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证婚和采证规则的冲突与调和

证据采纳规则所要解决的主要是证据的可采性问题，它主要是规范在何种情况下取得的何种形式的证据才能进入案件的审判过程，具有证据能力，成为证明案件事实的依据。英美法上主要的采证规则有传闻证据规则、最佳证据规则、意见证据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相关性规则。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子证据逐渐在证据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但是这种高科技证据在采纳上与传统证据规则产生了冲突，     

简论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基本问题

证据规则依据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规范证据收集、证据审查和证据评价的规则,规范证明力的规则和规范证据能力的规则,以规范审查判断证据的程序为内容的规则和以规范审查判断证据的范围为内容的规则。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在立法形式上,法典与司法解释并存;在规则性质上,多种类型的证据规则并存;在证据规则的内容上过于粗疏,缺少严格而审慎的规定。     

口供补强规则在贿赂案件证明中的适用

贿赂案件是一种高隐蔽性、缺少物证证明的案件，因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在案件证明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口供证据又是一种具有真焦难辨性和不稳定性的证据，适应口供定案必须遵循法定的规则，其中口供补强规则就是一项基本的证明规则。这一规则要求，被告人口供必须有其他证据相印证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也就是说，作为定案根据的口供必须有其他证据予以补强。这一规则的提出，是为了增强口供的证明力，防止对案件事实的误认而确定的。英美法、日本法和我国台湾地区法中都有口供补强的证据规则。我国《刑事诉讼法》46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就是说仅凭口供不能定案，这实际上就是对被告人的供述要求补强的补强证据规则。在贿赂案件的证明中，有两个涉及该规则适用的问题有待于明确。     

行政诉讼最佳证据规则的适用

最佳证据规则曾是英国普通法上最为古老的证据规则之一。作为普通法传统上的证据规则之一，最佳证据规则的实质内涵是：某一特定的有关案件事实，只能采取能够寻找到的最为令人信服和最有说服力的有关最佳证据方式予以证明。①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中将最佳证据规则定义为：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证明同一事实并都具有证明力，不同证据证明了相反的事实主张的情况下，有关各个证据证明力的大小所作出的认定规则的规定。②在行政诉讼中，也经常出现当事人就同一待证事实提供数份都具有证明力的证据，不同的证据证明了相反的事实主张的情况。因此…     

民事证据规则的理论透视与制度建构──以证据能力为视角的分析

证据规则是在诉讼证明过程中关于证据资料可以作为 诉讼证据以证明案件事实并加以提出、收集和运用的 原则和规范。证据规则的存在及其内容受诉讼结构的制约，由于诉讼证明过程中存在利益价值的冲突及证据和事实认定上的矛盾等原因，如果不确立为某一诉讼结构所需要的一定的证据规则，将难以保证诉讼的效率和对案件事实的正确认定。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诉讼模式差异导致其在自由证明与法定证明的证明方式和证据规则的建制上利弊互见。本文拟从两大法系证据规则的历史演进角度把握其历史的脉搏，深入探寻其内在机理，并对我国民事证据规则建…     

论鉴定结论的证据能力

鉴定证据规则在本质上是一套规范鉴定结论证据能力的规则，为此，我们需要构建完善的证据能力规则和排除规则来规范鉴定人出庭问题，辩护方鉴定结论的使用问题。并要完善相关的其它制度。     

刑事证据规则的解释原理与路径

刑事证据规则的调整对象、规则特征与程序性规则有所不同,所以其解释原理也应有所不同。刑事证据规则的解释应当遵循以准确认定事实为核心原则、“非必要,不限制”原则、妥当性优先原则。准确认定事实是刑事证据规则解释中的核心规范目的,其内涵应为不枉不纵;无罪推定原则是对证明责任解释的限制,刑事证据规则的解释无须遵循无罪推定所内涵的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但应当将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难以区分的情形视为事实问题,适用存疑有利于被告人原则;人权保障是刑事诉讼的根本目的之一,但人权保障不等于解释结果要有利于被告人;程序法定原则对刑事证据规则解释的限制仅在于不得通过解释而扩充国家刑事司法权力并侵害公民权利。由于证据能力规则、证明力规则、证明标准、证明责任等几类主要证据规则所调整的对象及规范目的不同,所以可在遵循上述解释原理的前提下对各类证据规则的解释路径、方法进行类型化的探讨。     

中国内地与港澳台刑事证据制度比较论

证据制度是指法律规定的关于在诉讼中规范证据资格、证据收集和审查判断，以及司法证明活动的规则体系。证据制度是内地诉讼制度中亟待完善的部分。我国的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在法律的继承和发展过程中分别秉承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大陆法系职权主义与混合折衷主义诉讼制度之精华，形成了各具特色且较为完善的刑事证据制度。对两岸四地的若干刑事证据规则和刑事证据证明制度进行比较分析，为内地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提供了重要思路。     

我国应建立民事品格证据规则

民事品格证据以排除为原则,以适用为例外的规则是我国完整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由于我国民事品格证据相关规定缺失而导致实践中对品格证据滥用以及各国对品格证据规则持相对允许态度的前提下,我国有建立民事品格证据的必要性;随着两大法系的证据制度的相互借鉴和相互融合以及我国司法实践中一些具体的证据规则的出现,证明我国有建立民事品格证据规则的可行性。     

“两个证据规定”构建了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体系

刑事证据规则,是指在收集、核实证据和运用证据分析案情时必须遵守的准则,作为一种法定的证明模式,它要求相同案件应该得到相同的处理。而要做到量刑的一致性,司法人员在收集和审查判断证据时,就必须遵守统一而且具体明确的规则。刑事证据规则的确立有助于查明案件事实,保障人权和保护特定的社会关系与社会利益,拘束裁判者的自由裁量权,增强诉讼程序的可操作性。     

量刑程序改革语境中的量刑证据初探

在量刑程序改革的背景下，对量刑证据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扣迫切。以证据为核心进行量刑裁判是量刑公正性和合理性的有效保障。量刑证据在证明对象、证明标准、证据能力规则等层面均表现出不同于定罪证据的特质。在死刑案件中，对量刑证据规则的设定以及量刑证据的判断和运用应该更加严格。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救济机制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诸多证据规则中标志着一国刑手司法文明程度的规则。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初步建立，但救济机制欠缺，收效甚微。因此，一方面从该规则内部应当扩大适用范围、严格启动时间、细化证明标准及进一步完善救济方式；另一方面从规则外部对取证主体的惩戒．对刑事被害人利益的弥补和对检察机关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作用的发挥等角度多管齐下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救济机制。     

论刑事证据规则的规范目的

刑事证据规则的规范目的对于规则适用中的解释、裁量和漏洞填补来说非常重要,因此在证据规则的适用中应探寻其规范目的.在证据规则的规范目的探寻中,应尊重立法者所确定的规范目的,但在立法者目的不符合现实需求或者明显不合理时,司法者可以进行一定的修正.应深入发掘证据规则的实质目的,对于具有多元规范目的的证据规则,应合理选择其首要目的或优先目的.总体上看,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规范目的可分为五种类型,即维护司法正义、保障公民权利;保障证据的客观真实性;对证明力评价进行规范、指引;保障当事人质证、询问等程序性权利;合理设置证明负担.     

关于行政诉讼最佳证据规则的问题

最佳证据规则曾是英国普通法上最为古老的证据规则之一。作为普通法传统上的证据规则之一,最佳证据规则的实质内涵是,某一特定的有关案件事实,只能采取能够寻找到的最为令人信服和最有说服力的有关最佳证据方式予以证明。我国民事诉讼证据规则中,将最佳证据规则定义为,人民法院就数个证据证明同一事实并都具有证明力,不同证据证明了相反的事实主张的情况下,有关各个证据证明力的大小所作出的认定规则的规定。在行政诉讼中,也经常出现当事人就同一待证事实提供数份证据都具有证明力,不同的证据证明了相反的事实主张的情况。因此,在起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行政证据规定》)的过程中,大家一致认为,有必要确立行政诉讼的最佳证据规则。     

从“证据学”走向“证据法学”——兼论刑事证据法的体系和功能

传统的“证据学”理论,不仅无法包含大量现代的证据规则,而且与现有的刑事诉讼法学理论也显现出明显的不兼容性,因而应该完成从“证据学”到“证据法学”的理论转型。“证据法学”作为独立的法学学科可以使研究者从法律程序的视角观察、研究证据问题,使证据规则真正成为程序法的一部分。刑事证据法体系由两种证据规则组成:一是有关证据法律资格的规则;二是有关司法证明的规则。只有确立这些证据规则,刑事证据法才能通过规范法庭审判过程,进而对侦查和起诉活动发挥有效的控制和约束作用。刑事证据法不仅可约束裁判者的自由载量权,避免使作为弱者的被告人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且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司法误判发生的可能以及避免司法裁判的拖延。     

侦查阶段公安边防案件的证据收集和运用规则

侦查阶段边防案件的证据规则是指导边防侦查人员运用刑事证据的准则,它对于边防侦查人员在刑事诉讼中正确认定案情,实现司法公正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而研究侦查阶段边防案件的证据收集和运用规则有利于边防侦查人员从不同角度理解掌握刑事证据规则的特征,使得对证据规则的运用更自觉、更有效,充分发挥证据规则的规范作用。     

减刑、假释证据规则这样构建

在大力倡导和谐社会的今天，如何运用减刑、假释制度，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显得更加重要。但是，减刑、假释案件长期以来行政化的办理，缺失相应的证据规则，已经导致了减刑、假释神秘化和备受社会公众质疑等突出问题。为此，本文针对减刑、假释证据规则之缺失，探析如何明确减刑、假释证据的可采性，合理分配减刑、假释的证明负担，建立完善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相宜的质证，认证规则。     

老阎谈公证证据（之一）为什么要研究公证证据

我国目前虽然没有专门的证据法，但现行的《民法通则》和三部诉讼法以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各自所设的证据专章已经确立了我国民事、刑事、行政诉讼证据规则。通过立法形式确立的我国民事证据规则，在《公证法》和《公证程序规则》中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我们应当从哪个视角去充分认识我国民事证据规则在《公证法》和《公证程序规则》中的体现？     

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的理论构想

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排除是一项规范证据证明力、确定非法证据的效力的证据规则。该规则自20世纪在美国诞生以来,一直备受诉讼理论界及司法实务界的关注。实践中经常出现合法的证据不一定是真实的,不合法的证据不一定就是伪造的这种情况,由此诉讼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对于非法证据存在价值的取舍,在法律适用上与法律禁止违法的精神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一旨在保障人权、强化程序公正、抑制违法侦查的证据规则表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得到了世界上多数国家立法和国际条约的认可,成为一项普适性的刑事诉讼国际准则。     

论我国证据补强规则的完善

补强证据规则是经过长期的诉讼实践得出的对于案件事实其证明作用的证据的证明力大小的判断标准。在法官判断事实的大陆法系国家里,补强证据规则和传闻证据规则等证据证明力规则一道,对法官的自由心证过程起约束作用。而在英美法国家中,补强证据规则更是被视为避免陪审团在认定事实时候被任何一方当事人所误导的重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