奠定基础,也能达到剥夺其犯罪能力的目的,还能产生附加价值。我国的人工智能刑法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未来研究的重点在于:人工智能对刑法人类中心主义的挑战,人工智能犯罪主体的范畴、责任范围与程度,刑法如何介入对人工智能的规制以及人工智能犯罪的刑罚适用。     

民事代理之显名主义及其发展

基于意思自治原则,大陆法系传统代理制度奉行显名主义,故代理仅指直接代理,间接代理被称为"行纪".我国<合同法>第402条的规定系对"以被代理人名义"的扩张解释运用之结果,但其第403条则借鉴英美法中的代理规则,承认间接代理在一定条件下得发生本人与第三人之间相互的违约责任请求权.这一做法,并非承认间接代理在任何情况下均得在本人与第三入之间发生直接的效果归属关系,故其并非对显名主义的否定,且对既有代理制度具有朴充和完善之功效.我国<合同法>所规定的"行纪"应解释为行纪经营者所从事的商业活动,故该法第402条对之不得适用,而该法第403条则仅适用于非行纪的间接代理而不适用于行纪.     

商事代理基本理论及我国立法模式的选择

本文从对商事代理的界定等基本理论出发,提出并论证商事代理具有营利、互惠、安全的法律特征。在分析商事代理与民事代理的区别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目前商事代理立法以及国外商事代理立法之概况,通过对一元及二元立法模式的论证分析,提出我国未来的商事立法应当采取二元结构的立法模式。     

论证券公司在从事经纪业务时与投资者之间的代理关系

证券公司在从事经纪业务时与投资者之间是代理关系。间接代理制度与现代行纪合同关系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在修改《证券法》时将"经纪业务"置换为"代理业务",借鉴英美法系中被代理人身份不公开的代理制度,在《民法典》代理章规定间接代理制度,并规定间接代理中被代理人的介入权、第三人的选择权以及被代理人和第三人的抗辩权等制度。间接代理中未规定的事项,可准用行纪合同的有关规定。     

代理制度中的民事行为能力问题——兼谈代理行为的效力

本文涉及民法两大基本问题--代理及民事行为能力.首先对代理制度加以简介,对代理权、代理行为之本质加以探讨,引出代理制度中的民事行为能力问题.文章重点部分从代理行为成立、生效要件入手,深入研究代理关系中的三方基本当事人的民事行为能力问题.此外,笔者有意采取图示、排列等方法进行理论尝试,希望填补我国这方面的法律空白.     

外贸代理的类型化及法律适用——以我国《合同法》第402、403条为视角

外贸代理的类型化有助于外贸代理纠纷的法律适用。以代理人为代理行为时采用的名义以及代理行为后果的归属为标准可将外贸代理分为若干类型。采用比较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对"公开本人身份的代理"、"不公开本人身份的代理"的内涵、构成要件以及法律适用中应注意的问题进行探讨。     

试论专利代理机构的建设及其代理功能的拓展

中国实施专利制度已有四年了,专利代理对于我国实施专利制度,提高专利申请的质量,推动专利技术的实施以及维护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专利事业的发展,我国的专利代理工作也在不断变化。为了进一步探讨我国的专利代理模式,现结合我所(上海专利事务所)近四年来在专利代理工作方面的实践,就专利代理机构的建设及其代理功能的拓展谈一些看法。     

对渠道销售的几点思考

销售,是企业发展的重要一环.众所周知,安防行业的销售模式主要分为两种,即"扁平化销售"和"渠道代理经销销售"模式.目前国内大多数生产企业在资金、品牌、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优势都不突出,所以大多会选择"渠道代理经销"的销售模式.     

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之完善

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还存在着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体系、开始未成年人的监护之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监护人的人数、监护监督人、人身和财产以及代理方面的监护职责、监护人的报酬请求权和费用偿还请求权、监护终止之后的清算等方面.上述规定应该进行修改.     

职权代理的规范理路与法律表达——《民法总则》第170条评析

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工作人员的职权代理的规范理路需遵循"职权"的内部生成机制、"职权代理"的外部表达需要等基本逻辑,并受到法人(非法人组织)的类型、"职权"与法人(非法人组织)治理之间的耦合关系等制约因素的影响。职权代理的法律表达,应当在普通代理法的委托代理、表见代理(无权代理)等基本规则的基础之上,为具体判断"职权"生成和表达的真实性、客观性提供更为明确、细致的指引。《民法总则》第170条为迎合民商合一的立法理念,试图单独为职权代理创设简单、抽象化的一般性规则,但该条第1款与第2款之间存在明显的逻辑矛盾,亦背离了职权代理的规范理路。     

我国商事代理立法模式艺选择

与民事代理的补充性、临时性不同,商事代理因具有主导性、经常性,成为我国商事交易活动中最基本的商事制度。但我国现行法律对商事代理制度的规定尚存空白,这样的立法现状不仅有碍商事代理制度应有功能之发挥,同时也对商事代理的实务运作造成了混乱。本文拟从制度理念方面对商事代理立法模式进行比较性分析,并对我国商事代理制度的构建做了简要的探讨。     

论诚实信用原则的功能及其在审理期货纠纷案件中的适用

由于我国期货市场尚处在初级阶段，与之相配套的期货交易法尚未出台，而期货交易过程中涉及的代理、侵权、违约等与我国《民法通则》、《经济合同法》等法律规定的有关代理、侵权、违约等在性质、内容、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等方面均不尽相同。有的虽有法规规定，但因缺乏经...     

一波三折 另辟蹊径——用国家赔偿之诉推进执行异议案代理纪实

据可靠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范围内所支付的国家赔偿金额为3800．6万元。据此可以看到国家赔偿制度在我国贯彻的实际情况,以及律师代理此类案件的艰巨性、坚韧性和效率性。笔者通过详述一个执行异议案件的代理过程。介绍可利用国家赔偿之诉等行政诉讼来化解民事诉讼危机的实务操作。     

民法总则与商事立法:共识、问题及选项——以商事代理为例

在民法典编纂背景下,商法体系化及其规范实现适当的立法表达,已成为学界共识。《民法总则》所包含的直接或间接商法规范即为民法商法化之最新例证。但总体来看,包括职务代理规则在内的有关规范群缺失,表明民法总则的商法品格明显不足。在民法典之外制定《商事通则》,是接续职务代理等商事立法安排相对合理的选择。以商事代理规则设置为例,《商事通则》应摒弃法典化的统率模式,宜采以问题为导向、有限体系化的"剩余法"模式。     

国际代理法律适用研究

代理作为一项古老的法律制度 ,在商品经济活动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国际代理的法律适用方面 ,国际上的做法主要有 :代理权方面 :内部关系准据法说 ;本人营业地或住所地法说 ;行为地法说和代理人营业地或住所地法说。至于国际代理的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各国大都将之纳入一般合同中加以讨论。     

论国有公司董事会选任总经理制度的构建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等文件规定要改进国有公司董事会总经理的选任制度,但国有公司存在由于国有资本多级委托代理关系形成的代理问题,即廉价投票权问题。为控制代理问题,各国国有公司总经理形成了不同的选任模式。借鉴外国经验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我国应从董事会、政府或国有资产监管机构的监督以及党组织的审核和监督等三个方面进行制度构建,以控制我国国有公司由董事会总经理选任中存在的代理问题。     

论西周时期对犯罪的治理及其当代意义

距今三千年的中国奴隶社会综合治理犯罪的理念和各项措施对于当今社会在犯罪的治理方面仍然具有借鉴意义。西周的治国模式是奴隶社会较为完备的时期,其"保民"、"明德慎罚"的立法思想与目前国家提倡的"以德治国"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其"礼刑结合"、"富之、教之、绳之以法"的综合治理犯罪的政策与我国目前追求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综合治理密切相关;其重典治吏,严格法官责任制度,以及罪疑惟轻的、提倡罚金刑等刑事政策,无不为当今天中国在治理贪污腐败,渎职罪以及刑罚适用方面的提供着思路。     

清朝诉讼代理制度研究

中国传统法律限制特定人群的诉讼资格,并以诉讼代理制度对之作相应补救。这是诉讼代理制度产生的重要原因。在清朝,这种代理老幼、生监、笃疾等诉讼的人通称为抱告。抱告一方面保全了官员、生监、妇女等人的身份或体面、维持社会风化,避免官员利用权势干预司法;另一方面为老幼、妇女和废疾当事人向官府提供了可能的替代受罚者。抱告制度的关注点在于限制当事人的诉讼资格,强化代诉人的法律责任,体现了传统王朝在司法审判方面维持统治秩序的意志贯彻,而对代理诉讼中其它复杂现象轻率简单处理。     

论夫妻间日常家事代理制度

为保护第三人的利益以及婚姻生活的顺利进行,我国民法典应当明确规定家事代理制度,并从家事代理制度的性质、家事的范围、家事代理权的行使以及家事代理权的限制方面做出明确有规定,以指导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