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正>关于威慑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是国际政治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孙逊和韩略认为,延伸威慑战略的实施是美国得以确立自身军事霸权地位的重要手段。两位作者基于地缘政治的视角,根据冷战后美国延伸威慑战略的地区差异性,以及安全承诺的制度化水平和用于威慑的核力量构成的不同,将其概括为欧洲模式、亚太模式和中东模式分别予以探析,指出今后这三种模式均将面临重大挑战。该研究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认识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有助于     

越战时期美国与盟国的信任危机——以约翰逊政府的“更多旗帜”计划为例

约翰逊政府的"更多旗帜"计划主要通过最大限度地争取国际社会对南越政府的援助,来彰显美国越战政策的合法性。随着越战的升级,这一计划的重点被调整为争取美国的重要盟国向南越出兵协同美军作战。围绕着这一计划,美国与大多数盟国产生了较大的矛盾与分歧,进而导致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冷战同盟陷入信任危机。美国与盟国各自的利益诉求和由此造成的冷战战略的差异,是冷战同盟内部围绕"更多旗帜"计划出现信任危机的深层次原因。     

特朗普政府核政策评析

特朗普政府从大国地缘政治竞争尤其是军事竞争的角度看待国际政治,认为中国和俄罗斯的核力量构成了美国国家安全与核安全面临的"头号威胁"。特朗普政府对冷战后的美国核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增加了核武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与作用,不再承担国际防扩散义务,并对特定国家实施"定制核威慑"。特朗普政府实施的核政策,并没有改变美国依靠核武器确保美国霸权、通过核武器向盟国提供延伸安全保障,以及选择性地实施防扩散的做法,在极大地导致核军备竞赛、刺激核扩散的同时,降低了使用核武器的门槛。这是对国际战略稳定的破坏和挑衅。为此,国际社会进行了斗争,以降低核武器使用的风险。在可预见的将来,国际核态势依然十分严峻。     

中国崛起与东亚地区秩序演变

冷战结束后,东亚地区秩序的变化显而易见,但如何界定当今的东亚地区秩序却一直存有争论。本文试图从地区秩序的界定和分类入手,结合冷战后有关东亚地区秩序的争论,分析中国崛起对东亚地区秩序的影响,以辨析和把握东亚地区秩序的发展方向。作者发现,冷战后有关东亚秩序的争论说明,东亚地区尚未形成得到普遍认可的秩序安排,但决定其未来发展走向的两个核心因素已愈发明确,即美国的东亚同盟体系的延续和中国经济实力的崛起。东亚地区秩序演变趋势是,美国依托其东亚同盟体系与经济崛起的中国协调,共同塑造地区规则,维护地区稳定安全。其具体特征是:美国依靠其地区同盟发挥作用;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国通过多边或双边协调解决地区安全问题;中国自我克制缓解地区安全问题。决定东亚地区秩序未来的关键是既有的美国东亚同盟体系如何应对中国崛起。要巩固、深化地区协调共治秩序,需要美国及其东亚同盟体系对中国的自我克制政策做出善意的战略回应。     

美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与区域制度霸权

美苏冷战期间,美国一度通过国际制度建设取得了三分之二世界的霸主地位。然而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与国家实力的交化使美国无力继续追求全球性的制度霸权,而是转向区域制度霸权战略,通过以自由贸易区为主的地区合作制度追求其在各地区的主导地位与战略利益。其中,能否构造适宜的地区关系格局是大国主导自贸区与区域制度霸权战略能否达成的决定性因素,具体表现为三项任务:力量结构调整、单向支付与软实力建设。只有围绕本国优势兼顾这三项任务,大国才有可能在地区霸权的竞争中取得胜利。通过对NAFTA、FTAA与TPP三个案例的分析可以发现,美国追求地区霸权的战略尝试之所以成效各异,原因就在于其对三项任务的完成情况不同,进而影响到其地区影响力以及相较于对手的地区竞争力。     

21世纪美澳同盟再定义:从联合反恐到应对中国崛起

美澳同盟关系缔结于20世纪50年代,是冷战条件下美国同盟体系的重要一环,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南部的重要战略支点。冷战结束后,美澳同盟关系在经历短暂的"漂浮"后,又趋于稳定并得到进一步强化。进入21世纪后,联合反恐和应对中国崛起成为美澳同盟关系新的催化剂和强心剂。文章拟在分析美澳同盟建立和转型背景基础上,首先探讨澳大利亚作为美国亚太地区战略支点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其次分析冷战结束后美澳同盟经历了怎样的挑战和转型;最后重点探讨在中国崛起的形势下,美澳同盟如何进行政策调整及再定义。同时,本文还试图分析作为同盟相对弱小的一方,澳大利亚在追随盟主美国对外战略的同时,如何处理同盟义务与自身国家利益的不一致性,特别是当前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矛盾。文章作者认为,作为一项较为明智的政策选择,澳大利亚可能倾向于加深与中国在经济上的合作,同时在政治和安全上仍然依靠美国。与此同时,作为一种长期政策,澳大利亚将会和美国一道,通过国际组织,极力诱使中国遵守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     

冷战结束之初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转变

本文着重探讨冷战结束之初美国战略界对东亚发展前景的展望和关于美国亚太安全战略走向的辩论,并对老布什政府对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调整进行分析.文章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布什政府试图使美国亚太安全战略态势由"遏制+威慑"转向"均势+威慑",并把应付日本力量的增长作为美国亚太战略的重要课题.但这一转变主要体现在战略指导思想上,而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在冷战时期发展起来的安全结构,这种调整的有限性反映了五角大楼对地区安全形势演变的不确定态度,一旦新的安全挑战需要华盛顿重新界定其亚太安全战略的指导原则,它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安全结构.     

冷战后德国的北约战略及德美关系研究

冷战后德国的北约战略呈现一种基调未变、自主性增强的发展态势:一方面,德国继续将北约视作本国安全的基本工具,在美国和欧洲大陆盟国间维持一种稍微"亲美"的大体均衡;另一方面,随着安全情势的整体好转,德国基于本国立场,逐步构筑一种相对独立、扩大发言权的同盟战略姿态。在同盟内部,历任德国总理都重视同美国维系总体上的合作关系,但在诸如伊拉克战争等域外行动问题上,德美关系也曾纷争不断,甚至严重恶化,其负面效应尽显。德国的北约战略处于一种本国诉求提升、能力略显不足而又依赖于美国的有限运作空间,德美安全关系继续保持一种美国占据主动权的不均衡态势。     

美国中东政策的战略支点——土耳其

土耳其是中东地区大国，地跨欧、亚两大洲，连接黑海和地申海，也是多种文明的交汇地，无论在冷战还是后冷战时期都有十分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二战后美国与土耳其关系发展很快，土耳其成为美国在中东地区实施扩张势力范围和遏制苏联政策的重要“战略支点”之一。美国中东战略中许多重要举措都是通过土耳其这个“支点”展开的。土耳其与美国等西方...     

冷战后美国亚太多边外交中的同盟逻辑

冷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逐渐开展多边外交以作为对同盟体系的补充,其多边外交具有高度选择性、浓厚的结果导向和特定功能性导向等偏好,难以达到多边主义外交的标准,单边主义、双边主义及少边主义的色彩更为强烈。美国亚太地区的双边同盟体系与多边外交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一方面,同盟体系制约了开放、多元的亚太地区架构的形成,并限制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战略选项,在客观与主观上都制约了美国采取多边主义外交的可能。另一方面,同盟逻辑贯穿美国亚太多边外交的始终,它积极与同盟及伙伴进行"俱乐部式"的小多边互动,利用同盟体系塑造更符合自身利益的地区多边秩序并日益在多边场合划分阵营,对中国进行多边牵制与施压。     

美国重返亚太与中国安全环境——基于“威慑理论”的视角

自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在中东实行战略收缩，高调重返亚太，实现美国所谓的战略再平衡。美国主要目的是应对中国的崛起，并且在军事上对中国采取一种进攻性的威慑姿态，确保中国不挑战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本文从威慑理论的内容入手，从实力、意志和信息沟通三个方面研究了美国对中国实施军事威慑的有效性。并从全球、地区和国家三个层面...     

新时代的中韩关系:机遇和挑战

"萨德"问题的困境在于,韩国认为"萨德"可以保护韩国国家安全和维护美韩同盟的利益;中国认为"萨德"不是韩国国家安全的必需品,却削弱了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更重要的是,中国认为韩国在中美竞争中选择了支持美国,并打开了美国在其东亚盟国中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大门。这种分歧反映了中韩两国在"中美竞争"和"韩美同盟"两大结构性限制下的必然矛盾。当前,随着文在寅政府均衡外交的开展和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以及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特立独行",中韩关系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机遇。但两国也应当对伙伴关系进行更切合实际的审视,降低对彼此的期待,加强管控矛盾和分歧,在既有共同利益基础上寻求两国关系的渐进式发展。     

源于地缘政治超越地缘政治--"9·11"以后欧亚大陆中部的战略态势

欧亚大陆一直被地缘政治学家认为是世界的中心,也是霸权国家和谋取霸权的国家试图施展自身控制力的地区,而欧亚大陆中路地区更是在地理上和战略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一直寻找机会在该地区扩大影响,而"9·11"事件的发生和随后进行的反恐战争,使美国十分顺利地实现了这一目标,可以说这是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巨大收获,但事实上,美国之所得又远远超越了地缘政治.     

非对称同盟内部矛盾与美菲关系的转折——以菲律宾对美国政策变化为主线

力量不对称的同盟是当今世界诸多双边或多边同盟的常态,而非对称同盟中更弱小的一方基于有限实力和安全需求的考虑,通常都会依赖同盟大国的保护,为此在对外政策中更多地选择追随同盟大国的行为.然而,国际政治的历史和现实却一再表明,非对称同盟中的小国也可能表现出与常规认知相反的、针对其更强大盟友的外交疏离行为,也即在不对称同盟内部可能存在比常规矛盾更加深刻的问题.本文从盟友之间的战略分歧、收益落差及需求差异,盟国自身的内政变化,以及同盟外部威胁的弱化三个层面分析非对称同盟内小国对大国的"外交疏离"现象,并结合美国与菲律宾同盟关系的调整及美菲在南海问题中的互动,进一步分析上述三个层面影响要素的解释能力,指出美菲关系在克服这些矛盾时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此类同盟内部矛盾得以缓和与化解的条件.     

论安倍内阁中东派兵的决策、突破与目标

在美伊两国关系对立及中东地区局势紧张的背景下,2020年初,日本海上自卫队部队前往中东地区进行情报收集。此次中东派兵,其决策过程完全是在安倍首相主导下完成的,且基于中东平衡外交的立场而决定日本"独自派兵"。它既体现了冷战后日本海外派兵的延续性,又在法律依据、日美同盟、政策路径等领域取得了新突破。通过中东派兵,安倍内阁试图实现多重战略目标,派兵本身所蕴含的象征性意义远大于其具体实效。     

承诺难题与美国亚太联盟转型

自重返亚太战略出台以来,美国一直努力推动其亚太联盟的转型,其战略是给予盟友更大的战略自主性,推动后者承担更多的责任,以减轻自身的战略负担。在此基础上,美国坚定地增加对盟友的承诺,给予其战略再保证,以威慑对手。然而,在国家实力相对下降的前提下,美国可能没有能力兑现其盟友骤然增长的战略承诺要求,文章将这一困境称为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中的承诺难题。这一难题会导致盟友自主性上升,使得美国陷入承诺陷阱,其主要表现是美国承诺边界将会拓展、承诺与战略成本出现螺旋上升和外交政策存在虚张声势三个方面。为了解决承诺难题,美国在现实政策中采取了美日同盟的再平衡、亚太联盟网络化和制度化三种措施,然而这些措施仍然存在一些隐患。     

同盟理论与美国“重返亚太”同盟战略应对

2010年后,美国正式开始实施"重返亚太"战略,而同盟战略则是其"重返亚太"战略的重要一环。文章首先考察了美国"重返亚太"同盟战略的实质,认为其包含巩固同盟和扩大同盟两种性质不同的结盟行为。随后提出针对美国的两种结盟行为,中国的对应策略分别为瓦解对手同盟战略和阻止同盟扩大战略,这同样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应对策略,前者可从同盟解体理论中寻找政策启示,而后者则主要从同盟形成理论中寻找启示。由于建立同盟比维持同盟更加困难,因此阻止同盟扩大要比瓦解对手同盟更加容易;而且,瓦解对手同盟对中国是否有利存在争议,而阻止同盟扩大对中国更为有利则比较明确。因而文章提出中国当前应该把外交重点放在阻止同盟扩大上,而不是放在瓦解对手同盟上。     

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对华贸易威慑分析

从威慑视角对中美贸易交锋进行分析发现,美国对华贸易战的本质是一种力图在逐步升级的方略指导下利用贸易手段对华传递出危险信号,让中国认识到任何与美方意愿相悖的行为都将得不偿失,进而迫使中方将自身行为"规范"在符合美方利益框架内的威慑行为。与此同时,为了确保对华贸易威慑的成本不影响特朗普总统连任,以及避免让对华贸易威慑的实际结果与"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初衷背道而驰,特朗普政府在对华贸易威慑的过程中又始终与中方保持必要的接触,以避免威慑失控。美国将贸易纳入对华威慑"工具箱"的原因在于,相较于其他威慑手段,贸易在当前战略竞争背景下的大国博弈中更能发挥作用。美国对华发动贸易威慑的实力基础,在于其以科技、市场、金融及规则为支撑的贸易霸权。虽然贸易战在客观上给中国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从总体上看,美国的贸易威慑并未取得预期效果,这关键在于中方审时度势的反向威慑。从长远来看,贸易战作为美国对华威慑的新手段,必将伴随中美战略竞争的整个过程。     

美国对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政策的演变

随着美国在中东利益的扩大和深化,库尔德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开始正式进入美国的外交考量。基于伊拉克特殊的战略地位和局势演变,库尔德问题在美国外交中发挥的作用更大且更具有长期性。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提出"民族自决"原则为起点,1991年海湾战争为关键节点,库尔德禁飞区设立为重要标志,美国对伊拉克库尔德问题的政策可分为海湾战争前和海湾战争后两大时期。美国与伊拉克库尔德人之间的关系经历了重要的转变,但这并没有改变美国在该问题上所采取的实用主义立场,因为伊拉克库尔德问题本质上只是美国处理和伊拉克及中东关系中的一个部分。美国根据自身的国内政治状况、国际战略、中东利益、对伊拉克政策和地区形势的具体变化,不断调整在库尔德问题上的政策,谋求美国在中东的霸权地位。     

美国对朝“极限施压”政策的内涵、逻辑与困境

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朝鲜实施"极限施压":一方面,动员国际社会对朝鲜进行全方位制裁,以此给朝鲜制造经济困难,并通过部分石油禁运阻碍其国家正常运行;另一方面,通过军事威慑对朝鲜施加安全压力。美国的政策目标是通过和平方式令朝鲜弃核以最终保护自身和盟国的安全。特朗普政府的这一政策主要建立在对美国自身实力、国际格局和朝鲜现实的认知基础上。然而,施压只会加剧朝鲜的不安全感令其更加倚重核武器;而"美国优先"的对外战略不断冲蚀着美国主导的国际对朝反核扩散统一战线,这就是"极限施压"政策的困境。这意味着该政策难以实现其预期目标。为了解决朝核问题,朝鲜本身的调适、美国对朝政策的调适,以及国际社会的协调三者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