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作为义务

一般地 ,判断行政不作为违法往往从行政主体是否具有法定作为义务入手。① 进一步的问题是 :第一 ,如何确定行政主体具有现实的作为义务 ?第二 ,行政主体的作为义务的范围如何划定 ?第三 ,作为义务的违反与过失不作为违法之间的关系如何 ?本文旨在通过以上问题的梳理 ,试图对作为义务的几个难点问题作出探讨 ,以求教于学界。一、作为义务的违反 (兼论作为义务的不完成形态 )在不作为违法理论中 ,学界通过对违反法律义务的界定来分析不作为违法的本质特征。“区分行政作为违法与不作为违法只能以特定的法律义务为标准。”并由此得出行政不作…     

行政公诉程序相关问题研究北大核心

维护国家或社会的公共利益是检察机关行使行政公诉权的现实基础,行政公诉权是保护公共利益的必要手段。行政公诉应坚持公益原则和必要原则。可以针对行政不作为和行政乱作为分别设计行政公诉程序。对检察机关认为行政不作为或乱作为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提起的行政公诉,人民法院可分别作出履行判决、确认判决或者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处理。     

不作为犯的实行行为及其着手之认定

不作为并非是"什么也不为",而是"没有为一定的行为",不作为犯的本质在于行为人未能履行特定的法律义务而构成的犯罪。不作为犯的实行行为之认定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即保证人义务的存在、保证人的不作为具有法益侵害的现实危险和保证人具有作为的可能性。不作为犯的着手的时点应是:违反作为义务的不作为的开始之时,或者是违反作为义务的不作为持续至存在法益侵害的现实危险之时。     

行政首次判断权理论及其适用

行政首次判断权理论是指法院在司法审查的过程中,应尊重行政机关对行政事务作出优先判断及处理的权力;对行政机关职权范围内的事项,法院一般只能在行政机关进行首次判断之后,才能进行审判。该理论源起于日本,其最初被创立的目的在于否定课予义务诉讼和预防性不作为诉讼;后来,该理论趋于"缓和",其主要作用变为限制前述两类诉讼。该理论的正当性依据是权力分立原则、司法国家体制下司法权的特性以及行政权的优势等。我国行政审判法官们已开始运用该理论来裁判案件,但存在不太恰当甚至错误适用该理论的情形。今后,我国应进一步借鉴域外这一理论,从立法上明确课予义务判决中尊重行政机关首次判断权的情形,修正该类判决中否定行政机关首次判断权的路径,并确立预防性不作为诉讼。     

浅析侵犯公共利益行政不作为的救济

目前，理论界对于行政不作为所持的观点并不一致，笔者认为，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或被委托的组织和个人，负有积极实施法定行政作为义务，并且具有作为的可能性而超越法定期限不履行的状态。行政不作为属于行政行为的范畴，因此行政不作为的后果也就可能涉及到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如税务机关对应纳税的公民或法人，     

论课予义务诉讼——对行政不作为的救济形式

行政不作为对行政相对方权益造成侵害的情况日益严重。借鉴域外经验,从诉讼经济原则出发,对行政不作为的司法救济宜适用课予义务诉讼。课予义务诉讼可分为不纯粹的不作为之诉和纯粹的不作为之诉两种,分别适用不同的诉讼要件、审理方式和举证责任。对课予义务诉讼,法院可作出履行判决或驳回诉讼请求的判决。     

行政不作为及其诉讼中的几个问题研究

如果要从描述层面对行政不作为进行定义 ,那么行政不作为可以被认为是 ,行政主体在有作为义务并且能够履行该义务的前提之下却以不作为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一种违法状态。在这个定义的背后 ,我们必须清晰地认识到作为行政行为与不作为行政行为、行政作为违法与行政不作为违法这两组四个不同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在此基础上也应充分认识到行政不作为在行政诉讼当中 ,尤其在起诉期限、举证责任以及判决形式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 ,以及目前法律 (包括最新司法解释 )在应对这些特殊性时表现出来的问题。     

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一种学理阐释

作为履行判决法定前提的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职责 ,与行政不作为违法乃表象与本质的关系。法定职责本质上是法定义务 ,对法定义务的违反 ,也是对法定职责的违背。在行政过程中 ,行政主体有一系列的积极性义务 ,相对应的法定职责也就表现为多个法定职责组成的谱系 ,对系列义务之一的不作为均属行政不作为违法。不履行与拖延履行法定职责 ,实际上就是根据行政主体违背谱系性职责的主观态度与客观表现 ,并结合行政诉讼目的和整体结构等因素的考量而确立的两种法定行为违法类型。     

作为可能性概念的规范展开

作为可能性概念的内涵存在分歧，体系定位也不够清晰，有待进一步加强规范共识。法律概念的定义不具有任意性，应借助概念法学方法对作为可能性的诸多定义展开辨析，倡导修正的客观说。作为可能性应为构成要件要素，主张其本质系期待可能性，从而兼属责任要素的观点并不合适。在作为可能性和作为义务的关系上，一体说对区分说的质疑陷入了循环论证和错误的归谬论证；作为可能性并非作为义务的前提，而系不作为行为具体化的重要因素。达成上述认识，有助于对作为可能性在特定职务人的紧急避险、不作为犯的正共犯区分以及认识错误等问题上的适用作出合理判断。     

略论行政判决的执行主体

行政判决的执行主体是指有权对拒不履行行政判决的当事人采取执行措施,以保证判决得以履行的国家机关。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判决的执行主体不仅包括人民法院,而且包括行政机关。但行政机关要想名符其实地成为判决执行主体,我们认为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1)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只有在原告根据判决负有义务而拒不履行的情况下才能对原告(行政管理中     

我国刑事审级制度的建构与反思

裁判的正当性和裁判的终局性是刑事审级制度建构的两大基本目标。我国两审终审制的建构基本上遵循了大陆法系的模式，但第一审程序在吸收不满、保障裁判的正当性方面存在着先天的不足；第二审程序的某些方面亦有待完善，其在司法实践中表现为，裁判的终局性几乎不成问题，但裁判的正当性则主要来源于实体的正确性。我国刑事审级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首先应当着眼于从第一审程序加强裁判的程序正当性，其次应当对第二审程序加以完善，并在完善再审制度的基础上赋予当事人更多的上诉机会，从而使终局的裁判更加具有正当性。     

从"无理"的判决到判决书"说理"--判决书说理制度的正当性分析

由于受到大陆法系传统的影响 ,我国判决说理并没有被制度化 ,甚至长时间囿于是否需要制度化的讨论中。笔者通过分析认为 ,在中国现有的司法语境中 ,判决说理具有急需正当化、制度化的内在需求。一是 ,判决说理是法官权力公开化的必然 ,同时也是一种法官自保的策略性选择 ;二是 ,判决说理是司法职能现代化的内在需求 ,力求通过判决说理达到当事人从内心“服判”的司法追求。笔者通过比较分析进一步指出了说理主体、说理对象等判决说理的前提性问题     

行政行为效力判断之基准与规则

行政行为效力判断是对意定主义模式下行政行为产生的“相当于法律的效力”是否认可的问题。合法性只是效力判断的一个基准而非全部基准，是进行判断的重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这一点决定了效力判断不可能是一个在合法性与效力之间进行简单比照的过程，而必须综合考虑行为与结果并存的二元化对象基准、主客观对立统一的要素基准以及法、理、情互补的逻辑基准，在此基础上恰当地运用瑕疵衡量、利害衡量、价值衡量等规则进行分析判断。     

我国区际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制度之比较

近年来，我国在区际法院判决相互承认与执行方面取得了进展，先后生效的几个区际司法协助规定与安排的达成无疑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我国区际法院判决相互承认与执行的开展。但是，这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或是一种带有过渡性质的“半成品”，而较为理想的模式应是进一步制定一部统一适用于大陆与港澳台地区的判决承认与执行的专门立法。     

董事勤勉义务判断标准比较研究

董事勤免义务判断标准的界定,关涉公司股东与董事之间利益冲突的平衡,如何激发董事的最大热情为公司利益服务,又避免其懒惰、疏忽而损害股东权益,法定一般客观标准与公司章程的补充细化相结合,同时加以商业判断规则之辅助,则为最佳的选择方案。     

大陆法系缺席判决制度价值取向研究——从缺席判决主义到一方辩论主义视角的考察

缺席判决制度自古罗马时即已有之,从缺席判决主义模式到一方辩论主义模式的变迁反映了缺席判决制度从纯粹作为的一种终结程序的手段和一种惩罚措施转向更加重视程序的正当性即程序公正问题,但就缺席判决制度本身而言,它是为了诉讼的效益而设。     

从判决书看缓刑的适用

刑事司法政策、缓刑制度功能、刑法条文规定、犯罪案件类型及被告人自身情况等都是影响缓刑适用的因素。从判决书反映的情况来看,不管是基层法院还是中级法院,故意伤害案件和交通肇事案件缓刑适用率都相对较高,财产类犯罪案件则较少适用。在实践中,缓刑的适用主要存在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把握不准,缓刑监督考察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可以考虑从这两方面入手完善我国的缓刑制度。     

“媒体审判”负面效应批判——兼论构建传媒与司法间的和谐关系

"媒体审判"背后实际上是两种理念的冲突表达自由与司法独立.在我国现实语境中,这两种价值都有保护的必要,因此,我国应当采取有效手段对表达自由和司法独立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行平衡,从而建构司法和传媒间的和谐关系.     

判决执行力主体范围的扩张——以实体权利转让与执行权利的获得为中心

通过诉讼程序已经得以确定的实体权利在执行开始前以及执行程序中,能否在权利人将其权利转让给受让人后,使受让人因此而获得执行申请权以及其他执行权利,这是一个司法实践中有争议的问题。应当说,受让人在获得实体权利的情况下,就享有相应的程序权利。这种程序权利的获得是基于实体权利主体的变更,而非程序权利的转让。它是执行力主体范围扩张其权利主体变更后,应采取措施保证强制执行的正当性。     

司法文明四辨

司法文明为制度文明应有之意。我国实现司法文明过程中 ,应当注意司法的消极性、中立性 ,法院不能主动发现已决案件确有错误进而依职权发动再审。法院在个案审理过程中 ,应当注意避免司法审判沦为权力审判、新闻审判的附庸 ,当前特别要注意我国普遍存在着的以民意关注程度 ,决定案件裁判结果的非正常现象 ,建议以法官之友的制度设定形式 ,将民意关注司法纳入正当法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