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隐私权保护的角度看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

我国200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但是,经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可以予以公开.本条旨在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同时保护公民的隐私权,但由于法条规定的不明确,导致《条例》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产生了政府公开信息侵犯公民隐私全和以保护公民隐私全的名义不公开政府信息等问题.因此,必须明晰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公民隐私权和公共利益的界定,增强《条例》的可操作性,完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     

象征性行动与制度实施——以公民申请财政信息公开事件为例

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以来,以政府财政信息为指向的公民申请信息公开行动引起了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这些以公民名义提起的象征性行动主要目的是检验《条例》及其规则的效力,向政府及其官员施加信息公开的压力。象征性行动表明了实现信息公开的实质性目标的障碍,体现了公民的行动策略及多元目标诉求,也具有权利表达、厘定政府责任并重构公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多重意义。在申请信息公开的过程中,公民成为《条例》的实施者,具有推动信息公开的良好激励,而且公民申请实践也推动了制度的变迁。     

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赋予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并且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根据《条例》的规定,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有两种,一     

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受案范围研究

对于任何有关诉讼的法律，无论是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还是行政诉讼法，明确地界定自己的受案范围都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这涉及到司法的权限与公民的诉权范围问题。对于政府信息公开诉讼来说，同样如此。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生效实施，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开始大量地出现在各地的法院，但相关的问题也随涌现，其中之一就是政府信息公开诉讼的受案范围。     

美国行政公开的法律规定

<正> 行政公开是美国二战以后行政的趋势,即公民对行政活动有知情的权利、了解的权利(the right of know)就是公民对行政机关的活动、档案、信息(information)有了解的权利。当然,行政公开并非没有限制什么都可以公开,如涉及国防上的机密则不公开.美国有关行政公开的法律主要有:《情报自由法》(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阳光下的政府法》(the Sunshine Act)、和《会议公开法》(The Advisory Committee Act)。限于篇幅,本文重点介绍美国情报自由法。     

政府信息公开与推进公民政治参与

随着我国信息公开制度的不断完善,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施行,标志着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设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是我国民主法治建设中的一件大事。新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为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制度环境,保障了公民知情权的实现,使公民政治参与制度化、法律化,并且有助于塑造参与型公民的形成。     

政府信息公开与行政诉讼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公民知情权的行政救济途径。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涉及行政诉讼的类型以及法院的受案范围。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中的当事人、举证责任和诉讼程序都因不同的行政诉讼类型而有显著区别。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最关键的问题是法院对于国家机密的审查，政府信息是否国家秘密必须经过有权机关的确认，不能仅仅以属于国家秘密的空洞理由而不予公开。对于因政府信息公开遭受损失的当事人，应当给予国家赔偿。     

政府信息公开范围的研究

政府信息公开的核心内容是政府信息公开范围,公开范围的限定直接决定了政府的透明度和公民的知情权。自《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布实施后,公民在申请信息公开和法院在审理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中都遇到了阻碍,问题的根源往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的不明确和模糊性。本文通过对政府信息公开范围进行研究,比较各国立法,同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措施和建议。     

浅议监察机关信息公开的不可复议性

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信息公开条例》）施行。自此,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对政府信息公开的需求权利有了法律的保证。随着公众对政府信息公开需求的日益增多和维权意识的提高,不服政府信息公开行为申请行政复议的案件也日渐增多。     

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问题探析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行后,我国公民对政府公开信息的愿望不断高涨,政府信息公开行政诉讼的案件也随之增多。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其保护的是诉讼中相对人的知情权,知情权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表达自由的一项重要权利。文章主要讨论的是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政府信息公开的判决方式以及处理政府信息公开案件的思路和方法。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种类、数量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指的公民个人信息,应当限定涉及个人隐私、被侵犯后将给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带来重大风险的信息,司法审查其范围、种类、数量应当严格遵循以下标准:依法公开的企业法定代表人、相关负责人信息不属于公民个人信息;财产信息、交易信息等敏感信息的认定应按照信息本身的属性并结合被告人的主观故意、用途等综合判断认定。     

行政处罚类政府信息公开中的法律问题

当前,行政处罚类政府信息公开已成为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一个热点。行政处罚类政府信息公开不仅是一种信息公开行为,同时,也会涉及行政处罚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就现有法律规定看,《行政处罚法》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可以作为处罚类政府信息公开的基本法律依据;但是,从处罚类政府信息公开实践所涉及的广泛内容而言,这两类法律规范的依据并不充足。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其他相关法律规范所确立的基本精神,开展行政处罚类政府信息公开应当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慎重把握公开内容和公开时限,并关注同其他相关法律制度的衔接。     

反信息公开行政诉讼问题研究

即将于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赋予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并且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在信息公开行政诉讼中,最常见的是信息公开的申请人对行政机关拒绝公开政府信息的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法院判决被告公开其所申请的政府信息。但也有一种诉讼     

保障公民知情权 打造秀明政府

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这部行政法规对于保障公民知情权，打造透明政府、责任政府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政府信息的公开与保密工作一直是一对难分难解的矛盾，信息公开首先要处理好与保密的关系。尽管《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施行在很大程度上开创了政府信息公开的新局面，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20年前制定的、     

政府信息公开需要人大立法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国家机关依法定形式和程序，将其掌握的公共信息主动向社会公开或者依申请而向特定的公民或者组织公开的制度。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和范围反映一个国家的政治民主和政治文明程度，反映其对公民知情权的保障水平。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由国务院颁布，2008年5月1日起施行．至今已施行3年有余。它使我国的政府信息从不公开到逐步公开迈出了可贵的一步．     

追寻隐私权的公益限制边界：比例原则的引入与操作——兼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第四款第二句之立法完善

一、问题之提出：失去保护的隐私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淑以下简称《条例》）的宗旨，不仅在於保障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也在於在政府信息公开领域中保障前述主体对秘密性信息的权利，其中包括公民的隐私权。     

信息公开诉讼中滥诉问题研究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颁布后,对于信息公开诉讼方面的研究,基本偏重于如何扩大信息公开诉讼的范围,强化对信对公民知情权的保护。忽略了对于信息公开案件中的滥诉现象却缺乏研究。基于此,本文试对此类案件存在特点、产生原因及可能的规制途径进行分析。     

行政过程中的信息公开问题探讨

在行政过程中尚处于讨论、研究、审查中的政府信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没有规定免予公开,在政府信息公开实践中倾向于不予公开。政府行政过程中的信息,按照过程公开的要求,应当依法公开,在公开过程中同时考虑到社会的安定性,应衡量行政效率与公民知情权的关系。     

信息自由的宪法基础

信息自由的核心要义是指公民享有在不受公权力干预的情况下，自主决定通过何种方式，借助何种工具，获取何种信息的权利。在我国《宪法》上，信息自由与以请求政府信息公开为内涵的知情权存在概念指向和规范基础上的分野。在人权条款入宪后所产生的价值和效力辐射效应的背景下，通过对《宪法》第35条表达自由条款进行目的论解释，可将信息自由纳入其规范领域加以保障。《宪法》第51条为公民行使信息自由划定了界限，同时也是对公权力限制公民信息自由的约束。德国的比例原则审查基准和美国的双重审查基准，为我国涉及信息自由的事例的合宪性审查作业提供了理论上的借鉴。结合我国《宪法》文本和社会语境，公权力可基于保障国家荣誉和安全、其他公民的自由和权利，以及善良风俗和公共安全的理由，依法对公民的信息自由进行必要的限制。     

政府信息公开司法救济制度困境研究

当2008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生效时，公众期待《条例》的实施能够为公民对政府信息知情权提供法律保障。但是，《条例》实施以来，各地的“第一案”纷纷遭遇信息不公开、诉讼不立案的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