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政府服务及其创新——基于宁波市海曙区的经验与启示

我国农民工问题因政府政策偏离而产生，故应以政府服务回归而终结。而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堪忧，政府服务虽有一定改善，但仍存在服务体制不顺、服务动力不足、服务措施不全等诸多问题。宁波市海曙区政府因农民工数量较大。由于实际需要而通过一系列理念、制度和服务创新形成了卓有成效的农民工服务模式，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了一定的经验。由此我们总结出由政府人为的历史政策和不舍理制度导致的农民工市民化问题，需要政府依托公共服务来解决。因此转变政府对农民工的服务理念、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体系，赋予农民工市民权利和在城市生活的能力，成为了城市政府服务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路径选择。     

农民市民化的新议程

当前，合理应对城乡、区域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事关我国新型城镇化、现代化发展的全局。基于农民工政策在国家层面的由重劳务转向重市民化的转型，以及地方政府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与约束，我国农民市民化政策应实现“物物交换”逻辑向“公民权利”逻辑的转变，重视农民市民化和城镇化质量，切实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分享机制。农民市民化的政策目标是要实现由农民工市民化向全体农民市民化的整体推进。在政策内容中，应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不仅为农民提供平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更要提升其从市场中获得收入的能力和参与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在政策行动中，既要发挥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供应和兜底功能中的主导作用，也应积极发挥农民（工）在自主就业、创业与社会参与中的主体作用，还应积极发挥市场机制在农民就业选择、要素流动、资源开发与资金筹集等方面的作用，形成推进农民市民化合力。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对策

农民工市民化是城镇化进程中一个重要方面,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出现了诸多问题,如农民工的"候鸟现象"、"城乡二元体制"、农民工的整体素质不高、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及政府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缺失都阻碍了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在协调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过程中要着重解决几个问题,即增加农民工的就业机会,保护农民工的土地权益,实施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农民工走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化同步"的路子。     

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的误区及矫正

现有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研究,既有测算上的技术偏差,也存在整体上的战略误判。农民工市民化固然需要庞大的资金投入,但同时也会带来可观的社会效益,长远看农民工市民化的收益远大于成本。对于研究者来说,要走出拘泥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细节的误区;对于决策者来说,当务之急是在中央政府、输入地政府、输出地政府、企业与农民工之间构建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通过制度设计激发各方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积极性。     

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分担与机制构建

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是城市持续稳定繁荣的重要保证。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具有显性与隐性、分期分批性、区域性等特征。农民工个人(家庭)与政府是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的主要责任主体。在建立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时,需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输入地政府与输出地政府之间的关系、当期成本与远期成本之间的关系、经济发展程度与农民工市民化的规模之间的关系、外来农民工与本地城镇居民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     

基于返乡创业背景下的农民工创业园建设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国家政策的影响,农民工返乡创业已经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不断投资建设农民工创业园。虽然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来支持创业园建设,但这些政策还不够系统全面,加之有些地方政策执行的不到位,使得农民工创业园建设遇到许多困难和问题,阻碍了农民工创业园的健康发展。通过对农民工创业园建设的研究,可以给各地农民工创业园建设提供一些建议,引起政府和社会对农民工创业园建设的更多关注和支持。     

社会合作视野下的农民工市民化

过去三十多年里,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基本特征是农民工主体一直作为他者、客体而存在,政府、市场和城市社会等外部力量在主宰着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这种农民工主体缺位现象背后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因素在发挥作用。未来推进的新型城镇化亟需引入社会合作理念,通过政府、城市社会和农民工的合作共变,最终达成城市社会的共融共生。     

哈尔滨市农民工市民化路径探析

哈尔滨市农民工市民化存在一系列问题,应从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化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推行户籍制度改革;以"均等化"与"全覆盖"为导向,推动农民工平等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营造良好社区环境,使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以产业为支撑,促进农民工创业就业;以全方位培训为途径,全面提升农民工素质等方面进行解决。     

安全经济学：农民工市民化行为的文化逻辑

在农民工市民化研究中,结构解释与文化解释构成了农民工行为分析的主要逻辑。但是,我国目前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结构解释范式之上,而对农民工自身的文化逻辑分析相对不足。通过对既有小农行动逻辑理论的分析可以看出,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遵照“安全第一”与理性选择原则,建构起了一种生存层面安全、经济技术层面安全以及社会文化价值层面安全三者统一的安全经济学。这为地方政府制度建构与制度过密化防范提供了切入点。     

农民工的市民化成本

正养老保险补贴占长期成本近一半,是最大压力。市民化成本并非高不可攀,推动越晚成本越高。以常住人口为依据,调整各级政府财政分配关系。农民工市民化主要成本农民工市民化实质是让农民工享有与本地市民相同的各项权利和公共服务,其成本主要包括,随迁子女教育成本、医疗保障成本、养老保险成本、保障性住房支出、其他社会保障支出和社会管理费用等等。     

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我们必须加快制度变革,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第一,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要在全国范围内统筹考虑农民工基本公共服务,使其与城镇居民平等分享基本公共服务,着力推进农民工在基本公共服务上的市民化。第二,要尽快把城乡学前教育、全国农村和老少边穷地区的高中、中等职业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围。第三,要以基本医疗卫生     

成都市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口城镇化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党和政府在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社会结构转型时期所推行的改善民生、造福百姓的重大举措,人口城镇化作为其核心内容,正是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成都作为我国西南地区的人口重镇与新型城镇化改革先行者,在其人口城镇化进程中,应当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抓手,着力于营造良好的经济就业环境、公共服务环境与社会文化环境,以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人口城镇化慢于土地城镇化、半城镇化现象仍然存在与新生代农民工持续增加等问题,实现农业转移人口的职业、社会权利与身份认同,进而促进人口城镇化目标的实现。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内在冲突与逻辑路向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关乎中国的城乡统筹发展和社会良性转型。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超越自身的先赋社会地位,但在多种现实因素的约束下被城市和农村双重边缘化,市民化诉求步履艰难。市民化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应然归宿,政府应在城市──县城──乡村的三维视野里提供必要的制度安排,以便让他们到了一定年龄阶段时能够顺利返回故土,从而实现宏观经济与微观个体的双赢。     

论流域治理中地方政府的行为偏差及其矫治

在行政分包治理体制下,地方政府行为决策须兼顾上级政府满意度、官员个人政绩和区域公共福利等诸多因素,差异化的多元目标导向追成流域治理中地方政府的行为偏差和环境保护政策的边缘化.建立激励约束相融机制,矫治地方政府的行为偏差,是提高流域公共治理效率、促进流域永续发展的现实选择.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管理机构的设置问题研究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作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举措,在世界范围内多个社会生活领域进行广泛的实践,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目前,实践中还存在许多要完善的地方,特别是管理机构的设置问题,因为如果管理机构设置不合理或不适当,购买过程中所涉及的一系列事项就不可能顺利完成。因此,设置科学合理的管理机构是实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制度目标的关键。     

精准扶贫中地方政府行为偏差及其调适路径

政府在精准扶贫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与粗放式扶贫相比,精准式扶贫更强调政策的特惠性与精准性,它对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需要地方政府行为合理定位。现阶段,与精准扶贫的要求相比,地方政府行为还存在一些偏差,主要表现为扶贫工作形式化、扶贫目标偏离变异、公共扶贫资源配置低效、扶贫领域腐败问题凸显等方面。因此,地方政府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实现扶贫工作价值重构,完善精准扶贫的制度机制,着力加强能力建设、打造服务型政府,整合社会力量推进精准扶贫协同治理。     

国家政策执行治理机制的选择逻辑 ——以食品安全治理机制为例

政策执行关系着国家治理目标与公共利益的实现。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存在各种策略性博弈。现有研究多从地方政府视角出发分析政策执行偏差的类型及原因,对中央政府在政策执行中的互动行为关注与描述不足。作为政策执行互动博弈中的积极管控者,除了政策制定权外,中央政府在博弈中同时拥有政策执行治理机制的决定权。根据与地方政府间目标差异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中央政府会选择常规式治理、分权式治理、集权式治理、运动式治理等不同治理机制进行应对,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案例集中体现了中央政府政策执行治理机制的多样化选择逻辑。     

什么影响了PPP政策的创新扩散？——基于我国282个地级市的事件史分析

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是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也是公共治理理念创新的有效践行。借助政策扩散理论和事件史分析方法对我国282个地级市2004年至2019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动机因素、资源/障碍因素、外部因素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政策在地方政府间的扩散。其中，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财政资源、学习机制、模仿机制是地方政府采纳政策的重要驱动力。中国地方政府的经验能够很好地帮助我们对PPP政策创新扩散中的关键性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以验证那些传统上被认为有助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的“积极因素”是否真的有效，从而可以在更多维度上揭示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政策创新扩散的内在逻辑。     

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道德困境探析

农民工市民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产生了诸多道德困境,引发农民工道德困境的原因主要有文化冲突、社会偏见与歧视、制度保障缺失和自身素质不高等方面的因素。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教育问题初探

要做好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教育工作，既需要有相应立法工作领域的突破，也需要政府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在开展教育培训之前，对农民工的分代研究是教育培训内容细化与充实的前提。农民工教育培训学校的建设应当发挥政府和社会两者的积极性，其中的师资队伍建设应当走专职与兼职相结合的道路。为了确保教育的成效，检查与监督工作是必不可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