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我国刑事案件的证明责任

在我国刑事诉讼中,通常认为公诉案件由控方举证,自诉案件由自诉人举证。针对刑事案件中出现的与证明责任问题有关的情况笔者提出以下观点：刑事案件证明责任的分配划分为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两个方面,定罪情节和量刑情节的证明责任分配通常遵循＂谁主张、谁举证＂原则,但是不同的量刑情节要有不同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     

论公众舆论对刑事审判的影响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成熟,社会热点刑事案件在公众面前曝光的几率越来越大,公众希望通过对定罪量刑的影响实现其"正义"的渴望也越来越强烈。然而,倚借媒体而日益声势浩大的公众舆论对热点案件定罪量刑的影响力超乎想象,甚至产生了不合法理的结果,引起刑法学者的关注。为减少由公众舆论特点导致的对刑事审判的负面影响,颁布《量刑指南》、建立专门的公众舆论调查咨询机构、加强裁判文书的说理可以说是较为有效和恰当的措施。     

从影响性贪污贿赂案件中的民意表达看刑事司法与民意

影响性刑事案件中贪污腐败案件占据公众关注案件的榜首地位,惩治贪腐仍是公众关注的焦点。案件背后所折射的社会问题与我国转型时期较为突出的社会问题高度吻合。在总结这些影响性贪污腐败案件的特征时,个案的民意进程所带来的累积效果,其意义是远大于案件审判结果的。对于贪污腐败这类在定罪、量刑存在自由裁量空间的个案,民意也并非都能得到刑事司法层面的有力回应,使得民意与刑事司法处于紧张关系中。因此,厘清刑事司法与民意的关系,在这项长远的、系统性的工作中,需要民众公正看待刑事案件,法律及时正确做出回答。     

中国量刑独立的几个基本问题

随着量刑规范化运动在中国渐次展开,量刑独立制度的构建问题提上日程。从实现刑事审判的目的和最终实现刑罚最佳效果的角度出发,单纯为筛选量刑信息、认定量刑情节的独立量刑程序的设计成为必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为量刑独立提供了必要的政策依据。我国现阶段应健全和完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对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采用独立模式,将量刑环节从定罪环节中剥离出来;对被告人认罪的案件,则无需适用独立模式。     

略论量刑中的酌定情节

略论量刑中的酌定情节单民量刑，是人民法院依法对犯罪分子判处适当刑罚的一种审判活动。定罪和量刑是刑事审判工作的两个主要环节。衡量刑事审判工作质量的高低与否，不仅要看定罪是否准确，而且需要考察量刑是否适当。人民法院在对犯罪分子量刑时，在遵循量刑原则的基础...     

以审判为中心与刑事案件繁简分流——以刑事和解案件为研究对象

以审判为中心的终极目的是实现个案的公平与公正,但以审判为中心的含义并不是将每一个案件都纳入审判阶段,以审判为中心与刑事案件分流不仅不矛盾,而且只有做到后者才能更好地实现前者。以审判为中心强调在实体意义上定罪权属于法院,其他机关无权决定被告人是否有罪。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实现的,与国家司法模式密切相关,是恢复性司法向国家司法的渗透,是在法定的正当程序范畴内实现的和解。刑事和解使刑事案件得到分流,化解了社会矛盾并促进了社会和谐。法律应当赋予侦查机关在当事人刑事和解后有不立案和撤案的权力,对于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公诉案件,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决定不起诉,也可以在提起公诉时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从宽处罚的量刑建议,前者更能体现和解后的案件分流。当犯罪嫌疑人认罪服法,犯罪情节较轻,没必要将其再次纳入到刑事诉讼程序中来。其意义在于:一是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二是体现被害人在刑事案件中的地位;三是给被告人选择的机会,使其更快地融入社会。     

量刑对象视野下的量刑程序改革

刑法现代化下的量刑应是指刑事责任的裁量,其蕴含着"量刑对象是犯罪人"这一量刑基本理念,要求量刑程序应独立于定罪程序,刑事审判应先解决定罪问题,后解决量刑问题。然而,《量刑程序意见》所确立的相对独立量刑程序并不完全符合如此量刑理念的要求,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致使当前的量刑程序改革陷入困境。有鉴于此,在被告人不认罪或者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中建立独立量刑程序模式,应是我国量刑程序改革所要努力的方向。     

量刑对象视野下的量刑程序改革

刑法现代化下的量刑应是指刑事责任的裁量,其蕴含着"量刑对象是犯罪人"这一量刑基本理念,要求量刑程序应独立于定罪程序,刑事审判应先解决定罪问题,后解决量刑问题。然而,《量刑程序意见》所确立的相对独立量刑程序并不完全符合如此量刑理念的要求,该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致使当前的量刑程序改革陷入困境。有鉴于此,在被告人不认罪或者辩护人作无罪辩护的案件中建立独立量刑程序模式,应是我国量刑程序改革所要努力的方向。     

庭审实质化视角下量刑程序完善研究

庭审实质化是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本质要求,实现庭审实质化必须完善量刑程序。我国量刑程序存在"重定罪轻量刑"的传统法律思维、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检察机关对法院量刑裁决具有较大影响力、未充分体现刑事辩护的价值等问题。需要将定罪量刑程序予以有效区分,对于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确立完全独立的量刑程序。在法庭审理过程中拓宽量刑信息收集的渠道、用证据增强说明力,吸收被害人对量刑过程的参与、尽可能还原案件真相才能切实改变庭审虚化现象以期真正实现庭审实质化。     

定罪量刑程序的相对分离与刑事辩护的困境

2012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强化了定罪与量刑分离的趋势,但是我国现行定罪与量刑程序关系是一种以典型的相对分离关系为主、非典型的相对分离关系为辅的混合模式,此模式下的刑事辩护面临无罪辩护与量刑辩护相冲突、辩护罪名与判决罪名相冲突的困境。未来的改革应当改革审判模式,使定罪与量刑程序绝对分离,才能解决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上述困境。     

刑事法官的法律适用自由裁量权解析

在刑事审判中,对具体案件适用法律时需要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法律适用自由裁量权主要包括定罪自由裁量权和量刑自由裁量权,这两方面都有具体的体现。法律适用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有法律发现、先例识别、法律解释、法律推理等方式。     

认真对待量刑--量刑程序化初探

实现定罪的准确与量刑的适当,是现代法治社会对整个刑事审判工作的两项基本要求.但在我国,无论是立法操作还是司法实践,抑或是学界探讨,量刑程序都是不受关注、极易忽视的领域,量刑非程序化现象极为严重.现行以定罪为中心的庭审结构是导致量刑非程序化的根本原因所在,构建"先定罪""后量刑"的二阶段庭审结构便可初步破解这一难题.在保证定罪程序准确、公正的同时,还须构建"阳光下的量刑"制度,以保证量刑程序的公正.     

论量刑建议权在量刑规范化中的作用

量刑规范化是实现刑事司法公正的保障，而定性准确和量刑适当是刑事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在我国审判实践中，法官往往对定罪非常关注，而对量刑却不太重视。只要定罪准确而量刑重点轻点无所谓似乎形成共识。在人权保障、和谐司法等理念的深入下，量刑的平衡和公正越来越成为学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如何防止量刑裁量权的自由化，实现量刑的规范化也就成为刑事司法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而量刑建议权是量刑规范化的有效措施。     

定罪量刑社会学模式

该书封底《内容简介》：本书以案件社会学理论为参照,在理论思辨和实证研究双重基础上,提出并论证了定罪量刑社会学模式理论。定罪量刑社会学模式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由于现行刑事立法赋予法官享有一定的定罪量刑自由裁量权,刑事法治只能是一个美好的理想,法官自由裁量权受诸多案件社会结构因素影响,     

对未成年人犯罪定罪量刑机制的反思——以人身危险性为视角

长期以来,我国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贯彻的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但在执行中常常陷入某种误区——或是定罪时过于严苛,或是量刑时过于轻缓,这种宽严失当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无法实现矫治未成年人犯罪及社会防卫的刑罚目的。将人身危险性理论引入定罪量刑的机制中,在定罪时,可以使其与社会危害性共同起双层限制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犯罪圈呈现扩张态势之时,人身危险性的出罪功能恰好可以有效限缩未成年人犯罪圈;在量刑时,审判者要认真考量未成年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把控好从宽处罚的操作分寸。     

单位受贿犯罪处罚畸轻的原因及对策——兼论罪刑相适应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贯彻

在司法实践中,单位受贿犯罪存在严重的处罚畸轻问题,不仅违反刑法关于定罪量刑的有关规定,背离罪刑相适应原则,也不利于预防犯罪。其原因主要表现在定罪标准失据和量刑畸轻两个方面。就前者而言,是因为没有准确理解和贯彻"充分评价"原则,以致对单位受贿案件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和对单位受贿案件中的私分单位受贿财物行为未进行充分评价;就后者而言,是因为司法人员坚持"因公犯罪"、"奉公行事"的错误理念或者错误地适用从宽处罚情节,以及外在力量违法干预司法活动。单位受贿犯罪处罚要真正实现罪刑相适应,既要贯彻"充分评价"原则,又要注意单位受贿犯罪属于职务犯罪,而不是财产犯罪;应当合理控制单位受贿罪的成立范围和处罚强度,结合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考量单位受贿罪的处罚,严格自首的适用条件和减刑幅度,并根据具体案情逐次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对于确实需要适用缓刑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的,也需要在判决书中详细阐明理由并充分论证。     

对未成年人犯罪定罪量刑机制的反思——以人身危险性为视角

长期以来,我国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贯彻的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但在执行中常常陷入某种误区——或是定罪时过于严苛,或是量刑时过于轻缓,这种宽严失当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无法实现矫治未成年人犯罪及社会防卫的刑罚目的。将人身危险性理论引入定罪量刑的机制中,在定罪时,可以使其与社会危害性共同起双层限制作用,特别是在我国犯罪圈呈现扩张态势之时,人身危险性的出罪功能恰好可以有效限缩未成年人犯罪圈;在量刑时,审判者要认真考量未成年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把控好从宽处罚的操作分寸。     

审判、检察机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职能的整合

根据当前刑事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附带民事诉讼审判实际,审判、检察机关共同做好刑事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调解工作,有利于进一步整合审判、检察机关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职能,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做好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调解工作应当兼顾积极赔偿与真诚悔罪的统一,还要正确处理民事赔偿与刑罚适用的关系、正确区分因民赔达成协议被害人方谅解予以从轻、减轻判处与＂以钱买刑＂的界限。同时还要处理好对于被害人亲属在接受赔偿方面意见分歧案件、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调解不成后案件的处理以及留有余地判处案件的民事赔偿、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赔偿与量刑的平衡、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在调解工作的衔接等问题。     

认真对待宪法在刑事审判中的作用

宪法不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并不是不适用于刑事审判。宪法在刑事审判中具有规范权力,保障人权的作用。以往刑事审判功能定位偏失和刑事判决书中判决理由表述不充分,影响人们对宪法在刑事审判中价值的认识,制约宪法在刑事审判中的适用。法治国家,刑事审判是宪法发挥作用最活跃的领域。宪法在刑事审判中的可适用性揭示宪法作为法的全部品格。刑事审判中适用宪法,能够提升司法审判中人权保障功能,提升社会的法治水准。     

我国死刑独立量刑程序的可行性研究

我国以控制定罪为中心、定罪量刑一体化的传统审判模式及制度安排,已明显滞后于当前死刑案件审判的实践需要及形势发展。法治国家实行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的司法实践和我国实务界所作的积极探索,为我国实行死刑独立量刑程序改革创造了良好条件。同时,"公正为大"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司法效率、资源配置等因素不足以构成死刑量刑程序改革的障碍,构建专门、独立的死刑量刑程序以实现死刑量刑公正已成大势所趋。通过自下而上的改革试点、技术试错以及适时适当的立法突破构建以成就我国的死刑量刑程序改革,切实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