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环境犯罪的立法发展

我国历史上一直有环境犯罪的立法,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环境刑事立法以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1997年《刑法》)颁布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发展缓慢,后一阶段发展较快。而1997年《刑法》是我国环境刑事立法的重大突破,使我国环境刑事立法的体系逐步完善,也增强了可操作性。     

论特别刑法的立法特点及在分则修改中的吸收

<正> 继198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颁布实行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暂行条例》、《决定》、《补充规定》的方式先后制定了20余个具有独立意义的单行刑事实体法律,对刑法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补充。这种单行刑事实体法律,理论界一般称其为“特别刑法”。特别刑法中属于对刑法分则内容进行修改、补充的就达23个之多。其中,除《军职罪暂行条例》之外,其余的22个单行刑事实体法律,基本内容上均属于对刑法分则的修改、补充。其范围涉及到除分则第七章妨害婚姻家庭罪之外的各章罪。其内容除创制新的罪与刑之外,对刑法分则原有罪与刑的修改、补充所涉及的条文约有50余条,占刑法分则条文的一半。而且,这还不包括有些先颁布的单行刑事法律的某些条款,被后颁布的单行刑事法律再次修改、补充的情     

&lt;&lt;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gt;&gt;述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的颁布，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大进步，它无论从修改《刑法》的方式，还是修改《刑法》的内容，都会对我国今后的刑事立法产生深远的影响，也会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     

论修改刑法应妥善处理的几个关系

<正> 近年来,法学界就刑法修改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本文拟联系有关建议就修改刑法应当妥善处理的几个关系发表一些浅见。 一、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关系 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基本关系看似简单,实则复杂。根据立法权与司法权的关系以及罪刑法定原则,刑事司法应当以刑事立法为依据,而且法官的裁量权越小越好;但成文刑法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需要法官具有相当自由的裁量权。如何在二者之间谋求平衡,使刑法精神公正地得以实现,确实是一个难题。本文不打算深入讨论这个问题,只是从刑法修改的角度说明:不要试图用刑事立法解决刑事司法中存在的一切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简介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５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１３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是新中国立法史上第１次以修正案方式对《刑法》进行修改．补充。它无论是从修改《刑法》的方式,还是完善《刑法》的内容,都会对我国会后的刑事立法产生深远的影响。现对《修正案》所涉及的主要问题介绍如下：一、关于采用修正案方式修改《刑法》的问题国务院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１０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惩治违反会计法犯罪的决定（草案）》和《关于惩治期货犯罪的决定（草案）》,建议将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     

论刑事政策与刑法

刑事政策可表述为:国家或政党基于犯罪态势而制定的控制(预防)犯罪的方略,可分为基本的刑事政策和具体的刑事政策。指导刑法立法的刑事政策是基本刑事政策;影响刑法司法的刑事政策是具体刑事政策。只有在较长时期内涉及全过程的主要的刑事政策才是基本刑事政策。具体刑事政策,它相对于基本刑事政策而言,指在犯罪控制的某一领域或某一阶段中起作用的刑事政策。就刑事政策与刑法立法来讲,刑事政策即基本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刑事政策高于刑法;就刑事政策与刑法司法来讲,刑法则高于刑事政策即具体刑事政策,具体的刑事政策只能在刑法的框架内运作,但可以影响定罪与量刑。     

刑法理论与刑事立法

在刑事立法非常活跃的时代,刑法理论不可能只是单纯地解释刑法,而是需要同时关注刑事立法本身.刑法理论不仅要规制司法,而且要规制立法.刑法理论尤其是法益保护主义与有关刑罚的正当化根据的学说,对刑事立法起着重要规制作用;刑法理论必须对刑法条文作出有价值的判断,促进刑事立法的不断完善.但是,如果能够通过修改理论或者重新解释应对社会生活事实的,就不应当修改刑法;任何知识都是一种偏见,都是不完善、不全面的,但刑法学绝不是始终拘泥于条文的形式论解释的枯燥无味的学问;刑法学者应当善于了解社会生活事实的变化,勇于反省自己的前理解,正确对待自己的偏见,从而使旧法条适应新时代.对刑事立法的批判与解释并不是对立关系,批判性解释可以使刑事立法的形式缺陷得到弥补,也能为刑事立法的完善奠定基础.刑事立法也应当善于类型化,从而为解释提供应有的空间,使刑事立法与刑法理论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刑法修正案（八）》的深度解读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1年2月25日通过了条文总数为50条的《刑法修正案（八）》。这次刑法修改,不仅涉及面广,特色鲜明,而且充分展示了立法智慧,改变了中国刑事立法的惯性思维，改变了严刑峻法的重刑主义思想，刑法立法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坚持也得以实现。     

论“罪刑法定”与修订后的我国刑法典

１９９７年３月１４日，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新《刑法》的颁布与去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的颁布一样，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件大事。对新《刑法》颁布后有关《刑法》修改方面的来稿要求，本刊将着重分析它在实践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相应对策，欢迎来稿讨论     

刑事政策下的寻衅滋事罪立法及其完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为视角

随着和谐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刑事政策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深刻影响越来越凸显,《中华人民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及其对寻衅滋事罪所做的修改,正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充分体现。寻衅滋事罪在刑事政策的指引下经历了归属流氓罪、独立构罪及《草案》修订的发展阶段,体现了厉而不严、严而不厉到宽严相济的发展轨迹。刑法修正案草案明确了寻衅滋事罪处罚中的差别性,这不仅是寻衅滋事罪自身规范的趋于理性,也体现了刑事政策是刑事立法的灵魂。     

刑事法治的希望不在修正而在解释

一、刑法典频繁修正之检讨 完全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会审议通过《刑法修正案(十)》,此后还会有《刑法修正案(十一)》《刑法修正案(十二)》…….尽管我们无法确切地预知将来修正什么规范(立法者既无法预知规划,更无法预知具体规范),但过往的历史和反复的现实往往预示着未来的趋势——我国刑法立法将一如既往地以修正案的形式推进对刑法典的修改补充,大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其结果是,犹如一幢本已庞大伟岸的建筑物,刑法典不断被“添砖加瓦”,经年之后,刑法典可能变得体系庞杂、容量倍增,就连外貌风格也可能迥异于初、面目全非.但是可以肯定,为此会有不少人感到欢欣鼓舞,因为刑法的每一次修正,一般都会被认为是一次刑事法律的完善和刑事法治的进步.我国最高立法机关更是荣耀无比,因为作为工作成绩的刑事立法“硕果累累”、“成绩斐然”!     

《刑法修正案(七)》立法的突破与不足

1997年《刑法》实施以来,《刑法》修正的总体趋势是罪状上明确化、刑罚加重化、犯罪圈扩大化;《刑法修正案(七)》既体现了这一趋势,又做出了些许调适如偷税罪罪状采取了概括性立法模式,降低了绑架罪的法定刑,比较合理,但其总体趋势仍是刑事法网严密化,配刑加重化。刑法立法用语应该详略得当,刑事法网应该是有扩有缩。《刑法》立法权还应进一步体现民主化趋势,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     

试论经济刑事立法的必要性原则

我国目前正着手于修改刑法的准备工作,对以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犯罪的修改补充,将是刑法修改补充的重点之一。这里,笔者试图就经济刑事立法的必要性原则做一些理论上的初步探讨。经济刑事立法,就是将严重危害经济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规定相应的刑法予以制止。经济刑事立法的必要性原则,就是指立法者只有在“必要条件”下,才能将某种经济危害行     

刑事司法解释的溯及力辨析

刑事司法解释的目的就在于对将来发生的实际案件可能适用的刑法规范内容尽可能精确化,其作用日趋重要。无论司法解释是对刑法条文的补充还是发展,都必须建立在不违背刑法基本原则及刑法条文立法旨意的基础上,而非一种所谓的创制性立法。刑事司法解释的溯及力应当以所解释的刑法条文本身的溯及力为基准,贯彻从旧兼从轻原则的思想,当然具体适用还应考虑不同情形。     

论刑法的修改形式

刑法修改是立法机关根据社会需要以及犯罪发展态势,适时针对不合理的刑法规范与条文作出相应修改的一种立法活动。从刑法修改的范围来看,有全面修改与部分修改两种形式;从修改所采取的载体形式看,有刑法典修改、单行刑法修改与附属刑法修改等形式;从修改所涉及的内容看,有废止型修改、修订型修改与补充型修改几种形式。刑法修改必须针对特定对象与内容采取不同的修改形式,刑法修正案不应当成为刑法修改的唯一途径,特别是对行政犯而言,更应该采取附属刑法的立法与修改形式。     

恐怖活动犯罪刑事立法评析*--以《刑法修正案（九）》为重点的思考

晚近以来,国际反恐公约以及各国反恐刑事立法在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范围方面呈现出三个重要的趋势：一是由实行犯扩大到非实行犯;二是从作为犯扩大到不作为犯;三是从实害犯扩大到危险犯。在《刑法修正案（九）》通过之前,与国外反恐刑事立法相比,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的专门惩治恐怖活动犯罪的罪名屈指可数,恐怖活动犯罪的法网不够严密,对涉及恐怖活动犯罪行为的罪名和法定刑设置存在疏漏。《刑法修正案（九）》贯彻了“严密防范”的反恐刑事政策,这具体表现为刑事法网的严密化。《刑法修正案（九）》也坚持对恐怖活动犯罪采取“严厉惩治”的态度,这具体表现为对恐怖活动犯罪配置了财产刑。然而,在此次立法修改中也存在概念界定不清、过度犯罪化、罪名增设疏漏、刑罚配置不合理等缺陷,因而,对恐怖活动犯罪的刑事立法应予以进一步完善。     

青少年网络犯罪的法律控制研究

青少年网络犯罪对于我国现行刑事法典、刑事侦查、刑事审判以及传统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规范形成巨大挑战。法律是规范和管制青少年网络违法行为的基本手段,不仅要修改、增补现行刑法典,而且要制定、颁布专门反青少年网络犯罪的刑事立法。另外要成立专门的青少年网络犯罪司法机关,同时要构建中国网络刑事审判判例。最后还必须制定国际刑法规范、加强国际司法协助。     

我国应该停止犯罪化的刑事立法

从1979年第一部刑法典颁布至今,我国刑事立法已在犯罪化的道路上行进了三十余年。现行刑法典及八部刑法修正案均是犯罪化的有效成果。重刑轻民的中国法律传统在当今社会以对刑法的过度迷信与依赖、以不断设立新罪的方式变相地表现出来。效仿德日轻罪入刑以扩大刑法犯罪圈,强行将《治安管理处罚法》纳入刑法轨道,改变我国刑法严而不厉的立法模式,这样的做法既不符合中国作为大国法治之要求与特点,也无法获得如同西方的法治实践效果。面对我国刑事立法犯罪化的高热态势,今后我国刑事立法应该停止刑法调控范围的扩张,拒绝进一步的犯罪化,并适当实行一些犯罪行为的非犯罪化。     

关于代理刑事辩护案件的困惑与思考 --兼谈《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的修改

律师在刑事辩护案件的代理中遇到很多障碍和困感 ,刑事辩护案件在全国处于低潮。这其中有司法人员素质方面的因素 ,也有立法上的原因和不足。对律师接受当事人委托之后所遇到的重要问题 ,进行探索和反思 ,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出路和方法。如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不履行告知义务的问题 ,从加入WTO之后 ,我国刑事程序立法应与国际接轨的高度 ,提出应借鉴西方国家的立法经验 ,即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无律师在场 ,讯问笔录无效。这样就有效地遏制了办案人员的枉法行为。再如 ,律师接受委托之后 ,会见犯罪嫌疑人须几名律师参加的问题 ,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另外 ,关于《刑法》第 30 6条将律师作为犯罪的特殊主体对待问题 ,提出应对《刑法》、《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相关条款进行修改 ,并提出律师的豁免权的立法建议。     

试论我国"反黑"刑事立法的完善

我国现行"反黑"刑事立法存在着以下不足:缺乏超前性、完备性和配套性;针对性不强;刑罚设置明显偏轻.有鉴于此,文章提出了完善我国现行"反黑"刑事立法的几点构想:其一,增设黑社会犯罪的有关新罪,同时对现有罪名进行补充修改,使刑法规定具有适度的超前性;其二,修改现行刑法典关于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刑罚规定,提高量刑幅度,增设财产刑;其三,采用特别证据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