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论城乡结合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

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有效选择。各自为政作为城乡结合部的社会治理常态，存在协同乏力、治理内卷、资源浪费等弊端。提升城乡结合部的社会治理效能，需要通过发动公众参与、聚焦治理方式、构建互惠机制、创造议事条件等做法，着力打造一种有效的城乡结合部社会治理共同体模式。确保城乡结合部社会治理共同体持续发挥作用，应突出长效机制的构建。     

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城乡社会协同治理

城乡一体化既有别于"城镇化",又有别于"新型城镇化",更区别于城市化。基于城乡一体化的城乡社会协同治理,实现城乡社会平等性基础上的差异性治理,客观上要求在治理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进程中,尽可能做到优势互补、协同治理。无论是城市社会还是乡村社会,都要在城乡社会一体化历史进程中,接受政党、国家和政府治理,亦即在"受治理"的基础上,逐步实现城乡社会从"分治"走向"协同"治理,直至未来城乡社会的"相互"治理。在城乡社会"互治"基础上的"受治理",从"分治"走向"协同"治理,并自觉顺应城乡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     

中国社区治理的发展路径:党政主导下的多元共治

正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我国社区治理问题关系到国家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和基层社会民主的实现,如何选择和实施有效的治理模式是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把"坚持党的领导,固本强基"作为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基本原则。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     

关于强化城乡结合部地区社会管理的思考

自从中央提出加强社会管理创新体制建设以来,引发了广泛的关于社会管理问题的思考。城乡结合部地区是我国当前社会问题较为突出的区域,很多地方政府也在积极思考如何加强城乡结合部地区社会管理问题的处理。主要分析我国城乡结合部地区社会管理中存在的矛盾并分析造成这些问题的成因,并在此基础上来分析进一步强化城乡结合部地区社会管理的对策与建议。     

城乡结合部:我国城乡体系的第三空间

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乡结合部成为矛盾、冲突最为集中的区域。对城乡结合部经济、人口等方面特征的分析表明,城乡结合部在城乡体系中具有区别于乡村和城市的独特地位和功能,它所面临的问题也具有独特性;城乡结合部的未来不是转变为中心城市,而是日益成为具有现代性和城镇化特征的独立的第三空间,因此,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城乡结合部的独特问题。     

法律视域下城乡公民权利平等化探析

社会结构不合理加之深厚的城乡二元结构历史根源使得我国城乡公民权利长期呈现出畸形的发展状态。城乡公民权利不平等化阻碍了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同时也影响了城乡一体化的实现。因此,分别对城乡公民权利不平等化的形成渊源和具体表现进行了阐述,提出通过完善农村法律规范、循序渐进的土地改革、有限度的人口城镇化、完善相关保障措施和城乡公民自身建设等途径来实现城乡公民权利平等化。     

以制度建设推动社会治理创新

当下,我国正面临社会结构转型、社会矛盾与问题交织叠加、社会需求升级、移动互联网迅猛发展等复杂形势,社会治理面临严峻考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依靠制度建设推动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遵循。新形势下,迫切需要加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社会治安防控、公共安全、基层协同治理、国家安全保障等方面的社会治理制度的建设,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     

云南边境县社会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与对策思考

云南是中国边境线较长的省份,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发展,云南边境县社会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越来越多,主要表现在教育、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低、基础设施建设未满足发展需要、境内外流入人口加大治理难度、跨境非法婚姻问题解决较困难、社会治安和"禁毒防艾"形势严峻、非法宗教渗透与反渗透的任务艰巨、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等方面。面对这些突出的问题,必须建立健全社会治理长效机制,主要包括建立健全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建立健全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机制、建立健全流动人口管控机制、建立健全跨境婚姻管理机制、建立健全社会治安管理机制、建立健全非法宗教渗透管控机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供给机制。     

城中村治理:问题、困境与理路——以城湾村为个案

城中村是当今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城中村和城郊结合部作为一种特殊的社区类型,是城市社区的自然延伸和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社区治理不能离开该类社区。办州市姑苏区葑门街道"城湾村"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该城中村社会治安形势严峻,环境卫生问题突出,公共服务设施薄弱,乱搭乱建、乱堆乱放现象较多,流动人口与本地人口融合难,需要进行有效的治理。但是对城湾村的治理又存在资金缺口大、政府积极性不高、政府部门以应急管理代替长效管理、外来人口需求常态化等问题。基于此,需要将城中村治理改造纳入苏州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在考虑外来人口需求的同时,控制城中村流动人口无序流入,建立城中村治理的长效机制,促进城中村两大群体的社会融合。     

城乡协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治理的新思路

新型城镇化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且开始实施。在新型城镇化的背景下,诸如乡村社会分层加剧、乡村基层组织冲突加剧、精英分子流失、乡村文化流失等问题将逐日呈现,而传统"乡政村治"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难以再维持治理的高绩效。协同治理模式是克服"乡政村治"模式弊端,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重要模式。在新型城镇的进程中,协同治理要遵循城乡一体化的思路,发挥城乡各自资源优势,通过城市和农村之间、工商业和农业之间、市民和农民的协同发展实现乡村治理之善治目标。为此,要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互助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相互支持;形成城乡基层组织整合机制,促进城乡组织相互合作;形成城乡制度互融机制,促进城乡制度相互融合;形成城乡文化的"互哺"机制,实现城乡文化相互促进。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村社会管理问题研究——以三亚市为例

城镇化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这一进程中,如何加强农村社会管理,破解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成为我们必须思考和解决的议题。文章以三亚为例,探讨了三亚在城镇化过程中强化农村社会管理的尝试及其存在的问题,文章认为,三亚快速推进城镇化建设,有助于推动农村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但也加大了农村社会管理的难度,需要从思想观念、经济建设、制度供给、政府治理能力、加强农村基层自治等五个方面强化管理措施。     

论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城乡接合部社区安全治理

以新型城镇化为分析视角,对城乡接合部社区安全治理的现状、问题、安全社区认证指标体系、社区安全盾进行描述,指出在后工业时代网络化的社会结构下,亟待转变传统治安管理思路为安全治理思路,积极探索政府、NGO与公众等多元主体相互合作的新型[1]社区安全治理模式,确保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发展。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探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势必带来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变化。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来审视当前的基层社会治理,可以清楚地看到,基层社会治理存在自治能力不足、依法治理理念不够深入、形式主义现象依然存在、行政化特征明显和多元共治机制不畅等问题。要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的新要求,应该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制下,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的积极作用,发挥法治保障功能和科技支撑作用,推动基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协同各方治理主体,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协商治理模式,构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以扩大公众参与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

扩大公众有序政治参与是我国社会转型的必然要求,也是完善社会治理体制的迫切需要。目前我国社会治理体制中存在公众参与机制不完善、参与能力不强、组织化程度不高等制约因素。以扩大公众参与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下一步要重点从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推进公民社会建设、加强制度建设等五个方面进行改革,以逐步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行政法治研判

政府的社会治理及创新实践应遵循行政法治理念,行政法治的发展也必须积极回应社会治理创新的需求,为之提供相应的理念和制度保障。当前,政府社会治理在观念、主体、手段、制度等方面的创新存在一些与行政法治不相适应的问题。破解之道在于加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强化相关理论的适应性,体现社会治理观念的创新;修正"行政主体"理论,重塑"国家—社会—公民"的关系,反映社会治理的新格局;完善行政程序制度,构建参与式行政模式,搭建社会治理公众监督和信息共享平台;加强应急法制建设,建立有效的社会突发事件应对机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监督体系,保证社会纠纷化解机制的良性运作与衔接。     

开创新时代社会治理新格局

我国社会治理,基本遵循了从"社会管理"到"共建共治共享"跨越的创新逻辑,但在现实中,治理"瓶颈"仍然存在,主要表现为治理结构没有跟上实践发展、治理主体关系没有及时法定化、治理过程不够协调、治理规范不够完善。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社会治理将在体系、机制、制度等三个方面并进,规范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建体系、创新化解社会矛盾的共治机制,完善民生获得的共享制度,从而开创新时代社会治理新格局。     

空间治理与城乡空间关系重构:逻辑·诉求·路径

我国在现代化、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呈现出地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失序等问题。进入新时代,对于空间治理的探寻有助于解决城乡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重塑城乡空间关系是建立在空间正义为价值导向基础之上的,城乡发展的前提是二者要对等,通过空间共融共享、合理有效的空间规划和空间的善治以促进和推动城乡互动与交流,彰显城乡空间各自价值,实现城市和乡村的两大秩序文明,建构流动的、持续的、和谐的公共空间,从而获得城乡之间政治、社会、经济、环境、文化等方面发展的综合效益最大化。     

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正义理论视域下中国城乡融合问题研究

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本质上归属于空间正义问题。马克思恩格斯站在空间正义的立场上,从生产地位的空间分野、居民社会品格的空间分异、城乡空间环境病态式发展等三个层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进行了批判性揭示,并将其归因于资本逻辑对空间生产逻辑的宰制以及政治权力对空间规划的操控。以马克思恩格斯空间正义理论反思与审视当下中国的城乡关系,传统村落的瓦解与消逝、城市权利的缺失与空间归属感的危机、生态环境治理不平衡等城乡非正义问题正制约着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在中国特色城镇化进程中,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实现城乡之间空间资源的共享、城市权利的赋予以及"场所精神"的赋义,有助于寻求空间正义、促进城乡融合。     

新型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探讨——以陕西为例

根据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大体需要经过三个阶段。总体上看,我国基本公共服务的制度框架已初步形成,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成效显著。但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供给结果不均等、综合配套改革政策与城镇化的进程不同步、地方财政支持与基本公共服务"刚性"需求增长不适应、供给制度"碎片化"、服务方式比较单一、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尚不完善等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制约着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为此,必须把实现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均衡配置,保障省级财政支付"纵向"均衡与县(区)"横向"均衡,畅通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利益表达机制,创新供给方式的多元化等,作为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举措。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成因及对策研究——以社会公平为分析视角

城乡收入差距太大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在波动中不断扩大,呈现出二元特性,成为社会不公平的根源之一.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主要是政府的制度与政策供给出现“公平”与“效率”的失衡、市场化的“理性”与“非理性”因素和城乡产业特性的差异.调节城乡收入差距,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大“三农”投入、完善保障体系、推进城镇化进程,进而实现分配公平、政策公平、制度公平和机会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