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制度中的几个法律语言学问题

法律语言学就是将语言学应用于法律问题的学科,司法制度中与语言学相关问题:语言与法律的关系、法律诉讼中语言学家的介入、语言学家与律师的关系、陪审团指令的理解、语言学家作为专家证人出庭等方面应该引起关注。     

论农村环境污染防治的法律问题

当前,我国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尤为突出,其现状已不容乐观。从法律角度分析,造成我国当前农村环境污染现状的原因既包括立法层面,也包括执法和司法层面。立法层面表现为,农村环境立法的不完善导致农村环境污染防治无法可依;执法层面表现为,农村环境执法的不力客观上放纵了环境污染行为,导致农村环境污染的进一步加剧;司法层面表现为,环境案件的久拖不决以及不公正的处理结果使农村环境污染防治失去强有力的司法保障。因此,加强农村环境污染防治必须完善我国农村环境立法,强化农村环境执法以及加强对农村环境的司法保障。     

法律推理的涵义、性质及其功能

法律推理是特定法律工作者利用法律理由权威性地推导和论证司法判决的证成过程和证成手段。它既是一种法律思维活动，又是一种应受法律调整的法律行为，是特定法律工作者的一项法定义务。正是法律推理使司法裁判与神明裁判、主观擅断区别开来，法治由此生成．现代社会强调法律推理的使用、研究将有助于司法的合理化，有助于法学的科学化，更有助于社会合意的普遍化。     

我国商法的核心价值:逻辑展开与实践应用

总纲性规范的缺失以及以之为载体的商法核心价值的模糊是我国商事司法实践中法律适用困境的重要原因。为使我国商法理论研究与商事立法、司法等实务活动获得确定的价值指引，有必要对我国商法核心价值的逻辑展开及实践应用进行系统研究。商法的核心价值曾被普遍界定为效率或效益，但基于正本清源，应将其界定为自由，其内容主要表现为强化私法自治与经营自由。商法中自由价值的边界应立足于秩序价值进行界定。在商事立法、监管及审判活动中，应立足于自由与秩序的平衡，使商法核心价值的得到合理应用。     

从法律文本规范到法正义实现的障碍——兼论许霆案一审中法的背离

从法律文本规范到法正义的实现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由于法律文本规范本身的技术性因素,以及司法者适用法律文本规范的诸多主观因素,使得从法律文本规范到法正义的实现障碍重重。许霆案早已尘埃落定仍然争议质疑声不断,其原因亦主要在此。通过分析我们发现,适用我国《刑法》第264条文本规范存在诸多法的背离如因对银行与银行工作人员两个主体概念的混淆导致对盗窃罪构成要件之秘密窃取的错误认定、司法者对264条文本规范的立法目的以及对法律共同体的共同价值的背离等等。     

中国宪法文本中“法律”的涵义

宪法文本是理解宪法的一个实证基础。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中的“法律”多次出现 ,其涵义如何确定 ,意见不一。考察“法律”的各种语境 ,可以发现在宪法文本中“法律”一词具有不同的涵义 ,不同的色彩 ,对立法者也有不同的要求。对宪法文本中的“法律”进行实证分析 ,有助于理解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间、最高立法机关与其他机关之间的立法权限 ,有助于澄清宪法学理论、司法实践中的一些疑难问题。     

论法律原则及其司法价值

法律原则是法律规则的起源，贯穿于法律文本、法律部门直至法律整体的始终。法律原则是法律规则精神的集中体现，同时法律原则本身也是一种特殊的行为规则，其价值不仅表现在立法领域，在司法领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对商人与商事主体关系等同论的反思与重塑

当前,商法学界将商人与商事主体等而同之。该定位在理论与实践中导致了两个逻辑悖论:商事主体相对于商事法律关系主体的背离、商事主体相对于商事行为主体的背离,这给商事立法和司法带来了困惑。商人、商事主体和商事法律关系的本质、内涵决定了商事主体与商人之间应该是一种包含而非等同的关系,此种定位既有助于商事主体立法的完善和体系化,也有助于商事法律规范的准确适用。     

试论司法公平的实现

试论司法公平的实现刘作翔，雷贵章现代法律是一种蕴含有多重价值要素的价值体系和规范体系，公平作为一种重要的法律价值，它必然渗透和体现于法律体系之中，并发挥着重要的价值功能。法律公平从其运行过程看，有立法公平、司法公平和行政执法公平，其中，立法公平是重要...     

法官道德对司法公正的双向协调效应

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很多 ,法官道德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因为任何司法公正都需要通过具体的人来实现 ,司法公正的实现必然离不开法官道德要素的介入。这种介入 ,主要表现为司法者依据法律标准 ,以其自身的法律理念和道德理念去指导法律的适用 ,使内在化的立法道德外化为法律实践活动中的司法道德 ;这种介入在遵循法律标准的前提下 ,客观地存在着两种制约司法裁判公正性的协调效应 ,即正协调效应和负协调效应。①     

司法确定力的形成逻辑

司法确定力是与法院的宪法地位密切相关的,宪法对法院的独立地位以及解决纠纷、救济权利和发展法律的功能定位,是司法确定力的权威渊源;司法确定力来自于司法的管辖权威,法院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受理案件,运用法律知识、司法理性和司法经验,按照司法规律对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问题进行权威判断,为司法确定力提供了前提;司法确定力源于司法的整合权威,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通过对立法时的民意与法律适用时的民意、普遍正义与个别正义、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的有机结合建构了司法的整合权威,为司法确定力提供坚实的基础;司法确定力依赖于裁判的执行权威,当事人自觉履行生效判决的文化意识和国家强制执行生效判决的权威能量为司法确定力提供坚强的保障。     

醉驾入刑诸问题新探讨

醉驾入刑一年多来,其法治效果和社会效果显现,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在法律与政策精神上,司法机关对醉驾行为的处理既要坚持从严惩处的态度,同时也要正确贯彻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醉驾的情形多种多样,对醉驾入罪应根据其情节的不同区别对待,同时合理理解和正确适用醉驾的标准,并从立法上完善醉驾入刑的规定。     

实用主义的法官法理学*--透视霍姆斯大法官的司法哲学

奥利弗·W.霍姆斯是美国法理学与司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历经百年,他的司法哲学仍然意义深远地影响着美国的法律思想与司法实践。在霍姆斯的司法哲学理论中,法官的首要职责是遵守代表多数方的立法,即使立法存在缺陷;然而,对立法机构的尊重,并不是因为法院缺乏发现事实的能力,而是法官在裁判时不得依赖个人对事实的认知。在其撰写的司法意见中,霍姆斯为言论自由与结社所做的辩护与其对优势社会力量或立法的尊重之间存在着矛盾。正是古典的司法自制理论与狭义的司法能动主义,共同构成了霍姆斯的实用主义法理学,这是一种美国法律本土背景下的法官法理学。     

我国知识产权保护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本文作者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总结了近年来我国知识产权案件所呈现的前所未有的特点,揭示了知识产权立法及司法保护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并着重从法律观培养、立法、司法体制改革等方面阐明了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思路及对策。     

司法裁判引证法律学说的功能研究——基于生效裁判文书的实证分析

法律学说是连接立法与实践的知识储备和理论桥梁,也是推动司法与社会互动的知识引擎和理论动力。学者的学术观点是法律学说的直接体现。在我国,存在司法判决引证法学学者观点的现象。实证研究表明,268份样本裁判文书中,有60位法学学者的观点被引证307次。法律学说在裁判文书中发挥着解释法律、论证说理及补充法律漏洞等作用,从而增强法官对法律事实性质或裁判结果判断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提升裁判结果的可接受性。从应然层面来看,法律学说要为司法裁判提供可能的参考答案,为司法裁判提供有效的法律方法以及通过司法裁判总结科学的司法规律。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表明,虽然司法判决可以成为法律学说的“试验田”,但是从主题任务和实践立场两分的角度看,法学与司法的适当分离是法治持续进步的阶梯。     

论我国电子数据的法律规制及完善

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电子数据日趋成为关注的焦点。我国现有关于电子数据存在立法原则不明和具体制度相对滞后的明显缺陷,从而导致在司法实践中运用电子数据时面临现行法律的阻碍和技术维度的困境。通过对我国电子数据相关立法现状及司法实践的分析,总结我国电子数据法律规制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我国电子数据法律规制需要确立电子数据立法对基本权利的保障、完善电子数据可采性、举证责任、非法排除规则、搜查方法等方面具体措施,同时还需要加强电子数据立法的前瞻性,辅之以司法解释,转变对电子数据的认识观念,提高办案人员的技术能力。     

论司法人性化与司法公正的冲突与协调

司法人性化是现代司法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它的正确实施有利于人权保护和司法公正价值目标的实现,但是司法人性化的泛化必然对司法的公正性提出挑战。司法人性化与司法公正的对立是相对的,二者存在统一的基础。加强人性化的立法、坚守法律的底线、培养司法者的人格素质以及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是协调司法人性化与司法公正冲突的有效途径。     

行政强制救济若干理论问题探析

学理概念行政强制与法律概念行政强制措施不配套。从定义要求、语词构造以及法理分析,行政强制权属于行政权范畴,行政强制则包括行政执行强制和行政即时强制。与强制执行不同的是,行政强制属于行政模式,而非司法主导的混合模式。在宪法上界定行政与司法的分野,结合我国实际并借鉴域外经验对行政强制进行统一立法是行政强制救济的前提与基础。在合作行政时代,行政强制法制化的事前和事中救济过程比事后救济更为重要。     

论“认罪态度”在量刑情节中的定位

传统刑法和司法实践将"认罪态度"定位于酌定量刑情节,由于立法的模糊性和司法人员的认识差异,造成了量刑时空上的不平衡。本文认为,随着"自首"、"立功"和"坦白"的逐步法定化,将"积极退赃"和"赔偿损失"升格为法定量刑情节的条件已经具备。它不仅没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而且依赖于刑罚改造理论和人身危险性理论的理论支撑,还有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作为法律基础及外国立法提供的参考和借鉴。因此,应将"积极退赃"和"赔偿损失"升格为法定量刑情节的条件和从宽处罚的具体标准,实现"认罪态度"在量刑情节中法律地位的转变及司法的公平与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