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研究

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历史、民族和宗教等因素,是群体性事件的多发地。文章对西部民族地区近年的群体性事件进行归类分析,试图找出不同类型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为政府应对各种群体性事件,并有效开展公共危机管理提出可供借鉴的思路与方法。     

民族方面群体性事件特征及发展趋势

群体性事件是影响民族地区社会政治稳定和边疆地区安全的一个突出问题。当前民族方面群体性事件在发展上有组织化程度不断提高、对抗性明显增强等趋势。对民族方面群体性事件的处置,需要遵从法治、公平、及早、依靠基层、依靠有关方面人士等原则,构筑多层次的防控体系。     

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原因及处置对策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类群体性事件频发,如何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引起了广泛关注。民族地区的群体事件除具有一般地区群体性事件的普遍特征外,还具有盲从性强、政治性强的特点。对于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的处理,要充分考虑地区实际,尤其要从法律的角度去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以保障社会稳定,推动法治化建设。     

边境地区民族、宗教群体性事件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冲突不断。特别是发生在边境地区的民族、宗教群体性事件又对国家主权、领土安全及社会稳定造成了极大损害。与一般群体性事件不同,民族和宗教群体性事件具有敏感性、复杂性和国际性等特征,其成因复杂,已成为影响边境地区乃至国家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必须对边境地区产生民族和宗教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处置原则和对策予以重视,以促进和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定团结和长治久安。     

与民族、宗教问题有关的群体性事件研究

因民族、宗教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具有事件参与者的多元性、事件参与者的目的性、事件发生时间和空间的特定性、事件规模的扩张性、事件后果的危害性等基本特征。根据我国现阶段面临的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影响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新形势及特点,与民族、宗教问题有关的群体性事件可分为对抗性与非对抗性两大类。其发生受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应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     

析我国民族宗教群体性事件的成因、特点及处置对策

建国以来,我国各民族间和睦相处,呈现出民族团结、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进步的大好局面。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有些地方民族宗教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影响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民族宗教地区因为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文化传统以及其特殊地位、作用,成为国内不稳定的一个潜在因素。因此,探索和研究新形势下民族宗教群体性事件的成因、特点和处置对策。对于减少由民族与宗教问题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改善民族间的关系,维护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民族宗教地区群体性事件的特征、成因及对策思考

民族宗教地区群体性事件具有敏感性、复杂性、国际性的基本特征,其成因有内外两方面的复杂因素,巳成为影响民族宗教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为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必须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应对民族宗教地区群体性事件,同时应通过大力发展民族宗教地区经济、深入贯彻落实民族宗教政策、建立完善民族宗教地区利益表达渠道等途径维护...     

对我国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的规律性认识及对策建议

民族地区能否保持社会稳定直接影响着我国的政治安定与社会良性运行。在我国进入利益分化与博弈的时代背景下,结合民族地区特殊的历史、文化与地域因素,辨析民族地区群体性事件的性质,阐释其特点,解析其成因,并提出了预防与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对策建议,以期实现社会治理成本的降低与民族地区的和谐发展。     

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民群体性事件原因探析

群体性事件是当前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群体性事件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而每种类型的群体性事件又都有着自身的不同成因。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民群体性事件是我国目前群体性事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着重从社会利益失衡、社会不公平、心理上的相对剥夺感和失衡感、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日益增强与民主诉求渠道缺失、社会控制机制弱化、直接诱发因素等六个方面对我国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农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进行了剖析,以寻求问题的解决之道。     

抓住提升民族干部执政能力的“牛鼻子”

长期以来,边疆民族地区干部队伍素质一直是制约边疆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对边疆民族地区干部队伍执政能力提升有着深远意义. 首先,民族干部的工作能力集中反映了边疆民族地区各级政府的执政能力.民族干部的工作能力是由干部个体的基本素质构成,民族干部的整体素质不高是边疆民族地区多种因素决定的,深究起来比较复杂.现在的问题是边疆民族地区的各级干部自身的素质高低直接影响着民族干部执政能力的提升.     

影响民族高校安全稳定的因素分析

当今我国社会总体状况平稳,但风险增多,尤其是影响少数民族地区和谐发展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民族高校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民族团结中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直接关系着民族地区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想要探讨新时期安全稳定工作的新思路和新方法,首先要对影响当今民族高校、民族大学生安全稳定的因素有全方位的了解和把握.从组织环境、交互环境和关联环境三个层次及其包含的十二个具体因素的分析能使我们对如何做好新时期安全稳定工作有所掌控.     

边境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研究——以公安边防派出所应急处置研究为视点

边境群体性事件受政治、经济、民族、地域等因素影响,具有区别于一般性群体性事件的特性。在其应急管理中较一般群体性事件凸显出了预警信息收集困难、应急反应时间紧迫、应急处置复杂等多种特征。公安边防派出所是维护边境地区安全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以其为主体研究边境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对于促进边境地区的和谐稳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公安边防派出所在应急处置边境群体性事件过程中还存在着预警机制滞后、协调机制不健全以及法制建设不完善等多方面的问题,需要通过强化群众基础、加强部门配合,完善应急管理机制、法制等一系列方法措施提高应急处置边境群体性事件的能力,从而更好地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全稳定。     

群体性事件的多发原因及其处置原则

群体性事件是我国当前治安管理工作中影响较大、危害较强、破坏较为严重的治安事件,具有突发性、群体性、对抗性、反复性、联动性、危害性等特点。究其原因,有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它已成为影响我国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采取有效对策,已成为公安机关当前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谈交通领域群体性事件的处置对策

近几年来,交通运输领域的群体性事件多发,已成为当前影响公安交通治安工作乃至社会稳定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交通运输领域的群体性事件具有诱发性、复杂性、规模性、预谋性、破坏性、反复性、互动性等特点。根据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的规律,一般可把群体性事件分为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对不同的阶段,应当采取不同的对策。     

我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安全理论研究

我国西南边疆的民族地区文化是中华文化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地缘政治的特点,该地区不仅有跨国民族,而且宗教也有跨境的特点。弄清楚维护我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安全理论内涵,探讨地缘因素下我国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安全,有助于解决保存和发展我国边疆民族地区民族文化特色的难题。     

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政权组织运行环境的特殊性及对策分析

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政权组织在实际运行中因遭遇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民族构成、社会文化环境等诸多特殊性因素的影响,致使在进行边疆治理时面临财政、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诸多困难。本文认为,在充分考虑这些特殊因素的基础上进行机制创新,落实基层政权组织的治理主体地位,激发组织运行活力,因地制宜地进行发展,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善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效果。     

群体性事件网络舆论特征分析——以江苏地区为例

网络舆论对群体性事件的发展有重要影响。群体性事件的网络舆论主要有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大以及呈现非理性化、情绪化倾向等特征,伴随着谣言扩散的同时还具有动态性、表层性的特征。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前,网络舆论使群体性事件的发展具有自发性和快速性;在群体性事件发生过程中,微博舆论领袖的作用大、谣言的扩散推动群体性事件的恶性发展;在群体性事件发生后,政府利用网络发布官方信息,安抚民心。     

妥善处理国有企业群体性事件初探

正随着国有企业的发展与壮大,在生产经营运行中,难免会存在影响稳定的因素。如果处理不好,就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对当地的生产、生活秩序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对国有企业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及对策展开研究和分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国有企业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     

少数民族地区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之研究——以彝族地区为例

群体性事件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有一定数量群众参与的,通过表情达意的形式,以期实现群体目的的信访、走访、静坐、请愿、闹事、集会、罢工、游行、示威,乃至围堵冲击党政机关、拦截铁路、道路交通等影响社会稳定的聚众性上访活动。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凉山彝族地区社会治安是十分复杂的问题,它既有奴隶社会的沉渣泛起,又有在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产生了许多新的社会矛盾,给彝族地区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造成极大危害。通过对凉山彝族地区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实际情况的分析,归纳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特点,分析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提出群体性事件处置措施,对于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秩序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能力—风险”视阈下民族群体性事件治理

作为社会治理创新主体的政府既是国家实现善治的有力推手,也是包括民族群体性事件在内的各类群体事件的重要根源。从政府根源来看,民族群体性事件可分为诱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和原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两大类。相应地,其预防和治理路径也有两种选择:一是官员能力治理,即通过提升政府官员的"认知—优先处置—动员"能力,以减少诱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率;二是社会风险治理,即通过对社会转型过程中"政策—结构—制度—价值"风险追问,推动相应环节的调整、优化、变革与重塑,来降低原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率。未来,只有从以往相对偏重于政府官员能力治理向两种治理并重的转变,才有望从根本上实现民族群体性事件的有效防范和治理。