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对“德礼”与“刑政”关系的发展——兼论朱熹“严刑”思想的人性论基础

在处理以及调整德礼与刑政的关系问题上,朱熹以其理学的立场和进路,具体地研判德礼与刑政的关系,并抉择一条适合当时社会环境与礼法现实的规范之路。朱熹的做法主要体现在：以分析的人性说为理论出发点,以道德理性论证“德礼”教化的有限意义以及“刑政”的积极作用。而朱熹对“刑政”的重视主要体现在其对“严刑”的必要性意义予以特别的关注,并试图通过批判当时社会上以及司法领域盛行的“恤刑”理念来体现这一主张。     

杨简心学的形成及其浙学精神的展现

通过考察杨简和陆九渊之间“本心问”前后的历史线索,可以揭示杨简心学并非如后世所传那样是“以心传心”的顿教禅学,而是恰恰展现了慈湖心学的两个特质：学问上是超越现实的“本心论”;生活上是道德实践主义。另外,如果以浙学的角度来审视杨简学问和人品,我们可以发现杨简心学并非是个例：事功学、心学、浙东史学都有其内在的“浙学”共性,即强烈的自主开拓精神和基于实干的实践取向、批判和创发式地继承和形成自己特有的学问路数,用一种理性的态度来坚持某种信念并且贯彻于整个生命之中。杨简正是这种“浙学”精神的典型代表,其“本心”论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心学”范畴,用了一种超越世俗的态度践行着道德理想主义。     

明儒王时槐道德实践论浅析

道德行为、道德评价、道德修养等数方面内容的道德实践可以视为伦理生活在特定时空内的展现，它不仅涉及到在哲学义理上如何“思”，也涉及到在人伦日用上如何“行”。在中晚明，儒家的道德实践论在阳明后学士人群体中获得充分的发展。出于对优入圣域、成就君子人格的迫切渴望，阳明学士人群体对于什么样的事情可以构成道德实践、实践行为与自我意识的关系如何、在纷纭万变的人际交往中道德实践如何展开这数个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作为阳明二传弟子，江右学者王时槐在道德实践论领域有着极为深刻的思考与较为系统的论述。其核心精神，可用“以身践道”四字概况之。对王时槐的道德实践论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对阳明心学在江右地区展开过程中诸家理论相互争论辨难进而融汇调和的复杂形势做一了解。     

面子、利益与策略：乡土社会的讨债#br# ——以一个农资商店讨债为例

本文以一个商店讨债为例，从社会学的视角对乡土社会的讨债运作逻辑进行探讨。店主对讨债对象的选择以“分人”、“分事”为原则。强关系欠款群体和处于持续交易关系中的欠款群体处于“讨债例外圈”。乡土社会的讨债以“不得罪”为主要原则，通过“哭穷”、“保面子”、遵守讨债习俗等策略的运用实现讨债和人际关系维持的双赢。乡土社会的讨债与陌生人社会的讨债具有显著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行政价值观”的中国化及其发展

马克思主义“行政价值观”以人类解放为本质,以社会公正、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为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行政价值观”在中国经历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化过程,在“效率”和“公平”的必经价值追求中获得科学认知和发展,最终以“中国梦”为价值导向推动行政价值观呈“公平”取向的上升趋势。     

中国古代“知”的性质与学问

中国古代哲学关于“知”的性质,及其与学问关系的论述,具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重大特点。其中关于“知”的性质,以及求“知”的方法的理解,尤其是关于先天之“知”与后天之“知”的关系之认识,列代思想家都有极其深刻的论述,而其主要特点,则不仅在于认识论方面的,更是在于伦理方面的。     

信息文明：从社会存在到社会意识

“信息文明”是表征我们当今文明形态的学术范畴,如果深入其内部,就会发现这个范畴具有非常丰富的含义,其中之一,就是它既体现为社会存在的物质性现象,也体现为社会意识的精神现象,分别造就出作为技术形态、生产力形态、经济形态、政治形态、价值形态、道德形态、生活形态和制度形态的信息文明。它们是同一社会进程的两个方面,同一历史时代的两个维度,由此构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有机体”而使社会呈现出全新的面貌,并形成对信息文明的既有广度也有深度的哲学把握。     

中国梦与美国梦、欧洲梦的相异、相通与互鉴——解析当代中国社会、美国社会与欧洲社会

梦想体现和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也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内在精神的缩影与表征。过去一百多年来,“美国梦”和“欧洲梦”以其强大成功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移民者,随着中国“和平崛起”,“中国梦”日益走上世界话语舞台,成为政治家、学者和民众热议的话题。“美国梦”、“欧洲梦”和“中国梦”分别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或奋斗目标,探寻三者之间的相异、相通与互鉴,成为当今世界重要的思想课题。     

张岱年“新气学”与中国哲学之现代发展

本文认同将张岱年哲学称为“新气学”。但并非旨在论证这一称谓对于揭示张岱年哲学性质的合理性,而只是论及张岱年先生因认同辩证唯物论而始终推崇“气学”以及其推崇“气学”的目的。其目的就是创造自己的新哲学--新气学。“新气学”的“新”有三：创造性地综合、将“气”诠为现代哲学范畴的物质、在传统“气本论”的基础上架构了一个现代哲学范畴的唯物论体系。较之现代新儒家的形上学,“新气学”对于中国哲学之现代发展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不同于“理本”论、“心本”论之“气本”论的现代哲学发展路向。     

民国“莫干乡村改进”学理及其新时期乡建启示

在中国近代史与社会学史上，黄郛及其夫人主持的“莫干乡村改进”，足以与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倡导的乡村建设活动相媲美。但囿于诸种因素，相较之下，却鲜为学界所深入了解认知。基于史实梳理和实地调研，以及经由对与该乡建活动存续同时期，部分民国社会学家学术思想重读，将“莫干乡村改进”视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变迁一个典型个案，去审视其对于促进乡村建设的学理价值，并围绕新农村建设中“村庄转型向何处去”议题，从“有形”与“无形”双向融合维度切入，提供了若干服务于“乡村活力如何维系与提升”主题的分析性概念暨命题。     

走向监管型政府：“互联网+监管”与“监管+互联网”的融合

中国亟待构建监管型政府。“互联网+”与监管型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表征关系，而不只是一种单向的线性关系，“互联网+”时代迫切需要政府建构和重构监管体系，同时也提供了重大机遇。走向监管型政府应是“互联网+监管”与“监管+互联网”相融合的过程。在“互联网+”时代，政府必须超越以往的“驾驭市场”模式，在减少管控的同时，加强并完善市场监管。在“信息大量过剩”局面下实现监管目标，政府需要依托信息技术杠杆，理顺网络各节点、各主体间关系，创新监管体制机制，提高政府执法监管能力，更好地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拓宽“互联网+”新业态的发展空间。     

需求、天性与产业发展 ——来自亚当·斯密的启示

亚当·斯密的产业发展思想鲜为人知。在《国富论》第三篇中的“财富的自然发展”部分的论述中隐含了其关于产业发展的“自然”顺序的思想。通过文本解读的视角，可以对这一思想从两方面展开。一方面，可从斯密提及的“需要”和“天性”两角度切入。“财富的自然发展”既能够逐步实现人的多层次需求，同时又能够符合人的趋利避害和追求自由的天性，从而实现人的幸福。另一方面，斯密提到的财富发展的“非自然”历史事实，利于我们从反面来理解财富的自然发展。斯密的这一思想既有理论意义，又有现实意义。     

王阳明对朱子心学的发展

在宋明理学发展中，朱熹较早提出了“心本体”的思想。但由于他理学体系的需要，这一思想没有被最后确定下来。后来，王阳明进一步发展朱熹的心学思想。具体而言，在心、理关系上，王阳明克服了朱熹“心与理为二”的矛盾，把主观和客观融合统一，用先天道德性的内容把心与理沟通，将朱熹的“性即理”引向“心即理”，实现了“心与理一”。在知行关系上，王阳明在朱熹知行相须互发说和重行说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知行合一说；在格物致知上，王阳明否定了朱熹的格物说，而接受了朱熹的致知说，并提出了致良知说。朱熹的心学思想经过王阳明的阐发，从而完成了宋明理学中的心学体系的建构。     

朱熹论“爱物”：“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孟子讲“仁民而爱物”，讲爱有差等。朱熹把对孟子“仁民而爱物”的解读，与“理一分殊”结合起来，强调爱人与爱物的差异，又通过其《仁说》讲“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认为此心“在天地则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则温然爱人利物之心”，并最终把“爱物”解读为“取之有时，用之有节”。这样的解读，不仅具有经典诠释上的新意，而且可以为当今生态危机情况下寻求人与自然相处之道提供借鉴。     

社会互构论视角下“半工半耕”的微观机制

当前“半工半耕”成为农民最普遍的家庭经济模式。从社会互构论的视角分析农民家庭经济行为和社会文化结构的互构关系,探讨形成“半工半耕”家庭经济模式的微观机制。在家本位的伦理价值影响下,农民家庭经济行为目标是兼顾务工和务农收入实现家庭收入最大化,农民调整家庭结构形成“半工半耕”家庭经济模式。农民家庭的“半工半耕”经济行为反过来型构了新型社会文化结构--新“三代家庭”,其具有名实分离的特征。     

关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几个问题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主制问题有大量非常深刻精辟的论述，我们当下研究民主问题要以此为理论指导，毋需“言必称希腊”从近现代西方学者的著述中找言论依据。中国在民主问题上有丰富的历史经验，足以成为现今发展人民民主的宝贵借鉴；“始终高扬”的“始终”，应把无法无天的“左”的时期和“文革”时期排除在外。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从这一最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道路，坚决否弃“宪政”思维。当下在民主问题上还存在种种模糊观念，亟需作出回应，进行必要的辨析，以正视听。     

《湛氏家训》的亮点及其当代价值

中华民族素重家庭、家教、家风,其中家训是家教的课本,是家庭管理的条规。湛若水晚年,撰写了《湛氏家训》,从宇宙观高度去揭示家与国,以及家庭内在的关系,从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提出具体的训规。其亮点有五,即以“一体”作为家庭建设的核心理念;以“爱”作为维系家的情感纽带;突出“明礼”,树立讲礼仪的好家风;突出“节戒”与“勤励”,树立勤俭的好家风;突出“恤孤”与“助贫”,树立乐善的好家风等,都值得今人学习与借鉴。     

《中庸》里的社会和谐思想

《中庸》是儒学重要的著作,集中阐述儒家的哲学思想,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和谐观念。为了维持社会和谐,儒家倡导“持中守正”的思想方法,反对任何极端主义的行为方式;为了使社会成员心态和谐,儒家提倡“素位守常”的生活方法;为了促进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和睦相处,儒家主张“并行不悖”的发展理念。《中庸》中的和谐思想,对于我们当代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儒家文化的古代发生、现代困境与未来出路——余英时关于儒家文化的理解

余英时认为,作为古代人类文明史的里程碑,“哲学的突破”塑造了代表人类智慧的“三大原型”,即中、西、印三种文化的本原形态。整体地看,中西两种文化既有相同之处,亦有不同之处。或者说,中西两种文化是“个性”显著不同的两种文化,因此不能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自近代以来,因为作为其“托身之所”的建制崩溃了,儒家文化遭遇“空前的”困境而变成现代社会的“游魂”。但是,如果儒学以“日常人生化”来“招魂”,不仅可“开出”新的精神资源,自身也可因此而获得“新生”。     

论“舟山新区”对策策略——面对“一路”带来的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合作的机遇

建设“一路”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赋予中国在21世纪的发展一个海洋特色。作为国家级新区之一的“舟山新区”将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它对“舟山新区”既是一个机会,又是一个挑战。同时,它也将给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越来越多的经贸合作机遇。这也是“舟山新区”在“一带一路”中十分艰巨的历史使命。本文以给“舟山新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的经贸合作机遇为主题,认真思考“一路”的深刻内涵,紧密结合“舟山新区”存在的巨大潜力,探讨了基于“五通”的“舟山新区”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机遇,提出了政策创新是“舟山新区”吸纳“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资源的最大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